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打人事件发酵后，一个男人的自述_风闻

作者| 久期

来源| 最人物

1989年12月6日，一名失业的加拿大暴徒，认为工作机会都被女性夺走，枪杀了14名年轻的工科女大学生。

悲剧发生后，以社会学博士迈克·考夫曼为首的一群加拿大的男士，认识到自己有责任反对妇女暴力，在1991年，发起了「白丝带运动」，号召男性承诺绝不对女性施加暴力，也不对女性遭受的暴力保持沉默。

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白丝带运动」在全球逐步扩散。张智慧，「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项目负责人之一、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推动性别平权，反对一切形式的性别暴力。

6月10日凌晨，河北唐山烧烤店，一名女子因拒绝骚扰，被多名男子暴力围殴致重伤。“唐山事件”中，肆无忌惮的暴力和猖狂，引起全社会的愤怒。

看到视频后，张智慧很愤怒。6月11日下午2点，「最人物」与他聊了聊“唐山事件”，也聊了聊中国性别暴力现状、男性该如何培养性别平等的意识，以及身为一名男性，他是如何踏上反性别暴力之路……

以下是张智慧的自述。

6月10日晚上10点左右，我看到了唐山烧烤店多名男子围殴女子的视频，身为一名男性，我感到非常愤怒。

视频中，多位男性集体殴打女性，这属于十分恶性的暴力事件。这件事充分说明，这几名男性，非常缺乏性别平等教育。

而那些在现场，亲眼目睹暴力的女性，她们可能更有女性命运共同体的感受，勇敢地向被殴打的女性伸出援助之手，是十分令人敬佩的行为。

唐山打人事件中，一名女子想要上前帮助

就在当天晚上，我收到了一些，曾经遭遇家庭暴力的求助者发来的信息。她们告诉我，不敢点开看“唐山打人”视频，光是看到图片，就觉得很紧张和恐惧。

我能感受到她们的不安和害怕。暴力给受害者带来创伤是持续性的，不会因暴力停止就自动痊愈。

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长期从事家暴研究与干预，我接触过很多受暴者。很多人虽然已经从物理上的暴力环境中脱离出来，但想要从心理上，彻底走出暴力带来的阴影，需要一个漫长的修复过程。

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无法从心理上，告别暴力带来的伤害。

家暴主题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片段

2013年，我加入到「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这个项目是在联合国人口基金赞助下，由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老师发起。

旨在号召更多男性参与反对性别暴力、促进性别平等。

目前，「白丝带」免费为家庭暴力、性别暴力的当事人，包括施暴者、受暴者和目击者等提供心理援助。同时，免费为有暴力倾向和暴力行为的人提供行为改变之辅导。

从2013年起，我开始接听「白丝带终止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视求助者的实际情况，给予指导和建议。如：评估暴力等级、提供法律知识信息、疗愈心理创伤、制定安全计划等等。

在我接触到的性别暴力案例中，施暴者多为男性，受暴者多为女性。

最常见的性别暴力，是来自伴侣的家庭暴力。

据全国妇联统计：我国近90%的家暴受害者为女性，平均每7.4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受家暴，平均在遭受35次家暴后，女性才会报警。

我们的热线，以前是通过电话咨询，2020年改为微信咨询，这样文字或者语音都可以。平均每天可以接收到2-3个求助咨询，一年总计可以受理咨询约800人次。

这么多年来，我听到过太多形形色色，关于家庭暴力的案例。通常情况下，当受暴者迈出求助这一步时，家暴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有少数人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白丝带热线」曾在2014年左右接到过一个有严重家暴的求助电话，求助者在电话中一直哭泣，情绪几度崩溃。

求助者叫付娟（化名），是一名44岁的女性，有一个22岁的儿子。

付娟的丈夫出门在外时，从不敢跟任何人生气。但每当回家后，就如同换了一个人，极尽可能地折磨付娟。凳子、砖头、铁棍……拿到什么就用什么打她。

有一次，付娟被打到喝农药，到医院洗胃后，她的丈夫依然没有放过她，继续在医院打她。

她在电话里说，已经写了好几封遗书，“但我如果犯罪了，我的儿子怎么在社会做人”。

当时，尚未出台系统的《反家暴法》，付娟也曾报警多次，但通常都是对丈夫批评建议。她也不敢告诉娘家人，丈夫几次威胁她，要去伤害她的家人。

我们帮她转介到当地志愿者和援助机构，与她面对面沟通，避免她做出轻生的念头和使用极端手段，引导她从绝望的心态中走出来。

并且，建议她向自己的娘家人坦白，可能会获得一定的援助，最重要的是可以放下心理负担。同时，让她收集家暴的证据，医院的伤情记录，放到丈夫接触不到的地方。

基于热线电话的设置，一般采取一次性干预，热线咨询师也不回拨号码。

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她的近况如何，希望她已经开始好好生活。

踏上反性别暴力之路，与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

1982年，我出生于浙江天台。

在家里，我排行老三，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在我出生时，已经有计划生育政策了，但还没完全落实。父母希望在计划生育全面落实前生个女孩，但我的到来，没有符合他们的期待。

因此，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掺杂了一些女孩的教养方式。

很小的时候，我就参与到家务劳动中。当父母外出干活时，奶奶便带着我洗衣服、做饭等。以传统的性别分工来看，男人追求的是事业有成，不能进厨房，洗衣做饭的事情应该归女孩子来干。

大抵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小时候的记忆中，很少听到男性长辈对我的称赞。

但在做家务的过程中，我体悟到女性平日里的辛苦。

2013年张智慧在首届白丝带年会上发言

从小到大，我看到很多对女性的不平等对待，甚至是暴力侵害。

我的奶奶大概是一九零几年出生的，她裹着小脚，也就是过去的“三寸金莲”。缠足对女性的伤害非常大，当时奶奶走路到姑妈家，大概只有3公里的路，她一次走不到，在路上要停下来很多次。

小时候，我帮她剪过指甲，看到过她小脚变形的样子，她的脚趾头被挤压弯曲到脚掌下面。我能够感受到奶奶的痛苦，这种对女性身体的伤害，对此我有切身的了解。

旧时妇女被缠足的脚

我另外一个奶奶（爷爷兄长的妻子），她生的全都是女儿，在当时那个重男轻女的社会，她在家族中得不到尊重。我的那位爷爷，担心没有儿子传宗接代，就用“典妻”的方式生了儿子。

“典妻”的这个概念，现在已经消失了。

在当时，相当于是我那位爷爷把别人家的妻子“租借”过来一段时间，在这个期间，生下来的孩子，就属于付租金的这一方所有。这对我那位奶奶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她去世的时候，跟子女说坚决不和丈夫葬在一起。

我的母亲，也曾经历过家庭暴力。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有时父母发生冲突，父亲就会打她。母亲被打到鼻青脸肿，还是不好意思回娘家。这件事，也是在我长大后，母亲才向我提及。

张智慧2021年在上海社区培训家暴干预者

2007年，在读研究生的期间，我接触到平权主义理论。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成长经历，思考性别暴力的问题。反思作为一名男性，自己是怎样被塑造起来，有哪些不太好的性别观念。

慢慢地，我接触到周华山、方刚等学者关于“男性解放”的论述，对男性运动有了一些了解，意识到男性应该从自身出发，参与到改变性别不平等的工作中来。

2011年，李阳家暴案爆发，当时我已经开始比较多的关注家庭暴力，并写了一篇文章《李阳家暴与男性成长》。

2012年11月25日，在“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之际，方刚老师创办的「白丝带热线」发起了一个“男性承诺”活动，即男性承诺绝不对女性实施暴力，我签下自己的名字，并加入「白丝带」，成为一名志愿者。

从此，致力于推进反性别暴力工作。

张智慧在社区开展反家暴宣传活动

被误解是一定会有的。很多男同胞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甚至认为我是男性内部的叛变者。

他们觉得，我所关注的平权、家暴、反性别暴力等议题，都是负能量的事情，经常会问我，这个事情有这么重要吗？

以前，我会努力去纠正他们的观点，或者自我辩护。但时间久了，我已经见怪不怪，也不想再为他们消耗太多的精力。

也许我改变不了他们，但我要确定自己不被他们改变。

2016年妇女节期间，张智慧在社区开展反家暴宣传活动

「白丝带公益热线」的一大特点是，欢迎男性求助，无论是男性施暴者还是受暴者。但实际上，男性求助者只占整体求助者的20%左右。

顾伟，是我们「白丝带」辅助案例中，转变最成功的一位。他曾经是一位男性施暴者。

顾伟从小成长的环境充斥着暴力。他的爷爷是村子里出名的家暴者，不仅会打他的奶奶，也会打孩子，也就是他的姑姑。据他回忆，他的爷爷直到弥留之际，都在辱骂贬低他的姑姑。

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顾伟在17岁时就出现了暴力行为。

那时，正值他高考填报志愿之际，顾伟的高考分数并不理想，父母就多念叨了他几句。岂料，他突然间发怒，拳头重重地砸向自己的母亲，而他的父亲并没有劝阻他。

家庭暴力一旦出现，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结婚后，顾伟多次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他回忆道，和男人打架，都没那么拼命过。

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剧照

在妻子铁了心与他离婚后，顾伟痛下决心，向「白丝带」求助。每周二，他都会按时拨打白丝带热线电话，认真沟通约一个半小时左右，并且积极学习反家暴的知识，自我纠正。

他也参加了「白丝带」在线下组织的“好伴侣、好父亲：男性成长工作坊”。这个工作坊，设计了很多传统上男性不太会参与的活动。比如学习抱孩子和照顾孩子、男性进入产房陪产等。

在这个工作坊中，顾伟学习到如何和伴侣相处、促进亲密关系，建立性别平等观念。

在一次模拟女性怀孕状态的活动中，他说他一下子回想到当初妻子打催产针时候的痛苦，但在当时，他并不理解。

在顾伟的身上，有典型的施暴者的心理特点：控制欲强、缺乏同理心等。但他意识到，如果自己不改变，这辈子就完了。

最重要的是，顾伟不想把暴力传递给儿子，他希望暴力可以终止在他这一代。

如今，他已成为反对家庭暴力的志愿者，是「白丝带」地方站的一个负责人。这几年，他积极主动参加反家暴的宣传活动，每周还会去他所在地的寺庙做义工。

并且，在各大电视台和多家媒体现身说法，敢于以真名示人。

顾伟上央视的节目《面对面》

顾伟的转变，让「白丝带」对施暴者的改变充满信心。

但遗憾的是，目前为止，像顾伟这样有强烈自救意识的施暴者并不多。

在2019年9月到2020年3月间，「白丝带」曾举办一期线下的施暴者辅导小组活动，为了这次活动，我们筹备多年，但依然举办得很艰难——只有8位施暴男性参加。

一方面原因是，很多家庭施暴者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做错了，他会推卸责任，淡化自己的错误。比如说，认为女方也有问题，他只是不小心、忍不住才扬起拳头；或者是由于工作压力太大，导致情绪焦躁失控等。

另一方面，男性认为求助等于承认自己是弱者。受刻板的男性气质影响，很多男性从出生，就认为要一直做强者，要表现得阳刚，这样才是男人。这种观念，实际上毒害了不少男性。

求助并不可耻，每个人都会有脆弱的时候，男性也不例外。

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截图

「白丝带」倡导施暴者也需要帮助，我们相信每个施暴者的内心其实也向往家庭和睦的生活，但因为他们的暴力倾向，破坏了这一切。我们尊重和理解求助的施暴者，愿意帮助他们找出暴力的源头。

一个人与暴力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很复杂的。很多施暴者，在成长过程中，都有目睹或者受暴的经历，比如顾伟。

大部分家庭暴力中的施暴者，暴力行为都是后天习得的，而不是天生的，所以想要改变并非不可能。

男性也并非都是施暴者，很多受暴男性，同样碍于面子，觉得求助很丢脸，怕被人嘲笑。有些性格较为文弱的男性，会受到来自上司的骚扰，或者来自暴力妻子的辱骂和殴打。

多年前，影响中国台湾立法的校园性别暴力事件中的受害者——叶永志，由于长相秀气，举止温柔，长时间被校园霸凌，最终在厕所身亡。

他的死亡，引起社会的大量讨论，台湾的《两性平等教育法》因此被改名为《性别平等教育法》。

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男女平等，更是性别平等。

叶永志母亲在纪录片中讲述

做了十年的家暴干预工作，我们也会有很疲惫的时候。

在帮助受暴者的过程中，很多咨询师会对求助者的遭遇过度共情，从而让自己也陷入情绪低落的状态，影响正常的生活，出现“替代性创伤”。另外，当我们无法改变受暴者的处境时，也会感到很无能为力。

有些求助者，她们在一次次遭遇暴力后，最终还是回到充满危险的家，因为她们无处可去。

也遇到过抱怨和指责，“你们什么都干不了”、“你们能做什么呢”。听到这样的评价，我们也会产生自我怀疑。

这时候，只能及时调整状态，向同行求助，多倾诉，或者暂时休息一段时间。

张智慧2015年参加白丝带运动发起人迈克·考夫曼博士的工作坊

有一个事实是，「白丝带」的出发点是倡导男性参与到反性别暴力的工作中。但目前，在大约4600名志愿者中，女性志愿者约占70%，可见男性的参与热情还是不够。

我们一直认为，作为男性，参与到反性别暴力的工作中，可以吸引更多的男性参与进来。男性认识到性别平等的重要，对保护女性会有更大的作用。

在推动反对性别暴力的运动中，男性不应该、也不能够缺席。

白丝带志愿者年会

这次的“唐山打人事件”，想必给很多人当头棒喝。

作为一名男性，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学习性别平等的理念。在成年后，也要去经常回顾，自己是如何从一个小小男孩变成如今的模样。

在成长过程中，有没有哪些不好的性别观念，如家务并非天生就该女性承担。

同时，我们也要多关心我们的母亲、姐妹、爱人、女儿，观察她们是否遭受到“有形”和“隐形”的暴力。

如果男性不对自己的性别成长经历，进行反思的话，是很容易就成为男权文化的帮凶。真正有平权意识的男性，应该认识到，不管你有没有主动施暴或歧视女性，同样在享受父权制的红利。

观念的破冰，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见效。

性别暴力的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如此普遍。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施暴，如果我们冷眼旁观，终会变得麻木，甚至是纵容和鼓励施暴者。

最终，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暴力文化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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