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开后，为了论证土地私有化的合理性，富宋神论才出现的？之前都认为宋朝积贫积弱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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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一下：历朝历代史学家对宋朝的评价都是积贫积弱，只有改开以后为了论证土地私有化的合理性才发明了富宋神论

据对《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到嘉祐六年（1061）有关统计数字的平均计算，在此期间全国平均总户数为1051.5万户，其中主户平均为656.27万户，客户平均为395.2万户，即大约有37.6%的农户失去了土地。另据吕祖谦在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所作《为张严州作乞免丁钱状奏》，在严州的主户中，第一至四等户有10718户，不到总户数的9%；第五等户合计111669户，超过总户数的91%。根据学者的统计，宋朝的土地集中度极高，主户中的前三等在总户数中所占比例低于10%，占有的土地资源却超过三分之二，有30%～40%的农民没有任何土地。

除了贫富分化，大土地所有者偷逃税收的问题也无法解决。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在《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中强调“白搭车”会阻碍制度变革，所谓“白搭车”是指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诺思认为，在产权交易中个人收益如果超过个人成本，人们就会设法“白搭车”，对于宋朝的大土地占有者来说，如果可以通过隐瞒田产、在户籍资料上造假等手段偷税逃税，也一定会这么做，徐松在《宋会要辑稿》中就揭示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富民买田而不受税额，谓之有产无税；贫民卖田而不推税额，谓之产去税存。”

看来“藏富于民”并不意味着“为国守财”，宋人吕陶曾说“天下自耕而食，为天子之逐者十无二三”，就连宋朝的皇帝对此也心知肚明，宋真宗时侍御史张廓奏报“天下旷土甚多，请遣使括责”，宋真宗承认这个现实，却无奈地说：“此事未可遽行，今天下豪富之家田多租少，贫弱之家地薄赋重，须渐次改定。”

宋朝长期与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对立，辽国的人口大概在300万左右，西夏的人口最多时才240万，金朝的女真人口约400万左右，而宋朝人口平均在5000万以上，最高时达到8000万，论经济实力、财政收入等双方也不在一个等量级上，但宋朝屡战屡败，只能靠一个个屈辱的和约“花钱买太平”。

宋朝军队的战斗力受到了质疑，这支常年保持在80万～120万人的正规军，论规模超过以往各代，论装备十分精良，理应把周边的任何对手都不放在眼里，却总打败仗，原因何在呢？

也许要从兵制上找根源，宋朝之前各代通常实行的是役兵制，比如唐朝的府兵制就是其中之一，根据这种制度，当兵是一种义务，男丁到一定年龄就要服兵役，期间除生活所需及军功奖赏外基本没有额外报酬。到了宋朝，在兵制上也一改前代的做法实行了募兵制，当兵不再是义务，国家花钱募兵、养兵，由此产生了相当惊人的费用。据宋神宗时陈襄的奏疏，当时仅禁军就有70万之多，每年“三千五百万缗之费”，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这也不是全部军费。都说宋朝很富有，但大部分钱其实都花在了军费上。

表面上看，宋朝的统治者实在是“钱多、人傻”，但其实是迫于无奈，之所以实行募兵制，是因为此时经济和政治基础发生了变化。唐朝的府兵制不是孤立的制度，它与均田制、租庸调制是一体的，国家通过对土地资源的干预而实现了对人的控制，为役兵制创造了条件。宋朝放任土地兼并，等于放弃了国家在土地资源分配中的主导地位，客观上放松了对人的控制。苏辙在《栾城集》中分析得很透彻：“三代之民，受田于官，官之所以养之者厚，故出身为兵而不怨。今民自买田以耕而后得食，官之所以养之者薄，而欲责其为兵，其势不可得矣。”

说到底，自耕农是役兵制最重要的基石，放任土地兼并使自耕农阶层不断萎缩，对于失地的农民，再让他们去服兵役既不现实也在道义上说不通。吕大钧在《宋文鉴》中说“客虽多而转徙不定，终不为官府之用”，实行募兵制并不是钱多得没处花了，而是一种无奈。

募兵制不仅造成贪图享乐、怯懦怕战的风气，也让很多人想尽办法去钻制度的漏洞，宋军中弄虚作假、骗取军饷的情况十分普遍，在册人数虽多，老弱充数者占了一半，宋人尹沫指出“计今四方厢、禁诸军，殆至百万，其不可用者且半”，不少将士“或老卧京师，或饱食塞下，或逸处郡邑，或散居邮亭，未尝荷一戈也”。

最庞大的规模和最慷慨的投入到头来只落了个“冗兵”“冗费”的恶名，宋朝军制上的失败其实是土地政策失败的延续。宋朝的统治者自以为找到了解决土地问题的良策，殊不知由此产生的老问题没有解决好而新的问题又产生了，结果也只是由一个恶性循环跳到了另一个恶性循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