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鲜的《梦华录》与历史的黑色幽默_风闻

文 | 刘梦龙

这两天《梦华录》热播，我在乡下也被女生们抓住科普了一点相关的时代背景。这部剧如何，我不多评价，但这部剧，故事背后的故事，是挺值得说一说的。

大家估计都知道了，这部剧的原始脚本，是元朝关汉卿的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而经过编剧的改编，这部剧的时代背景，人物形象，甚至故事的内核，都有了很大改变。我们这里主要讨论的就是这部原作里的一些历史背景。

关汉卿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为元代杂剧的最高成就者之一，无论以时人还是今天的评价来说，关汉卿可以叫风流才子，或者干脆点，就是个浪荡子。他有首脍炙人口的小曲，一枝花·不伏老是带有自述性质的，这位自诩为“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

以前我们评价关汉卿，老拿这段说这是他充满了反封建的反抗精神。有没有这种精神，大概是有的，文艺复兴那班人成了事之后，也是这么概括或者叫美化当时那种放纵的社会风气。

铜豌豆是对风月场里老司机的一种戏谑，绝不是什么好词。关汉卿才华满腹，但元代科举之途不畅，汉族下层知识分子没什么出路，他本人恃才放荡。所以，这位仁兄长期游走社会的底层，跟三教九流打交道，绝不是什么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花，相反乐在其中，眠花宿柳，过着典型的浪子生活。

当这种不得志和生活经历成就了关汉卿，他写窦娥冤，写救风尘，都有真正的切身经历，写出了活生生的社会百态。但反过来说，了解作者生平，大家也能认识到，关汉卿开的车，可不是通往幼儿园的。

宋引章、赵盼儿的身份是这个故事里很让人尴尬的地方。她们的身份是妓女，杂剧里一开始只是说汴梁歌者，后面的唱词更直白些，直说就是妓女，是关汉卿平生交往最多的对象，也自然成为他笔下的人物。

这个身份当然尴尬，所以一般都有个卖艺不卖身的设定，这是有话本以来就有的话术。**但卖艺不卖身这种事，只存在话本里。**妓女、乐户属于贱民阶层，这个阶层在制度上的彻底废除，大体要到清朝中期。但哪怕到民国，社会的普遍常识，唱堂会就没有不陪睡的，这还是真正以卖艺为主的艺人。

至于各种清吟小班已经是妓女的顶层，号称打茶围，俨然如交际花。但究其本质，卖唱也不过卖身的媒介，打三五趟茶围，消费额度一满，还不陪睡是说不过去的。扬州盐商富甲天下，扬州瘦马也甲天下。哪怕是明末的秦淮八艳，卖不卖也不过是早晚、价码的问题。

为了回避这一点，编剧把时间定在宋朝，这是比较巧妙的。虽然关汉卿写得应该是自己熟悉的元朝情形，但宋朝官妓却有陪客不侍寝的规定，而且兼职卖官酒，也为故事后面自主创业埋了伏笔。

宋朝的官妓不侍寝，是因为宋朝禁止士大夫嫖宿。这其中原因比较复杂，至少在经济上，和唐以后庄园经济瓦解，商品经济发展，宋代官妓，**或者说奴婢阶级相比前代严格的贱籍制度有了较大松动，勉强算人了有关。**但具体到执行，也只能说这条规定更多停留在规定上。

**不过，这条规定是很有用，有用在哪里，用来作为风流罪过方便打击政敌上。**因为，除了个别正人君子，几乎人人都不可避免。特别有名的例子，就是大儒朱熹审名妓严蕊，试图抓住唐仲友的罪过。这其实是当年王安石对付政敌祖无择的老手段，突破口就放在名妓薛希涛上。

客观说，朱熹办唐仲友是一件挺正当的事情。唐仲友和严蕊到底怎么回事，私密之事我们不好说，但唐仲友父子都和官妓往来密切，唐仲友用公家雕刻的书版刻书私人贩卖，灾年时加赋税这都是有的。朱熹拿严蕊做突破口，尤其是在唐仲友这类人身上，在当时是常见手段。

只是没想到严蕊抵死不认，反而让案情迅速被舆论发酵，加上唐仲友和宰相王淮是姻亲，王淮直接定性为秀才置气，活了一把稀泥，最终唐朱两败俱伤，案子则不了了之。而严蕊作为一代侠妓，就此成名，事后被准许脱籍从良，还给宗室做了妾，进了三言两拍，成为话本里黑朱夫子这类理学先生的标配。

这里顺便一说，严蕊做妾是有讲究的。古代的妾和妾是不一样的。在豪门家庭生活中妾往往要有专长，常常要参与机要和协助管账等，是值得信任的自己人。而在中等家庭中，妾的定位就是生育和比较廉价的劳动力。严蕊通过保护唐仲友，证明了自己的可靠性，才赢得了进入高门做妾的权力，已经是风月女子顶级的好结果了。这其中无关真情或者正义，反而透着一股灰暗。

更加黑色幽默的是，明清之后，随着程朱理学取得压倒性优势，继续延续宋朝士大夫禁止嫖宿的规定，而且惩前朝之失，要严格的多。最终的结果，明清，特别是清朝，妓女越来越淡出士大夫的视野，**反而戏子名伶等男性实际上取代了古代的名妓。**乾隆名臣毕沅就被嘲讽麾下幕僚纷纷沉湎男色，其驻地不愧是汉朝时梁王的兔园。士大夫中同性恋的风气大盛，乃至压倒了异性恋成为主流。

回到关汉卿原本的故事里，和当代视野下的人物形象其实很不同。正因为关汉卿了解下层社会女子的真实生活，也了解周舍这样的浪子，塑造的形象绝非是单纯的黑白对立，反而丰富立体，甚至说人人都有复杂的一面。

比如作为大反派渣男的周舍，当然不是好人，但他笼络宋引章的手段直到今天也没什么过时的。夏天帮着打扇子，冬天帮着暖被窝，吃饭时帮着挑出骨头鱼刺，出门时帮着梳洗打扮，甜言蜜语小礼物，**活脱脱一个暖男。**而宋引章的母亲，也是她的老鸨，应该是她的亲妈妈，估计年轻时也是风月女子。

历史上的贱籍是世代相传的，所以古人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说卖身，连唱戏也是不敢的。要是摊上贱籍，三代都不能考科举。考科举要写三代履历，老电影《老少爷们上法场》，李幼斌演的强举人，就是爷爷玩票过界，上台唱戏，自己苦读考上了举人，却被仇家举报，直接没了功名。而脱籍赎身，并不代表风月女子就能告别皮肉生涯。老大嫁作商人妇，看似凄凉，已经是很好的结局了。很多找不到好人家的风月女子转职成老鸨私娼，老娘带着亲生女儿或者收买的女儿继续卖，甚至都算比较好的收场了。

无论是宋妈妈还是小姐妹赵盼儿，都看得出来，周舍虽然是家境殷实的暖男，但风月场里的暖男绝不可靠的。反而安秀才，虽然驽钝，倒是个接盘的老实人，日后如果读书上进，和宋引章倒算患难夫妻。顺便说一句，宋元的秀才只是泛指普通读书人，不是明清的生员，没什么特权。安秀才应该就是一个白身老百姓，虽然原作动不动就说要去考功名以后来翻盘，其实也就说说。真让他考上，估计也是一个朱买臣，宋引章一样落不得好下场。按传统话本，剧情估计就要改成赵盼儿及时注资安秀才，反杀小姐妹，成为安夫人。

娶娼妓为妻妾，而后靠其资助发迹，风尘女成为一品夫人，从唐朝的红拂女到清朝的雪里红传奇，是话本常见的题材。关汉卿的原作里，赵盼儿也以此来劝宋引章。但明清以后，这就不太现实了。安秀才是宋元之人，娶宋引章是有可能的。宋朝号称娶姬妾不论良贱，宋引章只是不能立为正妻。这是有规定的，宋朝建隆详定刑统明确规定，即使是从良的女子，也没有资格做正妻，可以做妾，但也不能在正妻死后扶正。当然，宋朝有个极端的例子，梁红玉，从韩世忠是个小卒时就天使投资，靠命运的垂青和自己努力，从一个营伎，不但最终扶正，还成了最高等级的国夫人。

后世各种话本里科举成功的负心男，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因为明清律例，进一步规定，良人娶娼妓为妻妾是完全禁止的，当官的要罢职，妻妾要被赶出家门，判定离婚。这种规定其实是很耐人寻味的，因为随着明清社会的发展，社会的流动性越来越强，良贱之间的分野在淡化，或许越缺什么，越强调什么。

当然，这条规定越到王朝后期越松动，也不是没有篓子可钻。比如秦淮名妓顾横波改名换姓就嫁了名臣龚鼎孳为妾，甚至借助明清易代成了一品夫人；寇白门嫁了顶级勋贵，保国公朱国弼为妾，号称以武士百人开道；柳如是虽然还是姬妾，但以略低于正妻的排场嫁了士林领袖钱谦益；陈圆圆先入田皇亲府再嫁大将吴三桂为妾；董小宛嫁冒辟疆为姬妾，李香君也有侯方域帮助赎身，两人都是贵公子；这些人都是权贵，也是因为他们是足够分量的权贵，可以凌驾律法之上。相反的例子，比如清朝宗室宝廷，因为对朝政不满，加上政治斗争，干脆借口子嗣太少，娶一个船女做妾，再按着这条规定，自己弹劾自己免职，回家隐居了。

甚至即使到了清末，这条规矩已经形同虚设，良贱鸿沟也没有那么容易跨越。清末名妓赛金花，已经嫁给状元洪钧，以公使夫人的身份穿戴一品夫人的服饰周游列国，夫君一死，一样被正妻赶出家门，只能继续托身欢场。

总的说，从前良贱的分野要远远大于今人的想象。实际上，就算在欧洲，比较保守的国家如德国，情形也不亚于中国。1938年，德国国防部长，元帅勃洛姆堡还被希特勒借口其续弦的妻子当过妓女，被赶出军队。所以，风尘女子想飞上枝头是极不容易的，也就只能存在于话本里。

我们再回到宋引章身上，固然，周舍是个家暴的渣男，但如果看关汉卿的原作，宋引章也绝非良配。宋引章嫁给周舍后，在抬回郑州的轿子里，大概憋闷的发慌，脱得赤条条的翻筋斗，嫁到周家，套个被子，把隔壁家的王婆都给套了进去。这当然是极度夸张，不外乎是关汉卿形容宋引章不脱风月女子的做派，既不懂女红，也不行为端庄，在普通人家难免要出丑丢脸。之后，赵盼儿蛊惑周舍休妻也拿宋引章不会做家务当理由，可见大家都心知肚明，宋引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因此直接激起了周舍对她的家暴，而宋引章私藏的五十两私房钱也被夺走了。

这里不妨为宋引章说句公道话，她身上的问题是风月女子共通的问题。大部分风月女子的收场都不好，越是晚近越是这样。晚清到民国，青楼女子的典型生命周期，就是从头等清吟小班跌到茶室，再跌到下处，最后跌到最下等的窑子，一旦跌入最下等的窑子，生命就进入倒计时了。

风月女从良是极不易的，她们没有正常的消费，理财能力，也不善于家务，很多人还失去了生育能力，患有性病，甚至被刻意引导吸毒，这都使她们无法回归平淡的日常生活，也是控制她们的一种手段。大部分风尘女子只有死路一条，即使有幸从良，风尘女耗尽积蓄后的二次卖身并不罕见，不要说嫁作商人妾，能遁入空门已经是一种好结果了。

最终赵盼儿以引诱周舍的办法，酒色兼施，智取休书。周舍作为风月老手，虽然警觉，马上把写的休书夺来一口咬碎，却不敌赵盼儿偷龙转凤的手段。反而被赵盼儿将计就计，突击给安秀才与宋引章办婚事，在打官司的时候，当场拿出休书，使原本自以为胜券在握的周舍吃了一个抢夺良人妻子的罪名，灰头土脸。原作固然是圆满结局，安秀才和宋引章成双，周舍恶有恶报，其实也隐隐埋了一个不安的伏笔。周舍被判六十杖，是因为证据确凿，但他父亲和太守相识，没有真正送去有司问罪。甚至赵太守判他杖责，其实是可以赎买的，也就是周舍也就破财而已。

原作就到此为止了，元杂剧都不长，就像童话寓言一样，勇者打败魔王，王子和公主就永远幸福了。我们不用去讨论，这次教训之后，宋引章真的就能的安分度日吗？安秀才作为接盘工具人，会不会有别的想法？更没有改编故事里，女性自强不息，努力创业的进一步发展。

但如果在故事之外，这样恶整了一个有权有势的士绅之子，真的安秀才，宋引章，乃至赵盼儿就能美满幸福的生活下去吗？就好像阿凡提一次次用话术戏弄巴依老爷，大臣，国王，真的可以安然无恙吗？赵盼儿作为一个侠妓，本身就是关汉卿笔下，一个类似于阿凡提式，要智慧戏耍权贵的这样一个下层英雄人物。或许，赵盼儿这样的人物，在关汉卿的身边就有。不过想来也不会单纯的良善之人，哪怕故事里的赵盼儿也显然不是省油的灯，是很有些手段背景的江湖儿女，而这样的江湖儿女，也必然是一个有多张面孔的灰色人物。

元朝是奇妙的朝代，固然像关汉卿这样的人，可以说怀才不遇。但它最大的特点又恰恰是不管事，极端到连公开写反诗都不管的程度，关汉卿可以尽情去写窦娥冤之类的故事，真没人管。元朝连税收也搞过包税制，就是说，你可以竞价承包整个地方的税收，交钱给朝廷，之后，你能从当地收多少税，都是你的本事。各地高级长官虽然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只能做副手，终元朝一世，汉人不知道元朝兵马的总数，然而地方实权又往往落到汉人的属员，乃至翻译手上。

由此，各地士绅也在这个时期如鱼得水，极度分享了地方权力，这也是元朝社会黑暗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说，救风尘这个故事在真正的历史里，或许要取决于女豪侠赵盼儿的武力，而不是风尘女赵盼儿的智慧。

又正因为真正做到了和士大夫共天下，虽然元朝实施四等人的民族歧视政策，但元朝末年也好，元朝灭亡后也好，天下的士大夫，大体是普遍支持并怀念元朝的。连驱逐鞑虏，要恢复中华法统的朱元璋都被迫表态元顺帝虽然是异族，也是真命天子，自己造反是不得已，否定了红巾军起义中强烈的反民族压迫的合理性，确认元朝法统是合理的。要知道，历史上刘邦建立汉朝后，是承认陈胜吴广起义的正义性，司马迁把陈胜吴广放在世家的地位，是符合当时的政治基调。这种影响要到蒙古势力在英宗朝后又死灰复燃，华夷之辨才真正成为社会主流。

最后，我想特别提整个片子的名字，它用了梦华录，这是很有意思的。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一样，完全是北宋宣和极盛时，开封的一个代名词。它指的是南宋人写的东京梦华录，这是一部追忆前朝旧都繁华景象的伤感之作，在山河破碎，南宋偏安的大历史背景下，显得一切如繁华一梦，充满了悲剧色彩。

然而，在梦华录追忆的烈火烹油的开封盛况里，道君皇帝的盛世里，已经隐藏着深刻的深刻危机。毕竟花石纲使天下怨声载道，宋江，方腊起义已经如火如荼，在开封之外，繁华之下，王朝的内里已经朽烂。

当然，在电视剧里，我想应该是不会表现，最终国破家亡，靖康之耻的空前惨烈，主人公们所创造的一切成就，一切的爱恨情仇，都付之一炬。然而，没有开封的繁华，宋朝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也不会有电视剧里赵盼儿她们的故事和之后的当代主题延伸，大宋的开封就是这样一个最合适的舞台。

宋以后历代的思想家都敏感洞察并切身体会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思想的变化。这种思想的变化，造就了赵盼儿风月救风尘这样的市井故事。然而，在社会生产力没有决定性进步的情况下，这种旧秩序、旧道德的瓦解，也带来了深刻的社会问题。无论士农工商都被裹挟其中，良贱无别，钱能通神，从朝廷到百姓，一切都在逐利，不断削弱着国家的力量，加速着统治阶级的腐朽。旧的路线不能依仗，新的道路不知在何方。

从这个角度说，程朱理学的发展，恰恰是为了对应这种变化。由于异族入侵，宋朝的民族矛盾压倒了其他矛盾，所以这种商品经济发展对旧道德的瓦解，对世道人心的变异还没有彻底表现出来。**开封的梦华录是戛然而止，而五百年后的明末，则把这一切，最繁华也最腐败的一面，彻底暴露了出来。**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成熟，资本主义的萌芽虽然已经诞生，但决定性的变化还没来得及到来，反而社会的极度腐化失序已经出现，极大加速了王朝的终结。

秦淮八艳的故事可以看做五百年后开封梦华录的续篇。明亡后的文人，常常也把过去的时光看做幸福的梦幻，比如大才子张岱的陶庵梦忆，俨然又是一部梦华录。

一边是江南的才子佳人，歌舞升平，一边是广大北方地区的民不聊生，京师的文官内斗正酣，镇守九边的大军食不果腹，关外的满州虎视眈眈。小冰河季、西班牙经济危机导致的白银短缺、流寇、满州、脑满肠肥的宗室藩王，秦淮河上的歌女，大明那些忙着风流快活的勋贵与士大夫，谁才是亡天下罪魁祸首。

大明和大宋一样，腐朽是极度腐朽，却还没到必亡之势，却又偏偏在最不该灭亡的时机，以最惨烈的方式灭亡了。这其中的教训是极为深刻了，再一次重复了亡天下的极大悲剧，整个社会痛定思痛，最终又踏入了总保守的境地。

即使，时代发展到今天，是不是我们就完全战胜或适应了这种商品经济发展的副作用？几乎所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面临这样的境地，随着社会的高速变化，旧秩序，旧道德在瓦解，人们在思想上无所适从，物欲横流，异端纷起，带来对一切道德约束的践踏，由此最终通往混乱与失序的道路，而失序又是失败的开端。

自由主义与多元化的弊端在当代已经日益明显，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进步是双刃剑，最终能不能避免从自由走向混乱，避免通往总保守的道路，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