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时光以生命，而不是给生命以时光”_风闻

【一】

6月10号那天，终于带外婆去拍了X光片，距离她4月9号摔跤已经过了整整两个月。

关于外婆摔跤的事情，之前在《“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在仰望星空”》那篇里详细写过，这里不再赘述。由于封控期间的诸多限制，外婆摔跤后并没有去过医院——因为医院只允许一个家属陪同，且家里的其他子女也没有办法来探望。在家里养了两个月的伤之后，外婆的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但臀部一直都有疼痛感，于是在社区卫生院重开之后，带她去做核酸拍了X光片。X光片的结果正是我们之前最担心的情况——髋部骨折——确切地说是股骨粗隆间骨折，也就是大腿骨连接股骨头的部分断了。由于延误了两个月，现在外婆的断骨处已经产生了错位愈合，断裂的骨尖以一种十分骇人的姿态扎在她的大腿里。

外婆的X光片

股骨粗隆间骨折的不同分型

髋部骨折也被称为“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对于年轻人来讲，除非遇到极为严重的事故，髋部是很不容易骨折的；而老人由于骨质疏松，属于髋部骨折高危人群，像我外婆这样一跤跌坐在地上就摔断了粗隆间。根据临床数据，60岁以上的老人髋部骨折之后，超过50%会在一年内死亡。因为老人骨折之后需要长期卧床，容易引起坠积性肺炎、静脉血栓、压疮、泌尿系统感染等并发症。

当我知道是骨折时相当震惊，但我震惊的并非骨折这件事本身，而是这两个月外婆是怎么熬下来的？以我对骨折的认知，人骨折了之后难道不是应该疼得动都动不了吗？过去两个月我还每天抱着她去上厕所、洗澡，这该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啊？连拍片的医生都说外婆“蛮弹硬额”——这句上海话的意思是说人在伤病疼痛的折磨下非常坚强。

外婆并不是想要坚强，她只是没办法而已。这两个月里我不知道听她唉声叹气了多少次——**“唉，我死么死不掉，阎罗王不收我，活着也是受罪啊！”**除了肉体上的痛苦之外，她内心也充满拖累家人的内疚，看着许多人围着她转，自己却再也站不起来，让她感到十分无助。我妈妈作为全职照顾她的劳力，不能离家超过1小时；我作为把屎把尿的劳力，不能离家超过3小时，若有事要出门必须提前关照好其他亲戚来接班。我太太现在大着肚子，我儿子又特别闹腾，我不带他们出门的话，他们也走不远，相当于一个人生病，四个人陪着“软禁”。我作为一个居家工作灵活就业人员，倒是乐得足不出户，也从来没有抱怨过；但时间长了，外婆自己难免会有越来越重的心理负担，觉得对不起我们。

这么严重的骨折，怎么会过了两个月都不知道呢？这主要是因为外婆摔坏的左腿本来就是坏的，20年前膝盖的半月板便已损坏，早就习惯了不用左腿来承重。人体器官一向是用进废退，或许正是长期以来的“闲置不用”，加剧了骨质疏松的问题。

跟大多数的髋部骨折一样，股骨粗隆间骨折是没法儿打石膏的，一般有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方法。保守治疗就是在家躺着，通过做牵引来避免错位愈合，等着骨头自己长好。据说通过保守治疗能够长好的可能性不到20%，而且做牵引也很遭罪……不过呢，由于耽误了两个月才去看诊，外婆现在的情况已经没法儿通过牵引进行保守治疗了。

手术治疗的存活率虽然高得多，但对病人本身的身体素质有要求，做手术意味着要麻醉、开刀、出血、打钢钉、甚至置换关节……我实在很难想象要怎么把钢钉打进外婆脆得像石膏一样的骨头，而且打完钢钉后续仍存在股骨头坏死的可能性。

舅舅们先后去了两家上海的三甲医院问诊，第一家医院明确表示不收治，因为风险实在太高了，说这种关节置换手术的时间很长，90岁以上的老人光是持续麻醉的风险就非常大。那家医院医生给的建议是放弃手术治疗维持现状，老人家怎么舒服怎么来吧，她想要干嘛就让她干嘛……第二家医院则建议做手术，不过不进行复杂度更高、耗时更长的关节置换，只需要开刀打钢钉把骨头重新接好就完了。医生说，手术风险当然是存在的，但如果手术成功的话，能大大提高外婆的生活质量，之后她可以自己翻身挪动甚至走路，照顾她的人会轻松很多。

外婆是个很简单的人，小时候没读过书也不认识字，活到这把年纪在世间早已没了牵挂。由于腿脚不便她本来就长时间卧床，摔跤对她最大的影响是无法自己起床上厕所吃饭，其他生活作息并无改变。两个月来她已经习惯了新的生活方式，觉得自己现在这样挺好，并不想再去医院开刀遭罪。然而从家里人的角度来讲，或许总会觉得放弃治疗说不过去，因此舅舅们目前基本上决定了要做手术——做手术就像一场赌博，可能减轻她的痛苦，可能拖延她的痛苦，也可能加速她的解脱。

【二】

别人家怎么样我不清楚，我家里的四个老人，算上正在鬼门关前徘徊的外婆，有三个在去世前都受尽了折磨。我爷爷从中风到去世之间的十多年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后来又罹患老年痴呆，变得神志不清六亲不认；爷爷解脱之后，辛苦照顾了爷爷十多年的奶奶还没来得及喘口气，身体紧接着就垮了，靠心脏搭桥手术续了命，在毫无生活质量和自理能力的情况下煎熬了好几年，最后几年也是变得神志不清连话都说不出……相比之下，死于胆囊手术医疗事故的外公反而受的罪最少。

肉体受罪只是一方面，由于生活无法自理，他们最后几年可谓活得尊严丧尽。我爷爷是最严重的，我印象中他生病后嘴巴一直闭不起来，没有牙齿的阻挡，肿胀的舌头像狗一样耷拉在外面，口水直流。大小便失禁更是老年人的普遍现象，我外婆现在就经常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不是要拉屎、有没有拉屎，有时候脱下裤子一股恶臭扑鼻而来……

照理说老人为社会做了一辈子的贡献，退休之后理应安享晚年，可我这些年来自己家人身上看到的却是经年累月的折磨，最后毫无尊严地咽下最后一口气……他们不但自己在最后的日子里活得生不如死，还拖累了自己最亲的人。家里人常说，如果不是因为照顾爷爷，奶奶的身体不会那么快垮掉——我奶奶的整个晚年都是在被病人和病痛的折磨中度过的，现在类似的事情也正发生在我妈妈身上……

在目睹我爷爷半身不遂且神志不清之后的很多年里，我都一直试图去理解——为什么人对活着有如此强烈的执念？明明知道不可能好转，每多活一天对自己对别人都是折磨，为什么依然要吊着这口气呢？

毫无疑问，现代医学延长了我们的寿命，减轻了我们的痛苦，提高了生活质量；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却也使得一些人承受了更多的痛苦。赌王何鸿燊纵然家财万贯，能够一掷千金耗费巨资续命，生命中的最后几年还不是尊严丧尽，成为一具被家人用来争夺财产的傀儡。文学巨匠巴金95岁那年重病入院，他自己只想平和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可由于巴金在文坛举足轻重的地位，家人和领导要求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活下去——被抢救回来的巴金从此成为了一件毫无生活质量的“摆设”，靠插管和呼吸机维持着生命……最后他被迫在病床上生不如死地煎熬了6年之久，并留下了一句话——“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意识到这种“活越久受越多罪”的老人自然远远不止巴金，2017年，79岁的琼瑶奶奶发布过一封《写给儿子和儿媳的一封公开信》，直言自己不求长寿，但求“速死”。

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封信。

我已经79岁，明年就80岁了！这漫长的人生，我没有因为战乱、贫穷、意外、天灾人祸、病痛……种种原因而先走一步。活到这个年纪，已经是上苍给我的恩宠。所以，从此以后，我会笑看死亡。我的叮嘱如下：

一、不论我生了什么重病，不动大手术，让我死得快最重要！在我能做主时让我做主，万一我不能做主时，照我的叮嘱去做！

二、不把我送进“加护病房”。

三、不论什么情况下，绝对不能插“鼻胃管”！因为如果我失去吞咽的能力，等于也失去吃的快乐，我不要那样活着！

四、同上一条，不论什么情况，不能在我身上插入各种维生的管子。尿管、呼吸管、各种我不知道名字的管子都不行！

五、我已经注记过，最后的“急救措施”，气切、电击、叶克膜……这些，全部不要！帮助我没有痛苦的死去，比千方百计让我痛苦的活着，意义重大！千万不要被“生死”的迷思给困惑住！

我曾说过：“生时愿如火花，燃烧到生命最后一刻。死时愿如雪花，飘然落地，化为尘土！”我写这封信，是抱着正面思考来写的。

我会努力的保护自己，好好活着，像火花般燃烧，尽管火花会随着年迈越来越微小，我依旧会燃烧到熄灭时为止。

至于死时愿如雪花的愿望，恐怕需要你们的帮助才能实现，雪花从天空落地，是很短暂的，不会飘上好几年！让我达到我的愿望吧！

人生最无奈的事，是不能选择生，也不能选择死！好多习俗和牢不可破的生死观念锁住了我们，时代在不停的进步，是开始改变观念的时候了！

琼瑶奶奶“火花”、“雪花”的说法，在内涵上其实是抄袭了泰戈尔那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Let life be beautiful like summer flowers And Death like autumn leaves.）；琼瑶奶奶这段话的最后一句我也认为值得商榷，对生死的执着恰恰是从当代开始的，因为科技的发展让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掌控生死的能力，从而产生了一种能够“无限续命”的幻觉；在从前人均寿命只有四十多岁的年代，就算想要执着于“活着”恐怕也执着不了。

【三】

无论是通过国外的影视文学作品，还是通过和一些医护工作者的交流，我发现从普遍性来看，当代中国人似乎是全世界最怕死的群体……我想，这或许是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神论国家。

没有人不怕死，这是我们生存的本能。然而由于社会环境、所受的教育、被灌输的观念不同，有一些群体会比另一些群体更能够坦然接受“死亡”这件事，比方说无神论者、一神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群体对于死亡的观点和看法当然会很不同；另一个例子是，二战期间太平洋战场上的日本士兵显然要比美国士兵更加无惧死亡。

跟宗教信徒相比，无神论者的特点是务实，不相信身后虚无缥缈的承诺，着眼于现世的成就，非常勤奋和努力，这是中国能在短时间内飞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也正由于务实的特点，无神论者在心理上很难应对死亡这种虚无缥缈的事情。

首先，无神论对死亡的描述实在太过真实、冷酷、直白，让人很难不产生恐惧和焦虑；其次，当一切立足于唯物主义的无神论，那么人们难免会去一味追求“生命的数量”——因为“生命的质量”是一种主观属性，无法进行量化，只有“生命的数量”才能在客观上进行量化统计。我们能够比较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人均寿命、人均收入，但没法儿比较人均生活质量不是吗？美国人可以说他们吃了更多的牛肉，但我们也可以说中餐做得更好吃。就连不丹这种愚昧贫穷的国家，都能腆着脸自称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参见《全球排名倒数第十！是什么让印度人民的幸福感崩塌？》）

不丹之所以敢大言不惭，是因为他们可以用宗教对自己国民进行“幸福感”的洗脑教育。宗教是一种精神毒品，但就像鸦片、吗啡具有药用价值一样，这种“精神毒品”也有其积极作用——缓解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

我在印度瓦拉纳西（Varanasi）游览时，时常流连于恒河边的烧尸河坛，平均每五分钟就能看到一具尸体被运来火化，骨灰直接倾倒入恒河中。尸首用象征印度教的明亮橙黄色绸布包裹，装饰以大量的鲜花。我从未在家属脸上看到过悲伤和恐惧，他们大都极为平静甚至欣喜地接受这一切。因为印度教徒相信这一世的死亡之后能够进入下一世的轮回，恒河是连接天界、凡间、冥界的通道，在恒河边火化是颇为圆满殊胜的功德。（参见《恒河为什么会成为印度的圣河？（上）恒河之水天上来》）

又比如在藏传佛教寺庙庆典的金刚神舞（Cham Dance）中，有一个重要主题是展现死后的世界，目的是让人们在生前就熟悉阴间鬼神的形象，死后不会由于进入陌生环境而惊慌失措，从而为“中阴救度”做好准备。（参见《拉达克往事11·不期而遇的“香格里拉”》）

恒河边的葬礼，将人引渡到下一个世界

金刚神舞中对死后世界的展示，这两位是阎王

藏传佛教寺庙中也经常能见到骇人的“死亡教育”，目的正是通过“脱敏疗法”让人克服对死亡的恐惧

正因为具有这种能够让人直面死亡的力量（尽管是虚妄的），人们总是会自发地在宗教上寻求慰藉；相对的，假如我们被告知**“人只能活一次，一旦死去便化作虚无”**，这无疑会让许多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因此人们更愿意选择相信天堂、来世、解脱，甚至宁可死后下地狱，也不愿自己的神识湮灭。鲁迅就说过：“我们中国人是相信有鬼（近时或谓之“灵魂”）的，既有鬼，则死掉之后，虽然已不是人，却还不失为鬼，总还不算是一无所有。”

在绝大多数宗教中，“死后会怎么样”、“如何看待死亡”都是非常基本且重要的问题，“死亡教育”堪称是一项“灵魂工程”。我这些年读过的书里面，最典型的可以归类为“死亡教育”的书应该就是《西藏生死书》（The Tibetan Book of Living and Dying），这本书基于藏传佛教的一些哲学和理论，教导人们应当以何种态度看待并接受死亡。《西藏生死书》的全本现在在国内已经找不到了，只有美其名曰“精华普及本”的删减版。不过这本书被删减倒也不冤，里头传教性质的私货实在有点多。我记得当年在读繁体版《西藏生死书》全本的时候，读前半本经常有醍醐灌顶的感觉，后半本却像拙劣的嵌入式软广。但总的来说，这本书还是值得去读一下，因为我们实在太缺失相关的死亡教育，书中关于生死的哲学道理放诸四海而皆准。

中国对“死亡教育”的缺失并非偶然，跟外来文化相比，中国儒家文化自古以来都不提倡对死亡的研究。打孔子那会儿起，儒家就教大家要活得务实：“未知生，焉知死？”——活着的事情还没搞清楚，干嘛费劲儿去研究死后的事情？又教大家“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于是就把这个问题糊弄过去了。或许是因为孔子的教诲在前，中国人历来觉得“幽冥之事”不可言说，大家对“死后会怎么样”的问题一直都稀里糊涂敷衍了事，从来没有一个让大多数人达成共识的标准答案。我们莫名其妙地保留着祖先崇拜，同时又吸收了一部分佛教的生死观——阴曹地府和轮回转世这些概念其实都是印度传过来的；近百年来受基督教文化影响还引入了天堂的概念。那么问题来了——**中国人死后究竟是位列庙堂享用香火呢？还是到十殿阎王那里报到之后等分配呢？是重新投胎进入轮回转世呢？还是上天堂呢？**从习惯上来讲，很多人每年都在祭扫烧纸；从感情上来讲，很多人又觉得上天堂最省事儿。因此现在每当网上有受到关注的遇难者新闻，底下的留言通常都是一大片“天堂没有XXX”——这个句式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性的自我欺骗和自我安慰，其实那些留言的人自己也不相信有天堂——假如人一死就能上天堂，那为什么还要为他们的死难过呢？难道不是应该“鼓盆而歌”吗？

归根结底，很少有中国人真的相信死后会上天堂或者进入下一世的轮回——有很多人或许嘴上会这样说，但心里并不确定，内心深处不可避免地对死后的万事俱休怀有深深的恐惧。

与缺乏“死亡文化”相对的是——或者说正因为缺乏“死亡文化”，咱们中国自古以来都一直有着独特的“长生不老”文化。从秦始皇开始，我们就孜孜不倦地追求各式各样延年益寿的长生术，从炼丹修仙到采阴补阳，从未放弃过对长生不老这一终极梦想。光是一本《西游记》中，就能找到各种让人长生不老的法门——蟠桃、人参果、金丹、元阳采补、唐僧肉……甚至连涂改生死簿都行！世界各地的其他文化中不能说绝对没有“长生不老”，但远远没有我们中国人这么执着。

因此，国外流行的“临终关怀”（Palliative care）在中国一直都很难开展。临终关怀的目的是让老人有尊严、有准备，舒适、优雅地“走向彼岸”，主张不加速也不拖延死亡，减少老人的痛苦，让死亡处于一种“可控制”的状态下。可由于我们根本不相信有“彼岸”，**不管如何死去，都是不可逆转的终结，**唯有活着才是“可控制”，一切的好与不好都必须建立在“活着”的基础上。因而我们热衷于千方百计延长“活着”的时间，却并不特别关心“活着”的质量。

在从前，为了缓解人们对死亡的焦虑，儒家倡导“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尽人事，知天命”——生死富贵这些东西早就注定好了的，要敬畏天命，不要强求。进入现代社会破除了封建迷信之后，我们对天地鬼神的敬畏土崩瓦解。可是人类这种愚蠢的动物吧，总得信点儿什么才舒服，这是我们心灵的局限性。

无神论群体在无神可信了之后，最容易顺水推舟去信仰的就是“科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信仰科技和尊重科学知识是两码事儿，正是因为科学知识不足才会把科技当做“万金油”——科技的进步能让人们的生活水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提高，比求神拜佛管用多了！主动加入“科技教”的信徒不在少数。于是乎，“人定胜天”、“现代医学无所不能”取而代之成为了人们在面对死亡时的新信仰，让他们再一次隐约看到了“长生不老”的希望。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的王一方教授曾表示，不少中国人的潜意识里都有一种“医学万能”的想法——病人只要送去了医院，疾病就应该得到治愈，就不应该会死；如果病人死在医院，那就一定是医院、医生方面的疏忽和过错——这正是中国特色“医闹”之所以会存在的重要原因。

也正是因为基于这样的潜意识，当某些中国人一旦看到了“传染病可以被阻断和控制”的可能性，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既然死亡可以避免，为什么不做呢？”有一部分人打心眼儿里相信，在现代医学的加持下，人的“必死性”可以被改变，自然规律可以被打破——只要阻断了某种病毒的传播，就能避免基础疾病缠身的老人的死亡，“长生不老”的千年幻梦终将可以实现。

【四】

对死亡的焦虑和对生存的执着，乃是一体两面。我们是如此怕死，因此“好死不如赖活着”、“生命至上”、“生命权是最大的人权”这些观点在中国有着大批的信众。这些话乍听之下似乎没毛病，其实经不起推敲，假如人生在世只把“活着”作为唯一的诉求，那么这个世界恐怕不会特别美好。

是的，活着是一切的根本，对于死人来说一切都没有意义。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最基础的。很多人应该会认同这样一个比喻——活着是1，财富、成就、家庭等等都是后面的0。其实这个比喻并不准确——只有健康、自由地活着才是1，而不自由不健康地活着，可以是-1。

那么健康和自由哪个更重要一些呢？显然是自由，健康的目的难道不就是为了自由吗？失去健康的本质难道不就是失去行动的自由吗？假如连家门都出不去，我干嘛还需要可以奔跑可以攀登的双腿？人固然要活着才能谈其他，可是假如我们把“活着”作为唯一的追求，为了满足安全感，以“保护”之名牺牲掉自由以及其他各种权利，我们和笼子里的动物又有什么区别呢？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正是因为我们有更高级的上层需求——只有当马斯洛需求被完整满足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完整的“人”；牺牲上层需求来满足底层需求，无疑是一种野蛮的倒退。

然而以“保护”之名限制他人的自由似乎极为普遍，关于这一点我最近在带娃的时候深有体会。

馒头回到上海之后，很快就成为了我们小区里的“明星”，因为他实在太过“放浪形骸”，而我身为家长也相当的“放任自流”。有次小区里一个不认识的邻居主动来跟我说：这个小孩子看起来好像混血儿。我说他确实是混血，但你是怎么看出来的？馒头虽然混血但依然是中国人长相。她说因为你们带小孩的风格不像中国家长。

除此之外，我也碰到过一个上海本地老阿姨，看到我“放荡不羁”的带娃方式后，在边上用上海本地话嘀咕，说我们肯定是“外地宁”——在充满优越感的本地老阿姨眼里（尽管在市区上海人眼里她属于“乡下人”），大概只有“低劣的外地人”才会像我这样带娃；并且她对自己的判断十分自信，认定我听不懂她讲的本地话。

许多中国家长，尤其是城市里的家长，对孩子的保护往往是360度的——这个不能摸，那个不能碰，这里不能走，那里不能去，稍有风吹草动就如临大敌状；而我们家的馒头在外面奔跑、摔跤、钻草丛、把脏东西塞进嘴巴里、在水坑里跳得浑身湿透、光着脚跑来跑去、摸猫摸狗、喝生水……我都由着他去。尽管他满腿都是乌青块，脸上也经常破相，我觉得并没什么大不了的。常有老年人在边上看得心惊肉跳：摔跤怎么办啊？拉肚子怎么办啊？被猫抓了怎么办啊？我对此满不在乎：过去的孩子不都是这样长大的吗？摔跤就摔跤，生病就生病，只要没有生命危险就行，又不是治不好。我当然也不是完全不管，我会按照我的标准来评估风险——如果馒头爬到高处，我一定会在左右护着他；如果附近有车来往，我会用身体挡在他面前；我允许他亲近大自然的花草泥土（不包括夹竹桃、曼陀罗等有毒植物），但会阻止他捡拾烟屁股之类的垃圾，也不会让他接触生活中的化学品。

大多数人都无法忍受看到孩子这样躺在草丛里，我都随他去，虫子咬就咬吧，咬不死就行了

在我旅行的过程中，见过世界各地不同人带孩子的方式，然而我只在中国见过四个大人前呼后拥着一个孩子，在国外倒是经常见到一个大人带两三个孩子。我有理由相信国外那种放养孩子的方式才比较符合人类的自然天性，毕竟“独生子女”并不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现象。我会在我认为的安全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让馒头探索这个世界，但问题在于，不同的人对“安全”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拿我自己来说，我在卫生问题上可说是毫无底线，信奉“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并且在长期实践从未中过招，从而锻炼出了一副百毒不侵的好肠胃——要不然的话我怎么能在印度心安理得地生活呢？馒头有时故意把食物弄到地上，还踩上一脚，我会面无表情地把他踩过的食物捡起来再喂给他吃。有次馒头捡了一个已经晒得发白、一碰就碎的狗屎塞进嘴里，我太太在边上抓狂（大多数人应该都会抓狂），我内心却毫无波澜——就算有什么病菌寄生虫，也难以在这干透白化的狗屎里存活吧？如果这粒狗屎已经被踩碎成灰散落到大自然里，你又如何能够辨别呢？非要追究的话，世界上有哪一片泥土从未沾过屎呢？在我的训练下，馒头现在也练出来了一副强大的肠胃，不管啥脏东西塞嘴里都从来不生病——清洁卫生的环境不过近几十年才刚有的，人类的免疫系统和消化系统，本身就有应对自然界中的病菌的能力，更有研究表明让小孩适度接触动物粪便有利于健全他们的免疫系统，避免产生过敏症。

我知道一定有无数人会强烈抗议我的带娃方式，尤其是那些有洁癖的上海老阿姨，看到我带娃的方式经常在边上大呼小叫长吁短叹，忍不住就要出手相帮。我太太带娃的风格也比我保守很多，她总觉得放任馒头在外面跑来跑去太危险，于是就会简单粗暴地把馒头像动物一样关在椅子里或者围栏里。我跟她在这个问题上便存在分歧——我认为不能为了保护馒头就过度限制他的自由，阻止他去探索这个世界。在风险可控情况下，即便我预判到馒头会摔跤会受伤，依然会让他自己去尝试——只有当他自己尝试过、疼痛过之后，才能学会下次不去犯同样的错误。人生活在世界上本来就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风险，纸上得来终觉浅，不让他自己去实践，他又怎么能长大呢？——归根结底，没有人能保护他一辈子。

在孟加拉的贫民窟，看到一个小孩儿被绳子绑在家门口——大人没有时间管他，又怕他乱跑，于是就采取了这种方式

当然，我承认我家馒头出意外的风险肯定高于其他小孩，但为了让他更好的学习和成长，我在评估得失之后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整个疫情期间，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馒头都没有戴过口罩，他自己不肯戴，在劝说无效后我决定不再强迫他。有人拿儿童死亡的病例吓唬我，我丝毫不为所动——能够让儿童夭折的疾病多的是，在新冠还没有出现之前，每年全球都有70万到10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于肺炎球菌疾病，而中国儿童的死亡人数则是3万（不同来源的数据可能有出入）——过去人们从来没有因为肺炎球菌要求儿童戴口罩，我现在为什么要为了一种对儿童致死率更低的传染病扼杀掉他呼吸的自由呢？要是馒头连一种大多数人都能安然无恙的病毒都扛不过，那只能说明他本来就不适合生活在这个世界——这并不是什么侥幸心理，而是我权衡了风险之后的选择。假如说现在外头有一种传染病，小孩儿中招后死亡率极高，那我肯定也会把他严防死守保护起来。

一方面，安全和自由不可兼得；另一方面，凡事过犹不及，无论是“过度的安全”还是“过度的自由”，都会产生副作用，需要进行权衡。可问题仍在于，不同的人对“过度”的定义不同，比方说中国人可能会觉得美国人“过度自由”，但美国人自己可不这么认为。人类天生就有趋利避害的心理，在权衡得失时，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杆秤。就好像在疫情早期，死亡风险很高，大部分人都愿意牺牲一部分自由来换取安全；然而随着病毒的不断变异，防范病毒需要牺牲的自由越来越多，可以规避的风险却越来越少，成本和收益完全不对等，许多人经过权衡之后就不乐意了。由于每个人的风险偏好和得失是很主观的，因此就造成了彼此的对立和舆论的撕裂。就连我跟我太太都没法儿在“究竟要给馒头多大的自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类似的问题又怎么可能指望全社会达成共识呢？

在如何权衡“安全与自由”的问题上，我并不在乎小区里那些老阿姨是否与我达成共识，因为我早已在先哲那边找到了共鸣和肯定。

大刘的《三体》让17世纪法国数学家帕斯卡的一句话家喻户晓：“给时光以生命，而不是给生命以时光。”（To the time to life, rather than to life in time）——短暂而精彩的人生，胜过漫长而虚度的光阴；我们大家更熟悉的一句话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Life is dear, love is dearer. Both can be given up for freedom.）——所以我相信，肯定不止我一个人认为，自由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生命权要基于自由才有意义。

在我的认知中，以过分高昂的生命质量为代价，去追求有限的生命数量，无疑是在舍本逐末；少数人的生命权是很重要，但它不应该成为侵犯多数人其他权利的理由**—**—每个人首先应该像一个独立的人那样对自己负责，而不应该像一个被溺爱被宠坏的孩子那样成天要求别人对自己负责。我们不能为了不产生0，就把大多数人弄成了-1的状态。

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生命之所以成其为“生命”，都是因为我们在“活着”之外还有着更高的追求；假如将这些东西剥离，那么人将不再成其为人，同时生命的重要性本身也将不再成立**，不值得去拯救**。

我知道会有许多人无法认同我的这种想法，由于“死亡教育”的缺失，他们对0的畏惧远大于-1，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习惯了逆来顺受，不在乎尊严和自由，为了满足像笼子里的动物那样活着的可悲安全感而不惜践踏自己和他人的权利……

谁让我们只能活一次呢？

可是，难道不正因为我们只能活一次，才更应该勇敢地、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活吗？

反正我们只能活一次。

人永远都无法知道自己该要什么，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来生加以修正。如果生命的初次排练就已经是生命本身，那么生命到底会有什么价值？正因为这样，生命才总是像一张草图。但“草图”这个词还不确切，因为一张草图是某件事物的雏形，比如一幅画的草稿，而我们生命的草图却不是任何东西的草稿，它是一张成不了画的草图。只能活一次，就和根本没有活过一样。

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