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常识：公知们对一些政治概念的解释是对民众的忽悠_风闻

        从政治逻辑上解释，专制不是一种政治体制，独裁才是。

        专制只应该是政治行为。独裁，就是从制度上由一个人掌握决策权力。

        但是实际上，这个制度上的独裁者也许会愿意、或者不得不考虑别人的意志与利益。也就是说，独裁者未必专制。

        而共和制度下的执政者，也未必就愿意、或者能够不专制。

        比如经济危机情况下，尽管人民要求的是减少资本利润，确保普通民众的利益少受损害，但是执政者却可能反其道而行之，为了确保资本利润而减少普通民众的利益。这就属于资本专制。

        所以说，专制的定义应该是“独断专行”，就是不顾人民的利益与意志，只顾统治者阶层的利益与意志的行为或理念。

        可是现在政治理论界无论左右翼，似乎都把专制当做了一种政治体制，也就是把独裁或者更进一步地，把西式共和以外的所有政治体制都当做了专制。

        这很明显是违背逻辑与事实的。用这样定义错误的概念去分析讨论政治理论，当然是不会有正确答案的。

        说了专制的定义问题，就不妨再说说民主的定义问题。

        与对于专制的定义一样，左右两边的意识形态分子都把西方政治制度当做了民主。

        其实民主与专制一样，应该是一种行为或理念，而不是一种制度。

        美国人以前并不认为他们的制度是民主，只承认是共和；

        欧洲人早期也不承认英国的政治制度是民主，说那是“贵族政治”、“寡头政治”。

        其实，美国人说那是共和，从事实与逻辑上分析，都很正确。所以我把西方政治制度定义为西式共和。

        因为中国也有政治共和模式。古代就曾有过西周、前清时代的周召共和、八旗共和。今天的中国政治制度被奈斯比特称为“纵向民主”，其实应该叫纵向共和。

        民主，公认的一个内涵就是人民做主。

        可是，西式共和的历史与现状都可以看到人民没有做主的现象——这不奇怪，自从有了私有财产，人们的平等就被打破。没有了平等，就没有了民主。私有财产出现以来，民主就只是人民追求的一种趋势。这种趋势随着生产力的发达而不断增强。与政治制度没有必然关系。

        相反，政治制度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民主的要求而不断改变。如果把一种与人民的利益与意志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西叫做民主，那么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叫做民主了。

        有人对我关于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不是民主的分析不同意，说“民主”不是筐，不应该什么都往里面装——我不过装了“人民的利益与愿望得到满足”在里面。我想问，如果主张民主的你们，想要实现的东西与人民的利益与愿望不相关，为什么一定要实现它？

        右边的一些所谓的学者照搬了西方国家的民主定义，给自己和学生们洗脑，洗出了这样的结果：只要是来自西方的概念就不能质疑。

        左边的一些学者也不对这个定义加以纠正，把否定西方的政治制度，认同为否定民主。于是本来应该是学术之争的问题，就变成了要不要民主的伦理观的斗争。

        如果把专制与独裁、集权，区分开来，把西式共和与民主，区分开来，把不同的行为与理念，和不同的政治制度区分开来，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不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民主的问题。那么讨论问题就不会只是各说各话，也不会把政治理论的学术讨论变成不同伦理观的斗争了。

        现在主张西式共和制度的人们，都会把丘吉尔说过的一句话【民主制度很不好，但别的制度更不好】，因此，西式共和是【最不坏的制度】的话，奉为圭臬。以为任何国家只要实行了西式共和制度，不管目前如何混乱，将来终究会好起来；而没有实行西式共和制度的国家，即使目前暂时很好，将来也一定会坏下去。

        殊不知丘吉尔说这话的时候，世界上除了西方几个经济发达国家以外，其余的国家几乎都是独裁政体国家。

        那时候，人们几乎看不到实行了西式共和政治制度的国家中，有像今天索马里、马里、菲律宾等等的贫困战乱现象。也就是说，如果丘吉尔在今天，也许不会说西式共和【最不坏】的话。

        因为今天一方面实行西式共和制度的大多数国家，社会状况都很差——不但实行西式共和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状况几乎都不好，就是在西方国家中，也有一些国家在越来越不好。同时，没有实行西式共和制度的中国却在越来越好。

        对于这一点，只要是以人民生活改善，作为社会文明衡量标准的人，都会承认。而不以人民生活改善为社会文明衡量标准，逻辑上当然就与民主没什么关系了。

        也正因为如此，过去曾经一边倒称赞西式共和制度的人，后来也会质疑“民主为什么不民主”，逻辑上也就是【最不坏】为什么不【最不坏】了的原因。

       在逻辑上与事实上，【最不坏】的社会现象应该是社会和平。因为社会文明只能在和平的环境中，才有可能得到实现。

        我这个观点应该没人能够反对。可是我们看到，在西式共和制度下，连这个【最不坏】也往往实现不了，还能够被叫做【最不坏】吗？所以我认为，丘吉尔如果在今天，也许不会说西式共和制度【最不坏】。

        看到资中筠的一篇演讲，《我觉得我们有一种走向野蛮的趋势》。说了如下一些话：

        【我觉得经常听到的都是令我感觉到没话可说的。违背常识背离知识，简直多得不得了，天天听到这本书被禁了，明天听到那个书下架了。还有听到说，不要公开说下架，出版社自己再偷偷把它买回去，不许传播某一书。这种事简直是越听越觉得难受】。

       【最近几年来走向野蛮的趋势是越来越厉害，你从网上看的人的发言，某一部分人用的语言和被看重的那些人水平越来越低】。

        【一个卖菜的，他天天骂政府说损害他自己的利益，可是一阅兵，一说小日本怎么怎么样，他马上架式就起来了。我觉得这样一种思想就是民粹主义，对我们走向文明是一个绝大的阻碍】。【很多人讲到圣经上说要有光，还有有光先生，这个光是什么？就是启蒙，启蒙是enlightment，这就是光。让智慧之光驱散愚昧。然后这个愚昧里头最重要的就是目前一个民粹主义一个国家主义】。

        从资中筠的上述言论来看，很明显没有把人民生活的改善当做社会文明的标准。

        她对于文明的判断标准，只是精英们的自由空间是否足够大。所以，对人民生活的改善这个事实她不置一词，而对于【经常听到的】关于一些言论自由方面的限制行为，就认定是社会野蛮的表现。也就是在她看来，人民生活的改善与文明无关，或者不是主要内容。

        她应该想一想：

        自己对国家这么严厉的批判性言论，都能够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是不是可以认为，中国的言论自由空间已经够大了？

        她听到的那些消息是不是事实？即使是事实，是不是因为那些被限制的言论，即使在西方社会也会被禁止？

        即使也有一些在西方社会不会被禁止的言论被禁止了，是不是因为在中国现有环境下必须对精英阶层的自由有一定限制，才能保证中国社会文明的持续进步？

        最后，哪一个国家的社会没有负面现象？如果看到国家有负面现象，就认定是在【走向野蛮】，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不是在【走向野蛮】？

        毕竟这些年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是有目共睹的——当然如果不以人民的生活改善、国家的富强为主要内容，只以符合西方意识形态的要求为标准的话，是不是要说印度、菲律宾、海地的社会文明程度更高？如果这样衡量社会文明，我猜人民会宁愿要中国【走向野蛮】。

        资中筠要对人民”启蒙“。

        按照主观价值理论，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是合理的。而对人民”启蒙“，就是要用被她们认定为”普世价值“的价值观，对人民进行单向的意识形态灌输，也就是用她们认为正确的价值观，对人民的思想进行强行统一。这是违背主观价值理论的。也是违背民主意识的。

        民主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就是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各有其合理性，因此不应该禁止不同价值观的表现。

        当资中筠认定需要对人民“启蒙”的时候，就是在逻辑上不允许人民的各种价值观存在——否则大家各说各的，又何须“启蒙”？当然在逻辑上也就不应该允许言论自由了——本来就不应该存在的价值观，还应该让它出来蛊惑人心吗？

        因此，资中筠们主张言论自由，并不是主张人民自由，不过是她们的自由，而且是不许别人自由的自由。是专制的要求。

        当【一个卖菜的】【一阅兵，一说小日本怎么怎么样】，就表现出爱国情绪的时候，资中筠就认定是【一个民粹主义一个国家主义】的【愚昧】表现——如果他只骂政府，估计资中筠不会指责他【民粹主义】的。

        这该是对中国有着多么深重的仇恨才会产生的偏见啊！不但是对中国这个国家有着严重的仇恨偏见，还对中国的底层民众有着严重的蔑视——她认定底层民众的价值观如果与她不一致，就一定是【一个·民粹主义一个国家主义】，就是不应该的。

       崔永元的一篇演讲《市民不等于公民》，说【我们乡村老师培训的这些孩子可能没几个大学生，但我觉得他们可以培养一批又一批合格的公民。一个国家的强大就看它公民数量的多少。坦白地说，我们现在近14亿人口中公民的数量非常少，绝大部分是由市民组成的】。【合格的公民他会监督政府】。        按照崔永元的这段话的意思，不监督政府的人只能算是市民，不能被称为公民。

        他的这个定义可能符合西方意识形态的要求，却不符合一般的逻辑定义要求。

        因为公民的一般定义是【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规范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而崔永元却把【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规范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中的【绝大部分】排除在了【合格的公民】之外。

        在概念上把绝大多数人排除在了【合格的公民】之外，当然就是蔑视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观，要求他们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要求统一价值观。

        这是什么意识形态表现？很显然这是违背自由、民主、平等原则的专制意识形态表现！

        社会自由应该指的是所有人的思想与行为在法律秩序范围内的自由，按照崔永元的概念定义，没有监督政府意识的人就不配被称为公民，也就是公民不能有与他崔永元的价值观不一样的价值观，于是公民的言论与行为自由，除了必须符合法律要求以外，在这里还应该受到崔永元的限制了。

        不符合崔永元的要求的人就不配被称为公民，崔永元这不是把自己抬到了法律之上吗？

        民主，最简单的理解是人民做主。当然在经济社会里不可能实现。因此合理的定义应该是人民的利益要求与意志得到实现。而按照西方主观价值理论——这个东西崔永元不懂也很正常——的解释，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是合理的。

        也正应为这样才会有民主的要求——每个人都有坚持自己价值观的权利。

        可是崔永元告诉人们，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坚持自己价值观的权利——你要坚持自己不监督政府，就不配被称为公民，当然就不应该享受公民的权利。

        把绝大多数人的要求排除在了权利范围以外，很明显是违背民主原则的。

        用超越法律之上的要求，作为衡量是否配被称为公民的标准，就是把自己的意识形态要求凌驾于绝大多数人之上。

        这样的人当然也就不会有平等观念了：既然只有履行了公民义务的人才配享有公民所应该享有的权利。而按照崔永元的标准，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公民，于是只有极少数人才配享有公民的权利。这还有平等原则存在的余地吗？

        由此可见，崔永元的公民观，是违背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普世价值原则的、意识形态专制表现。

        而他的这种公民观，其实也是绝大多数所谓“民主人士”的共同观点。

        这种观点经不起事实与逻辑的分析，不过是从西方意识形态教条中抄来的。

        因为今天的西方国家还处于相对先进地位，于是以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也就一定是对的。就好像崔永元有了高的社会地位，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些人，就以为他说什么都是对的一样。这样的盲从态度，是社会上错误意识泛滥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