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江洋：什么是科学精神？_风闻

撰文 | 袁江洋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焦点：在人类文明长河中，科学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烙印及特质。汇聚于我们的时代，科学精神是尊重理性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尊重实验和观察，发挥人类理智创造力的精神；是坚持以经验探索和理性分析判断真假、是非，以及由真鉴善的科学价值论原则的精神。

袁江洋教授

什么是科学精神？从不同视角、不同时段回答这一问题，所得到的答案可能未尽一致。

科学家们惯于从科学认识论角度寻找答案。如任鸿隽说，“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求真理之方法，一曰“求实”、二曰“贵确”。[1]爱因斯坦（A. Einstein）在1953年4月23日的通信中写道：“西方科学发展是建立在两个重大成就的基础之上的：希腊哲学家们（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和（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的通过系统实验找到因果关系的可能性。”[2]这类陈述大抵类似于逻辑经验主义的哲学主张：科学合理性在于科学重视逻辑与经验论，简言之，科学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须借重逻辑和经验。

20世纪初期以后的科学哲学发展进程几乎可以说是一部针对逻辑经验主义哲学的批判史。然而，并非所有的批判均言之有理。当后现代论者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反对方法”成为一种时髦的口号，当“无视真理与谬误之别”被说成是一种“对称性原则”，当实验被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判定为“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科学理论”，事情就变成泼洗澡水连同澡盆里的孩子一起泼掉的笑谈。

半个多世纪以来，从社会学/史角度观察、思考近代以降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制度化了的人类科学活动，似乎已成为一种时尚，一种优势话语。这种思考始于社会学家默顿（R. K. Merton）的研究，默顿重视科学制度化发展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科学自主性概念，他曾用“科学的精神气质”（the ethos of science）来刻画制度化了的科学活动。在默顿看来，科学作为制度化了的人类事业具有“公有性”（科学是人类公器）和“普遍性”（科学对所有具备科学资质的人开放）；科学家作为科学制度的内部成员（专业化了的社会角色）具备“无私利性”（科学家只追求科学上的荣誉，但不以谋求物质私利为目标）和“有条理的怀疑”的精神气质。科学的这些精神气质内化于科学家的内心世界并且对科学家的行为具备规范约束力和道德感召力。[3]

然而，在后默顿科学社会学学者看来，默顿不过是对现代科学制度（尤其是战后美国学院科学制度）提出了一幅偏离了现实的、过于理想化了的描述。齐曼（J. Ziman）提出“后学院科学”概念[4]，拉维茨（J. R. Ravetz）提出“后规范科学”概念[5]，他们认为，就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真实的科学活动而言，对于默顿所说的每一条科学精神气质或者说规范，均可发现反默顿规范与默顿规范并存的情况。更有一些社会建构论者认定，在当今现实社会中，科学已不再是往昔的“Great Science”，不仅科学活动深受国家利益、商业利益、个人利益的驱动、影响和塑造，就连科学真理概念本身也遭受质疑。

默顿于1943年提出“科学的精神气质”概念是因为他坚守科学自主性信念、厌恶纳粹科学。他清楚地意识到，20世纪以来科学的自主性受到了来自科学之外的社会权力的制约乃至压迫，其结果是人们对科学价值产生怀疑。他指出，“马克斯·韦伯（M. Weber）曾观察到，‘对于科学真理的价值的信念并非导源于自然而是导源于人类社会’，现在，我们所要增加的是，这个信念本身迅速地变成疑问、变得不可信”。正因为如此，他坚信，现代科学只产生于特定的社会之中，也只在特定的社会中能够健康发展。[6]

科学家、科学哲学家以及科学社会学家的思考不仅涉及科学方法论的判定与说明，还涉及科学价值论的选择与认同。在此，有三个关键问题需要作更深入的思考：其一是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合理性解释的片面性问题，其二是人类历史上尤其是20世纪以来科学发展与社会制度的关联性问题，其三是韦伯关于科学技术在现代化进程中起着工具理性作用的论断的适当性问题。

笔者将从长时段和全球科学史的角度探讨以上三个问题，以更清楚地洞彻这些问题的实质。

其一，逻辑经验主义以逻辑（形式逻辑和命题逻辑）和经验（证明与境中的实验和观察）解说科学方法、科学合理性的做法的片面性而非彻底的不适当性，在经过数十年的学术批评后已变得清晰：一方面，科学探索需要探索者充分运用人的全部智力而不仅仅只是逻辑，演绎（Deduction）、归纳（Induction），以及更具或然性的溯因推理（abduction），均是科学家或古代自然哲学家探索、理解自然现象和过程的智力工具；另一方面，实验和观察的作用也不仅仅限于所谓“证明的与境”（the context of justification），也同样见诸于“发现的与境”（the context of discovery），简言之，实验不仅是检验理论的手段，更是人类智力构建理论的奠基石。

其二，一切现代社会均需要发展科学并因此而设置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科学制度与相关的社会制度，并非只有西方社会制度有利于科学和科学制度的发展。科学技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取得高速发展即是明证。进一步说，从长时段视角考察古代科学通向现代科学的跨文明发展进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古希腊以降，成系统的科学知识体系的发生与发展，是一个跨越多种文明的长时段进程；说到底，科学，作为高度体系化了的自然知识，其发生发展取决于人类思想成就的汇聚、整合与创新，而非取决于某种特定的社会制度[7]。某一社会或文明的科学发展，首先取决于该社会或文明是否重视自然知识，是否愿意将社会智力和财力投入自然知识探索。事实上，公元前4世纪—1世纪的希腊文明、9世纪—11世纪的伊斯兰文化、13世纪以来的基督教西方社会，以及18世纪—20世纪在西方文明扩张进程中主动或被迫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一切非欧文化和社会，均在某种意义上出现或发展出了有利于人类思想汇聚、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社会氛围或制度。

其三，最重要的是，韦伯的科学技术-工具理性论题的确描述着西方社会全球扩张进程的特征，但却并不足以解释两千五百年以来的全球科学史进程。韦伯工具理性论题就其实质而言是知识与美德、求真与求善的关系问题，在此，笔者想特别指出的是，走上现代化和全球扩张的基督教西方社会将自由—民主—科学奉为它所遵循的价值链，但这一价值链所体现的价值判断过程在本质上有异于苏格拉底（Socrates）德性即知识以及亚里士多德德性即明智的价值判断道路。

希腊理神论以分享神的理性为至善，基督教西方正统思想以分享上帝自由为至善。希腊成体系的自然哲学和理性哲学思想与一神教文化甫一相遇，便揭开了信仰与理性之间漫长的互渗互动进程。信仰与理性、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的关系问题，是伊斯兰教以及基督教思想家共同关注且必须回答的问题。尽管正统神学家大多持有信仰高于理性的立场，但历来也有少数思想家——他们恰恰是在不同时代关注并投身于自然研究的、最为杰出的自然哲学家——采纳了由求真鉴证求善、由理性辨认神性（至善）的价值论立场。

10世纪—11世纪最杰出的阿拉伯科学家海什木（Ibn al-Haytham）说：“我不断寻求知识与真理。我的信念是，要沐浴神的光辉，要走近神，没有比寻求真理和知识更好的方法了。”[8]500多年以后，培根（F. Bacon）在1597年的《宗教与人类哲学沉思录》中写道，“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愈多，则我们离上帝愈近而非愈远”。[9]牛顿（I. Newton）在其《光学》“疑问31”中同样希望，“如果自然哲学由于遵循这种方法（指牛顿基于分析-综合的经验探索方法）而臻于完善，人类道德哲学的领地亦将得到拓展。”[10]科学并不是价值中立的，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也终归不能说是先天对立的。在亚里士多德构建的雄伟的人类知识体系中，物理学、生物学是与政治学、伦理学并列的，两类探索均遵循同样的认知程序、方法、标准。在培根和牛顿所设想的人类知识新体系中亦然。因此，现代化进程开启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流行的将理性与人性、科学与人文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本身即存在严重缺陷。须知，科学既为人的思想、实践、创造，那么它本身即是一种人文。

科学精神是什么？在成体系的科学或自然哲学尚远未出现的远古，那种帮助人类区分真实与梦幻、走出蒙昧的精神就是科学精神的源头。在古希腊，那种不在自然之外探讨历史之因、自然之因的精神，那种汇聚人类知识与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创新的精神，就是科学精神。在9世纪—11世纪的阿拉伯世界，不再像罗马教父神学那样仅以理智作为神学上精神内省之工具、勇于采纳亚里士多德哲学来构建伊斯兰神学乃至自然知识体系的精神，就是科学精神。在13世纪的欧洲，接受了海什木光学和实验物理学方法、阿维森纳医学、阿威罗伊双重真理论、由阿拉伯人首先复兴的希腊原子论思想和炼金术思想的欧洲人，由谴责亚里士多德走向以亚里士多德自然体系为参照构建经院哲学知识体系的精神，后来又通过大翻译以及再一次的人类思想汇聚与整合而突破经院哲学框架、于16世纪—17世纪发展出相对成熟的归纳法及经验科学的精神，就是科学精神。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锐意改革、敢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全面推进科学技术以及人文社科再制度化进程的精神，用科学和理性的光芒照亮中国的精神，就是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尊重理性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尊重实验和观察并且基于经验探索最大限度发挥人类理智创造力的精神，是坚持以经验探索和理性分析为基础判断真假、是非、善恶的精神，是坚持由真鉴善的科学价值论原则的精神。

参考资料

① 任鸿隽. 科学精神论. 科学, 2015, 67(6): 13−14.

② 爱因斯坦. 1953年4月23日致斯威策(J. S. Switzer).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 第2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6: 772.

③ Merton, R. K. A Note on Science and Democracy. Journal of Legal and Political Sociology, 1942, 1(1−2): 115−126.

④ Ziman, J. Is Science Losing its Objectivity?. Nature, 1996, 382(6594): 751−754.

⑤ Ravetz, J. R. Science and Scientists in the Post-normal Age // Ziauddin Sardar. The Postnormal Times Reader Book.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slamic Thought, 2019: 337−354.

⑥ Merton, R. K. Science and the Social Order.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38, 5(3): 321−337.

⑦ 袁江洋, 苏湛. 全球史视角下解析泛李约瑟问题.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20, 41(3): 58−79.

⑧ Al-Haytham, I. Doubts Concerning Ptolemy-A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转引自Firas Alkhateeb. Lost Islamic History: Reclaiming Muslim Civilisation from the Past.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4: 78.

⑨ Bacon, Francis.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Lord Chancellor of England: With a Life of the Author by Basil Montagu, Esquire. Vol. 1. New York: R. Worthington, 1884. 71.

⑩ 牛顿. 光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科学与社会”。DOI: 10.19524/j.cnki.10/1009/g3.2021.0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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