疫情之后的上海没有报复性消费，谁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失业_风闻

昨天，中国疾控周刊发表了张文宏和马昕两个教授领衔的论文，讨论了奥密克戎对非高危人群的危害。

毫无意外，再次收获了全网爱国网友的一片骂声，尤其是上海以外的爱国网友。从去年被当成共存派旗帜以来，张文宏说什么都是错的，都是要挨骂的，做什么也都是错的，连呼吸都是错的，更不用说发表文章了。

但张文宏其实一直都在发言，只是不像以前一样，每次都是在微博上发言，哪怕是上海疫情最困难的时候，张文宏领衔的各种研究论文也一直在发表，而且每次都会把好事的媒体拉出来示众，交给爱国网友批判。批判的套路无非还是那个，死人不会说话。

这次的论文是基于上海疫情的数据进行的研究，大体上的结论是，总体重症比例是0.065%，高危组的重症比例为0.238%，非高危组的重症比例为零。这里确定高危人群的标准是，高龄，没有接种疫苗，有基础疾病。至少按照之前官方公布的说法，累计死亡的588人都是死于基础疾病，而且大多数没有接种疫苗。

这个研究的结论当然是非常清楚的，高危人群中重症的比例是比较高的，达到了0.238%，但对非高危人群来说，重症为零。也就是说，对非高危人群来说，转为重症的概率为零。高危人群虽然相对而言重症比例较高，但也并不是说所有高危人群都会转为重症甚至死亡，因为比例只有0.238%，一千个人里，大约2.38个人会出现重症。

这也就意味着，对于非高危人群来说，即使感染了，也不会有太大的危险，也不需要特别的治疗。所以，这个研究的结论是，希望防控政策能够给脆弱人群，也就是高危人群更多的关注和保护。这当然也就意味着，将更多的医疗资源用于保护高危人群，也就是高龄、有基础疾病并且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群。

当然，也有人质疑，按照上海六十万人感染的数字，累计死亡588人，病死率也达到了0.095%，已经显著高于张文宏和马昕这个研究中的重症比例。除了这种研究中可能存在的样本偏差之外，也可能还有其他原因。

但有些阴阳怪气的嘲讽就没什么逻辑性了。比如有人说，已经把重症都排除出去了，当然不会有重症了。这就是典型的胡搅蛮缠了。因为疾病也有病程，也有发展变化的过程，无症状可能转为确诊，轻症可能转为中症，中症可能转为重症。这个研究的意图在于说明，如果没有高危因素，转为重症的概率为零，本身就是观察病程变化的统计结论。

当然，现在讨论共存的对错问题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毕竟上海这一轮疫情大体上已经稳定下来了，之前传言说六月二十日会再次封城，也并没有成为现实。虽然解封以来仍然零零星星的还有疫情出现，但数字并不大，基本上还在可控范围之内，封控也只是区域性的，多数是以小区为单位，并没有再陷入全城封控的局面。

但许多人仍然在这轮疫情中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除了全员常态化核酸之外，一些服务业的从业者感染之后痊愈，基本上很难再找到工作了，只能被迫回老家，或者是换一个地方去碰碰运气。还有一些企业因为受疫情影响，不得不关停，有的也已经在裁员。对现在上海体制外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最担心的可能就是裁员会轮到自己头上。

还有些企业其实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准备裁员，但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会面临比较高的成本，而这次疫情的冲击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足够好的借口，让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裁员。实际上，他们可能只是经营策略的调整，而不是像其它企业一样，是效益真的受到了影响。

和2020年武汉疫情之后出现的报复性消费不同，这次上海疫情之后，一方面是因为大部分服务业仍然受到限制，普通消费者难以释放消费热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担忧。武汉疫情结束之后，普通人都还比较乐观，觉得疫情已经过去了，而这一轮疫情虽然结束了，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危机，而且是经济危机的潜在可能性。

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财政困难的情况，有些地方甚至连学校的水电费都已经无力支付，还有一些地方的公务员拖欠奖金，也有的连基本工资都不能按时全额发放。几个城市试图放开房地产管控政策，也很快被叫停了，但郑州在放开之后也依然非常低迷，当地政府已经不得不开始千方百计来刺激和鼓励买房，消化库存。

过去这些年崛起的新一线城市和一些二线城市，或多或少都面临这个问题，也就是房地产存量过剩。在过去经济形势还比较好的时候，还可以造概念来吸引人口，但潮水逐渐退去，这些城市的经济不够发达、就业机会偏少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对人口的吸引力也在下降。这也是未来一段时间这些城市必须要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