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446期文稿：2美元激光，对抗莱阳钢管_风闻

大家好，2022年6月17日星期五，欢迎收看第446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6月1日，以色列总理对媒体表示，明年投入使用的新型激光武器明显降低了使用成本，射击一次的成本是2美元。如果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想用火箭弹持续攻击以色列，新型激光武器可以让他们打到破产。

督工，巴勒斯坦发射的火箭弹都是民用物资随便凑合做的，以色列的激光拦截成本，能比廉价火箭弹更便宜吗？

https://news.ifeng.com/c/8GUknVpmtDq

以色列总理说要让巴勒斯坦破产，另一句潜台词是可以避免自己破产。现在以色列是靠铁穹防御系统保卫城市，具体方法是用导弹去打对方落点很随机的火箭弹，有的时候还做不到一发导弹拦截一枚火箭弹。

铁穹系统刚出来的时候，每发导弹报价5万美元，超过以色列的人均年GDP，量产之后应该也不低于每发2万美元，高于以色列法律规定的最低年薪，每次成功拦截，都要消耗一个以色列人一年能生产的财富。

网上流传着阿拉伯人用低端民用物资造火箭弹的图片，外壳材料包括山东莱阳生产的大口径钢管管道。一般认为巴勒斯坦的廉价火箭弹彻底放弃了射击精度和弹药安全性，成本只有几百美元，低于一个巴勒斯坦人一年的生活费。所以巴勒斯坦游击队也能一次发射几十、几百颗。

面对廉价武器的饱和攻击，就算铁穹系统会智能选择目标，不拦截那些明显打偏的火箭弹，往往也是用十倍的价格去对付巴勒斯坦的火力，长期打下去，以色列这个小国受不了。

但是，最近几年激光武器成本确实急剧下降，效率明显超过了拦截导弹，前几年已经开始和普通无制导的炮弹差不多了。以色列总理说每次射击2美元或许有虚张声势的成分，但是对于有自主研发能力的国家来说，用激光武器拦截廉价火箭弹，保证不亏本，并不是很玄幻的目标。

过去很多年，激光武器一直是很昂贵的科幻装备，就算大国建造一些试验品，也主要是用来防御战略武器。现在激光武器逐渐进入一线战场，成为普通部队的战术武器。为什么激光武器的价格能下降这么多？

因为人类找到了产生激光的新方式。

如果只看单次拦截能力，半个世纪之前的激光武器就拥有了实用杀伤力。1973年美国海军的氟化氘激光器达到了100千瓦功率，可以远距离破坏导弹。1978年5月，利用400千瓦的氟化氘化学激光器，美国成功摧毁了4枚低空亚音速横向飞行的反坦克导弹。1980年，美国的新激光器达到了2.2兆瓦，也就是2200千瓦，可以破坏人类发射的大部分军用目标。

1997年10月17日，美军的陆基红外高能化学激光器对太空发射，摧毁了距离地面415公里的老化卫星。2004年美国空军把激光器安装到波音747上，成功拦截了洲际导弹目标。

陆基红外高能化学激光器，板子上标识了战绩

现在各国准备投入前线的激光武器，功率也就是30到100千瓦，还不如美国70年代测试的早期版本。但这不是退化，而是巨大的进步，因为现代激光武器已经可以用很廉价的成本进行持续射击了。能扫射的机枪，战术价值肯定大于一门几个小时打一发的老式火炮。

过去激光武器要达到杀伤功率，必须由单个光源提供巨大的瞬间输出能量。而当时电气和电子技术不行，单一光源转化电能的效率很差，所以大家只能用更暴力的办法。

常见的传统方案是化学能反应释放能量，比如美国的ABL空射激光炮用氧碘激光器，用氯气制氧加上碘做原料，每次发射都需要准备大量的燃料，而且还需要预热和排气，发射间隔很长，连续发射更是要处理毒性气体排放问题，实战性很差。

美国海军的舰载激光器也使用化学反应供能，燃料是超高腐蚀能力的氟化氘。氘是氢的含中子同位素，氟化氢遇水就是氢氟酸，既能腐蚀金属也能腐蚀玻璃，是最难储存的物质之一。这种高毒性物质用在武器上，养兵千日可能就把自己养死了，等不到用兵一时。上个世纪以色列想解决阿拉伯发射的各种火箭弹问题，和美国合作搞激光武器进行拦截，选择了氟化氘化学激光器方案，研究到2005年还是代价太大，只好放弃。

以色列和美国合作的氟化氘激光器

为了解决激光器能量问题，美国在星球大战计划中，甚至规划了更可怕的X射线激光器，靠引爆核弹来激发，打一发就得自爆一颗核弹。自爆之后，发射装备当然也废了。这种激光武器，只能算一颗击落对方核导弹的核地雷。

最近几十年IT技术革命，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智能手机和网络游戏，还改变了军事装备的底层逻辑。互联网设备发展了几十年，光纤阵列已经可以把成千上万的激光二极管能量集中到一起，替代过去的单个巨型光源。虽然每个二极管的功率只有几瓦到十几瓦，但是几千个叠加起来，很容易达到上百千瓦级别，可以满足拦截需要了。

三菱红光激光二极管

二极管激光器使用电力，不消耗化学燃料、不需要处理剧毒排放物，只要解决散热问题，开关频率可以做到很快，让激光器像机枪一样连续扫射。最重要的是，一个激光二极管价格几十块钱，坏了就换一个，制造和维护成本都很低。所以，最近几年，激光武器重新成为武器开发重点方向，中国和美国都在积极研究。

03年美国陆军开始使用小型激光武器扫雷

美国海军打小艇用的激光武器

2017年我国展出的激光武器

以色列激光武器

现在的大国，只有俄罗斯展示的新型激光武器还在用化学能源，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氧碘激光器。从俄罗斯自己的宣传海报看，它的野战激光防空系统，主要目标是大疆水平的民用无人机。这就是IT技术落后于世界主流的结果。

以色列可以共享美国的一些成熟技术，自身的IT能力也不差，所以依托最新的技术，造出了实用的二极管激光武器。从原理和开发过程看，以色列的防空成本低于对面的廉价火箭弹，符合最新的技术水平。以后小国想靠无制导武器给工业国制造麻烦，是越来越难了。而随着无人机数量越来越多，强国之间的对抗也必然大量使用激光武器做野战防空，避免被对方的廉价飞行器做饱和攻击。

督工，本周还有两件影响全国的社会新闻。首先是唐山烧烤店的暴力事件，嫌疑人先调戏女性，再出手殴打，视频曝光之后引发了全国的关注。

然后是一部分河南金融诈骗案的受害者发现，自己的健康码莫名其妙变红了，不能再出门，当然也没法再去找政府追究金融监管责任。

督工你怎么评价这两件事？

2018年，浙江和郑州各发生了一次滴滴顺风车司机杀人事件，也冲击了全国舆论场，有很多文章出来指责打车平台，说资本杀人。我当时就觉得，这恰好说明打车平台提高了出租车行业的犯罪成本，改善了中国人的出行安全水平。如果回到十几年前的街头拦车时代，黑车司机和乘客相互提防，合法出租车出城都要专门登记，这类凶杀事件根本不会引发外地人谈论的兴趣，甚至很难破案。

唐山这件事也一样，影响力越大，说明唐山乃至全国的总体治安情况改善的越快。我读大学的时候，带我实习的老师听到东北口音和唐山口音，就开玩笑说“东北虎，唐山狼，你们那边狠人多”。就算到了10年前，烧烤摊大排档半夜发生寻衅打架，最多也就是第二天的都市晚报关注一下，根本不值得上省级的报纸。

最近七八年，网约车和快递业吸收了最后一批剩余劳动力，二代身份证和人脸识别技术明显降低了追捕成本，还有廉价的摄像头记录公共场所信息，中国城市的治安情况快速好转，所以才能让唐山这个案子上全国新闻。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是治安好转的核心原因。

当然中国城市还远远不是天堂，哪个地方都有一批和当地治安机构关系不错的灰色人物，能通过基层干部当中介，花点钱和受害者妥协，避免坐牢。但是，技术进步也明显提高了这批人的操作成本，这次唐山事件全国曝光，不是因为行为有多恶劣，而是因为视频被传到了网上，产生了普遍的感性共情。如果只是靠记者文字描述，我估计影响力连现在的千分之一都没有。唐山事件影响力快速扩散到全国的过程，可以写进最近的新闻传播专业教科书，用来解释自媒体传播习惯。

2018年两次滴滴顺风车凶杀案之后，全国的打车平台解决方案都是增加车内录音和录像。现在我们也应该鼓励政府全面消灭监控死角，保证每次出现伤害事件之后，都能通过视频还原现场，追究犯罪责任。再完善的社会制度，也不能避免突发犯罪，酗酒犯罪，但只要犯罪者没有逃避责任的侥幸心态，犯罪率就会被压到最低。

https://news.china.com/socialgd/10000169/20190719/36643100_all.html

从2020年180期节目开始，我连续有四五期节目跟踪过藏族网红拉姆被丈夫烧死的事件。当时我就说，历史上所有的政府，对普通公民的责任都限于惩罚犯罪，而不是全面预防犯罪。现在我们希望政府承担从未有过的责任，享受前所未有的安全，就不可能指望过去的体制解决全部问题，更不应该把舆论谴责当做改善治安的主要办法。这几天我看很多媒体跟风炒作80年代的“严打”，希望治安手段倒推40年保护公民；还有的媒体继续用女权问题解读普通治安事件，这除了继续放大情绪吸引流量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唐山事件唯一的正面经验，就是技术能提供最可靠的安全保障。你如果想要公共机构保护你的安全，就必须承认要有一个公共机构能记录你的隐私数据。这些数据可能是通过每个公民随身携带的手环搜集的，也可能是通过覆盖全部公共空间的摄像头搜集的，具体的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只有新技术能提高人的安全感。

不过，所有新技术都可能被用来做坏事。河南地方政府最近给维权公民普遍发红色健康码，就是典型的滥用隐私数据，逃避自己的工作压力。这种行为如果不严厉惩罚，短期看，可能要破坏全国人民一起付出时间金钱建立的健康码信誉，长期来看，公民会怀疑能不能让政府掌握全面的隐私信息，治安水平就会停滞。

如果用货币来折算，河南违规红码事件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不少于千亿，至少相当于去年郑州洪水的破坏力。洪水再怎么说也是天灾，红码事件是赤裸裸的人祸，就看国家怎么处理当事人了。

https://mp.weixin.qq.com/s/8cOTOcHDT3_JwqMiTiZszA

回到隐私数据问题，河南红码事件再次证明，身有利器，杀心自起。如果政府让同一个单位既管理隐私数据，又能随意使用数据，只要时间足够长，就一定会有脑残的地方官员滥用数据。为了给自己，给自己的单位推卸责任，他们根本不在乎给全国制造上千亿的损失。这等于允许每一个区县官员都拿着三峡大坝的自爆按钮，在管理学上是一个荒谬的配置。

反过来说，如果让记录数据的单位可以决定如何使用数据，不仅有数据滥用的危险，还有封锁数据的危险。这次唐山的案件，视频并不是从正常途径流出来的。这说明，受害者自己并不能要求政府必须向公众展示现场视频。如果嫌疑人抢先一步找关系，就可能会掏钱买谅解书，在视频上网之前把事情化解掉。

所以还是回到我在180期节目提出的观点。既然大多数公民要求政府提供前所未有的安全服务，我们就应该在现有机构之外，建立一个直属最高权力机构的隐私数据管理体系。这个新机构和政府平行，由各级人大成立专门委员会管理，负责用监控设备覆盖全社会，同时也审批数据使用。

如果执法机构、防疫机构或者是地方政府需要使用隐私数据，就要找这个委员会申请；如果是紧急情况下用了信息，回头必须要来报备。每一次个人信息的使用都必须有记录，必须有特定目标。超出目标的信息，就算看到了也不能当证据。除了人大代表日常监督之外，还应该根据身份证随机抽取一批公民代表来参与隐私委员会，投票决定哪些信息不能给，哪些信息必须公开。这样人民才能信任政府加大监控力度，用新技术保护所有人的安全。

从技术史的角度看，唐山事件的背景是摄像头明显提高了全国的治安水平，具体原因是摄像头拍下了犯罪视频。而河南红码事件的背景是智能手机普及到每一个人，具体原因是某些官员不想承担手机银行非法集资的监管责任。这两件事可能发生在2022年，也可能发生在2021年，但绝对不可能发生在2015年。他们在大致相同的时间爆发，有一定必然性。

有历史必然性的事情，就适合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了。技术能做好事，这是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但地方政府滥用技术做坏事，这显然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一，就是必须不断改革生产关系，去适应生产力进步。如果只是单方面强调发展生产力，不做激烈的管理体制改革，生产力就发挥不了正面作用。所以，对唐山事件不能只做道德批判，更要看到技术进步的作用；而河南红码事件提醒我们，不能只强调技术，更要建立配套的社会管理机制。

444期节目提到新华字典问题的时候，我说这件事最恶劣的地方，还不是文化问题，而是检察院突破了宪法规定的红线，以法律监督部门的身份，去直接插手执法问题。地方检察院做了违宪的事情，我们还有法律工具去批判。现在河南的隐私数据出现了问题，我们甚至没有对应的法律工具去惩罚，所以必须早点制定法律，建立一个人事上和政府隔绝的大数据管理机构。

最近河南还有一件事，洛阳市发出文件，要奖励户籍在迎宾社区的中考生，中考可以加三分，理由是这个社区常年没人上访，督工你怎么评价。

对洛阳地方干部的做法，前几天我发表过评论，介绍了清朝的地方人事体制。

在清朝制度下，地方的府州县人事体制有两种。一种是普通单位，由吏部按照既定的排序派遣候补官员。另一种是特殊单位，由皇帝或者巡抚单独任命主官，吏部的排序只做参考。当时挑选特殊的州县，标准是 “冲、繁、疲、难”，四个字。

冲，意思是地方冲要，交通枢纽；

繁，意思是事务繁重，社会复杂；

疲，意思是财政紧张，拖欠赋税；

难，意思是经常闹事，喜欢告状。

如果“冲、繁、疲、难”占了三个字以上，这个地方就属于特殊地区，可以单独任命官员。理由是重点地区要有特殊的治理方式。而“疲”、“难”两个字，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纳税人总想和政府谈判，老百姓经常上诉、上访。我的家乡平泉州和这次出事的洛阳县，都是“冲、繁、难”三字重点地区。我经常听说家乡当乡镇干部的同学去北京和石家庄“截访”，而洛阳也推出了奖励“无上访社区”的政策，看来历史记录的确值得认真研究。

我讲清朝的历史，大家可能以为我嘲笑洛阳的管理方式退回到清朝了，这是误会。我的观点是，各级政府的行为逻辑要一致，在这方面，清朝管理模式是有一定正面价值的。

清朝是一个封建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虽然也有法律，但更重视用伦理和意识形态来维护等级制。对于普通人来说，州县官员是“父母官”，回乡的士大夫是家族领袖，如果普通人随便去指责官员和士大夫，法律上也许合理，但伦理上是以下犯上，不值得鼓励。所以清朝中央政府会把那些喜欢告状的地方单位挑出来，搞重点治理，这说明清朝中央和地方的统治逻辑自洽，而上下一致。

现在洛阳市的做法显然没有做到上下一致。国家建立信访系统，就是鼓励普通公民向上级反映情况。国家建立各级法院，就是鼓励人民在不服判决的时候，寄希望于上级法院推翻基层的法律文件。依法治国，就不应该有什么父母官，不应该有上访考核标准。所以洛阳市的做法不符合整个社会的管理逻辑，是为了地方小团体利益，盗窃了全社会的信用资源。在性质上，这和滥用健康码，把维权公民都变成红色是一回事。

从现实情况来说，过去基层单位也有很多打击上访和压制上诉的潜规则，直到2018年，还有很发达的“截访公司”行业，向各地政府承揽业务。2018年11月20日光明日报有一篇特稿《截访公司的“红火生意”》，专门介绍了我家乡承德市的截访高手牛力。

https://epaper.gmw.cn/wzb/html/2018-11/20/nw.D110000wzb_20181120_7-03.htm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9993549753422132

但是，无论是截访，还是其他维稳潜规则，毕竟都是上不了台面的事情，不会得到文件确认。地方官员自己也知道需要遮掩着做，不会闹的太夸张。从性质来说，这类似于在家里装修，悄悄往下水管倒了砂子水泥，会影响别人的生活，应该制止，但不是最坏的行为。

发文件鼓励“无访社区”，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是把坏事当好事鼓励，在文化和法律上抵抗整个国家的运行逻辑。如果还用装修类比，建设“无访社区”就是砸承重墙，随时可能把整座楼推倒。这种行为不能让地方自己检讨，而是必须立刻叫停，把凿墙的人送进监狱，把凿掉的墙换成钢铁支柱。

河南随便发健康红码，洛阳组建“无访社区”，这两件事放到一起看，共同点是地方干部从全国人民手里掏钱。如果有人被错发了红健康码，就算不坐火车，步行走出河南省，也会导致其他城市封城找人。如果洛阳长时间没人上访，地方干部做了其他损害全国利益的事情，也有可能多年没人上报，最后发现的时候不可收拾。所以这两件事都不是地方事件，比唐山的治安问题更值得全国人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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