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盖州市青石岭山城四号门址_风闻

青石岭山城位于辽宁省盖州市青石岭镇（图一）。从2015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盖州市文物局联合对青石岭山城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山城平面形状大体呈横“凸”字形，周长约6485米。青石岭山城作为辽南地区重要的高句丽山城，从其周长和面积来看应属于高句丽大型山城，山城的修建和使用应该与高句丽晚期的“西部防线”关系密切。金殿山北侧、西侧发现夯筑和土石混筑的隔墙遗迹，隔墙与金殿山遗址、大型建筑遗址关系密切，推测是为了加强山城的防御而设置的。根据目前的调查和发掘成果，山城共有六个城门，东、西城墙各有两个城门，南、北城墙各有一个城门，其中四号门址位于西城墙南段，五号门址位于西城墙北段（图二）。山城的部分调查成果、金殿山遗址和二号建筑址的考古发掘成果已经发表[1]。2015年我们曾对四号门址进行了试掘，2017～2018年在试掘基础上对门址进行了完整揭露，现将发掘的主要收获报道如下。

一、调查与发掘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四号门址南、北两侧有较大的墩台，门道大体呈“L”形。2015年进行试掘时，在现存门道口的地表发现一道长约9.5、宽0.4～0.6、残高约0.3～0.8米的石墙，清理后确认这道石墙应为近现代砌筑。石墙残存二至三层石块，周围也有散落的石块，这道石墙与四号门址门道曾被作为临时羊圈使用。

四号门址是在青石岭山城发掘的第一个门址，位于西城墙南段的山脊之上，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四号门址发掘的工作目标如下：（1）在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基础上，对门址进行整体揭露，厘清四号门址的形制、规模和结构；（2）根据考古发掘结果特别是门址的形制结构和出土遗物等，确定门址的年代和维修情况；（3）以四号门址为基础，探索山城的使用年代及相关问题。

四号门址面积较大，发掘时根据国家文物局的批准面积并结合门址的实际情况制定工作方案。在发掘过程中主要采取探方发掘法，完整探方均为10米×10米，部分区域由于发掘需要而进行了扩方（图三）。在正式发掘之前，在北墩台上东西向布设一条垂直于北墩台的探沟（2016TG1），初步了解北墩台的结构和规模等。在北墩台发掘的基础上，分别开展门道和和南墩台的发掘工作，厘清北墩台、南墩台的结构及其与山城城墙的连接方式。发掘过程中，根据四号门址出土建筑构件和相关器物，可初步复原四号门址的门楼建筑等结构。

二、地层堆积

四号门址的面积较大，但是地层堆积情况基本相同，我们以北门口门道处的地层堆积为例加以说明（图四）。

第1层：灰褐色表土，土质比较疏松，夹杂较多草根，厚约13厘米。出土几块高句丽瓦片。

第2层：倒塌堆积，以黄褐色为主的斑驳杂色土，可见夯土残块，厚12～85厘米。出土高句丽瓦片、陶片、炭化木制品等。

第3层：乱石堆积，封堵在门道中间，厚64～144厘米。出土瓦块、陶片、炭化木制品、铁器等。　　第4层：炭化木制品、瓦件堆积，厚41～44.8厘米。出土大量炭化木制品、莲花纹瓦当、筒瓦、板瓦、铁器、红烧土块等。

第5层：灰褐色路土，结构比较致密，分层比较明显，有火烧痕迹，发现有较小的石子夹杂在路土中，厚2～4厘米。

路土下为经过平整处理的浅黄色基岩，硬度不高。

三、遗迹

从发掘情况看，四号门址保存较好。门道南、北两侧均存在较大的墩台，北墩台北端连接山城的石砌城墙，南墩台南端连接山城的石砌城墙。门道呈“L”形，其南侧有“L”形墙体（图五）。

（一） 墩台　　北墩台大体呈南北走向，近似椭圆形，中间高，内、外两侧低（墩台东边为内侧，西边为外侧），墩台内、外两侧均发现有石块砌筑的墙体。外侧的石砌墙体（Q1）大体呈弧形，南端连接门道口墩台的夯土，北端连接山城的石砌城墙。外侧的石砌墙体保存较好，长约42、宽约3、大部分墙体高2～2.7米（图六）。其中北端连接山城城墙的部分塌毁严重，残高约0.6米。墙体的石块多数为石英砂岩，个别为花岗岩，山城城内及四号门址附近的山体均为石英砂岩，且多处发现有疑似采石的痕迹，因此我们推测四号门址砌筑墙体的石块应为就地开采，打制成形以后用来砌墙。墩台外侧砌筑石墙的石块多数长、宽、高在0.4～0.6米，个别长度接近1米。从目前发掘的情况来看，部分墙体的基础位于基岩之上，部分墙体位于当时经过平整的地面之上，没有发现墙体存在基槽的现象。墙体的砌法在高句丽时期比较常见，通常上、下两层石块之间有向内收缩的现象，收缩的幅度为1～1.5厘米。为了保证砌筑石墙的坚固性和稳定性，石块之间的缝隙中夹杂有小石块或小石片。从墙体的顶部来看，墙体外侧的石块多为高句丽时期常见的楔形石，墙体内部为打制成形的石块逐层砌筑而成，石块间填充碎石。石墙内部及顶部即为夯土形成的墩台，夯层比较明显，厚约10厘米。墩台内侧部分石墙的墙体（Q2，在西侧接近门道的地方）底部较为陡直，这段墙体长约10、残高0.85～1.6米（图七）。该段墙体之上、墩台内侧这段墙体以北的部分（Q3）均为石块砌成的斜坡状。墙体的北端连接山城城墙（Q4）的内侧，从连接的地方来看，应是先修筑山城的城墙，后修筑墩台内侧斜坡状的石墙。北墩台长约35、宽约19～24米。北墩台外侧接近顶部的地方，有一道大体为南北向的石墙（Q5），这道石墙北端连接山城城墙，断续向南延伸，砌筑也不太规整，长约30、宽约0.3～1、残高0.2～0.4米，用途不详。北墩台东侧约10米处发现一条南北向、宽约3米的冲沟，位于基岩之上，疑似上下墩台或城墙的马道被破坏后所遗留。

南墩台大体为东西走向，整体呈弧形，保存较好，结构相对复杂。整体呈中间高、内外两侧低（墩台南边为内侧、墩台北边为外侧）的形态，墩台内、外两侧均发现有石块砌筑的墙体，外侧还有部分夯土护坡。门道口南侧与北墩台外侧对应的地方也保存有包砌墩台的石墙（Q6），门道口南、北两侧的石墙大体呈外“八”字形。门道南侧包砌墩台的石墙砌法与北墩台外侧的石墙类似，但是墙体高度差异明显，靠近门道的地方较高，高约2.8米，顺着向外延伸的方向墙体逐渐变低，碰到大块基岩后石墙直接砌在基岩上并且逐渐消失，基岩上石墙的高度仅有0.3～0.9米（图八）。通过解剖发现南墩台内部是由碎石填充形成。为了保持墩台的形状和坚固性，石墙（Q6）的西侧也发现有夯土护坡（Q7），呈黄褐色，直接包在墩台内部填充的碎石外侧。夯土护坡向西一直连接到山城的石砌城墙（Q8），大体为斜坡状，长约18米。墩台外侧接近顶部的地方也发现一道砌筑的石墙（Q9），从目前揭露的情况来看，这道石墙并无基槽或砌筑规整的基础，而是直接堆在墩台的斜坡之上。石墙由西向东逐渐变窄，长约20、宽0.4～2.8、残高0.3～1.1米。在墩台内侧东部的石墙已经破坏，西部发现有用来包砌墩台的砌筑规整的石墙（Q10），大体呈弧形，长约13.7、残高0.5～1.9米（图九）。西部石墙通过其南侧的一道斜坡状的小石墙（Q11）连接到山城城墙上，砌筑这道小石墙的石块均不大，长、宽、高多在0.3米以下，小石墙长约7.1、残高0.4～1.6米。连接南墩台的山城城墙（Q8）为大块石料砌筑，目前已经发掘出来的墙体长约24、宽3.4～5、高超过5米（目前仍未到底，考虑到安全性，没有再继续向下发掘）。城墙的石料经过明显的加工，多数石块的长、宽、高为0.4～0.6米，个别较大。上、下两层石块之间有明显的向内收缩现象，收缩的幅度在2厘米左右，使得整个墙体由下而上呈斜坡状。山城城墙外面发现有加筑夯土护坡的现象，夯层厚约10厘米，土质较为纯净，没有发现包含物。南墩台长约37米，墩台附近目前没有发现上下墩台或城墙的马道残迹。

（二） 门道　　门道呈“L”形，两个出入口分别位于门道西侧和北侧，以下称西门口、北门口。门道南侧有“L”形墙体，从发掘结果来看“L”形墙体压着南墩台，因此可以确定是先修南墩台，后来补筑门道南侧“L”形墙体。“L”形墙体为四号门瓮城的墙体，发掘结果表明，墙体夯筑而成，可见明显的夯土层，厚约10厘米。靠近门道一侧相对较高，没有发现石块包砌的现象。靠近城内一侧的墙体较矮，个别地方残留有包砌墙体的石块。墙体靠近南墩台的西端较宽，靠近门道北门口的墙体较窄。墙体长约43.9、宽6.4～7.6米（图一〇）。

西门口发现有大面积铺石，系利用当地的石英砂岩块砌筑而成，多数石块长、宽、高为0.3～0.5米。铺石范围长约6.7、宽约6、厚约1.4米。铺石之上发现有高句丽时期的路土，比较纯净，呈黄褐色，质地坚硬，分层明显，厚约3厘米（图一一）。铺石与门道南侧两边包砌墩台的石墙之间各有一条缝隙，宽0.2～0.5、深约1～1.4米。缝隙内为倒塌堆积，缝隙用途不详。门道铺石往里（东面）连接着有路土的地面，对路面解剖的情况表明南墩台的夯土墙体下并没有基槽，现门道地面向下不深即出现基岩。推测当时修筑四号门时，作为门道的基础高低不平，高的地方被铲平，低的地方用石块或土填平压实。铺石（外侧）至“L”形拐弯处的门道（门道较长的一段）大体为东西向，长约28、宽5.8～7.7米。门道拐弯至土衬石尽头的门道（门道较短的一段）大体为南北向，长约11、宽3.6～3.9米。南北向门道两侧（东侧、西侧）的底部发现了规整的土衬石，形制基本一致，土衬石由修凿比较规整的板石铺设而成，板石长、宽0.3～0.5米，厚约0.2米。西侧土衬石上发现有已经炭化的木地栿痕迹，木地栿残长1.5、残宽0.35米。门道西侧的木地栿外侧（西侧）还发现有石砌的墙体，用来包砌相邻的夯土墩台，石墙长5.5、残高0.4～1.9米。门道东侧仅发现类似石墙的基础，残长约6米。木地栿上发现有炭化的排叉柱和疑似卯眼的遗迹，相邻排叉柱的间距较小，大体为0.5～0.6米。从发掘情况来看，木地栿上有排叉柱9根，保存最好的排叉柱残高0.54米，个别排叉柱仅有木炭痕迹（图一二）。东、西两侧土衬石上各发现两个方形础坑，础坑南、北两侧连接着石板状的土衬石，础坑长约0.32、宽约0.2、深约0.2米。这些方形础坑隔门道相互对应，其中北侧两个方形础坑之间发现有比较明显的炭化木门槛痕迹，南侧两个方形础坑之间残留的木炭痕迹较少。方形础坑底部的结构也不相同，东侧两个方形础坑底部均发现有规整的石板，西侧两个方形础坑底部发现有小碎石块。东、西土衬石的北端均发现有一块竖立的撞石，保存较好，其中西侧撞石长0.46、宽0.16、高0.38米（图一三）。门道内的地面有大面积的火烧痕迹，发现了较多的炭化木制品、红烧土、瓦件和铁器等（图一四）。门道地面以下为修凿较为平整的基岩。门道东边土衬石残长6.5、宽约0.35米，西边土衬石长6.7、宽约0.35米。

（三） 门址内外道路

西门口主要是连接城外的通道，北门口主要是连接门道和城内。为了探寻西门口外的道路，我们在门口西侧布一条长12.3、宽约1.1米的探沟（2018TG1），发现一段疑似石砌台阶，长约1.2、台阶高约0.3米（图一五；图一六），探沟内其他地方没有发现类似的台阶，可能已经被破坏或由于发掘面积较小无法确定。北门口作为进出城的主要通道，主要连接城内和门道，限于目前的发掘面积，北门口向城内的道路等情况尚不清楚。

四、出土遗物

四号门址发现的遗物可以分为发掘出土遗物和地表采集遗物，主要包括瓦当、板瓦、筒瓦、绳纹砖、陶器、铁器、铜器、红烧土块和炭化木制品等。

（一） 陶瓦当　　发现数十件。多数已残损，部分较为完整，均为莲花纹瓦当，当面纹样均低于瓦当边轮。根据当面纹样和陶色等不同分三型。

A型：1件（2018T085370④∶10）。双层复瓣莲花纹瓦当。夹砂灰陶。当面共有两层莲瓣，每层七瓣，其中上层莲瓣为复瓣，相邻莲瓣间有半圆形的纹样，下层莲瓣仅露出花瓣前端。当心为莲蓬形，可见八个莲子。瓦当背面筒瓦保存完好，筒瓦连接瓦当的一端较大，另一端较小，筒瓦上没有发现瓦唇（或称瓦舌）和钉孔，筒瓦凸面的绳纹被有意抹平。瓦当直径15厘米，边轮宽1.3、高1.3厘米，筒瓦长44.3厘米（图一七，1；图一八）。

B型：数量较多，双界格线六瓣莲花纹瓦当。2018T085370④∶1，夹砂红陶。当面有双界格线六组，每组界格线靠近边轮的一端连接边轮内侧，靠近当心的一端与当心外的凸弦纹不连接，相邻的双界格线之间各有一个莲瓣，莲瓣中间及周边线条凸出，每个莲瓣靠近边轮内侧的两边各有一个小乳丁。当心凸出，大体呈尖锥状，当心外有凸弦纹一周。瓦当背面筒瓦保存完好，连接瓦当的一端较大，另一端较小，筒瓦上没有发现瓦唇，筒瓦较小的一端有圆形钉孔。瓦当直径约17厘米，边轮宽1.7、高1.5厘米，筒瓦长48厘米（图一七，2；图一九）。

C型：1件（2018T085370④∶22）。双界格线五瓣莲花纹瓦当。夹砂黄褐陶。边轮稍残，当面有双界格线五组，界格线一端连接边轮内侧，一端连接当心外侧的凸弦纹，相邻的双界格线之间各有一个莲瓣，莲瓣呈柳叶状。当心凸出，大体呈尖锥状，当心外有凸弦纹一周。瓦当背面的筒瓦已残。瓦当直径16.8厘米，边轮宽1.4、高1.8厘米（图一七，3；图二〇）。

（二） 陶板瓦和筒瓦　　数量较多，绝大多数为夹砂红陶或夹砂黄褐陶。

筒瓦　2018T075370④∶7，夹砂黄褐陶。一端较大，一端较小，没有瓦唇。凸面的绳纹被抹平，纹痕依然可见，凹面饰布纹。长46.4、较大的一端直径19、较小的一端直径13厘米（图二一）。

板瓦　夹砂黄褐陶。形制基本相同，一端较大，一端较小。多数板瓦凸面饰绳纹，个别饰斜方格纹（图二二），凹面饰布纹。2018T075370④∶5，火候不高。绳纹较粗。长约50.2、较大的一端残宽30.5、较窄的一端残宽22.5、最宽约33厘米（图二三）。2018T085370④∶5，火候较高。绳纹较细。长约45.5、较大的一端宽34.4、较窄的一端残宽16.7厘米（图二四）。

（三） 陶绳纹砖　　南墩台南侧的城墙上发现陶绳纹砖残块2件，火候均不高。2018T045310②∶1，一面为素面，一面饰细绳纹。残长20.5、宽17.5、厚5厘米（图二五）。2018T045310②∶2，残长17.5、宽19.5、厚6厘米。

（四） 陶器　　多为残片，多数为夹砂陶，个别为泥质陶，夹砂陶中常见夹杂滑石。能够辨认的器形主要有罐、甑等。器表以素面为主，纹饰有弦纹和绳纹。　　罐　绝大多数为残片，能够复原的仅1件（2018T085360②∶5）。夹砂黄褐陶。小盘口，圆唇，束颈，溜肩，鼓腹，平底，最大径位于下腹部。肩部饰三道凹弦纹，弦纹下器腹两侧对称分布有两个鋬。口径13.6、底径20、高23厘米（图二六，1）。2018T065350②∶2，夹砂灰陶。侈口，圆唇，束颈，溜肩，肩以下残。颈部饰几道不太明显的凹弦纹。口径34、残高17.6厘米（图二六，2）。2018T075360②∶4，夹砂灰陶。仅存下部，斜腹，平底。下腹部饰四道细绳纹。底径24、残高11.3厘米（图二六，3）。

甑　2018T065350②∶6，夹砂灰陶。侈口，圆唇，束颈，弧腹，底残。颈部及腹部各饰一道凹弦纹，腹部凹弦纹处器腹两侧各有一个桥状横耳。口径35、残高20.6厘米（图二六，4）。

（五） 铁器

数量较多，主要有镞、刀、钩、包门铁皮、犁铧、甲片等。

镞　2018T125380②∶4，镞身大体呈菱形，横截面亦呈菱形，铤部稍残。残长15.4厘米（图二七，4）。

刀　1件（2018T125380②∶7）。一端稍窄，呈扁平的尖状，整体稍弯曲。残长22.6厘米（图二七，1）。

钩　发现多件。钩体一端较直且有类似蘑菇状钉帽，一端弯曲成钩状。2018T085370④∶25，长16.3厘米（图二七，7）。

包门铁皮　发现数件。一种为长条状，上面有近方形的孔。2018T085360④∶12，残长19.6、宽5厘米（图二七，3）。一种为长方形，有方形的孔。2018T085360④∶15，残长16.8、宽15厘米（图二七，2）。　　犁铧　1件（2018T075370②∶8）。残存部分大体呈三角形，正面中间较高，两侧较低，犁铧内部为空腔。残长23.3、残宽23.8、厚5厘米（图二七，5）。

甲片　发现数块。锈蚀严重，有的表面可见穿孔及疑似纺织物痕迹。其中较大的一块（2018T085370④∶30）长约30厘米。

（六） 铜器　　1件（2017T115370②∶3）。推测为器物附件，呈“∩”形，形状不太规则，横截面呈三角形。残长3.7厘米（图二七，6）。

（七） 红烧土块和炭化木制品

红烧土块　数量较多。多在门道的石堆下。均为红褐色，大块中间夹杂有一些小石块。2018T045310④∶31，个体最大。长24.5、宽17、高17厘米（图二八）。

炭化木制品　数量较多。均为火烧后的炭化遗存，根据位置和形状判断有排叉柱、木地栿、木质门槛、门板等。目前发现的排叉柱，西侧保存较好，共有9根，最高的排叉柱残长约0.54米（图二九）。最大的一块炭化木制品（2018T075370④∶18）为板状，长约1.6、宽约0.4米（图三〇），推测可能是城门的木门板。

五、结语

青石岭山城四号门址的发掘出土了大量高句丽时期的瓦件、陶器、铁器、铜器、炭化木制品等遗物。通过对门址形制、出土遗物及相关史料等的分析，我们对四号门址的形制、年代等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　　四号门址位于青石岭山城西墙南段，两侧有较大的墩台，门道呈“L”形。四号门的瓮城设置在城内，形状亦呈“L”形。门址南、北两侧墩台的外侧均有砌筑规整的石墙，内侧石砌墙体不太规整。北墩台内部发现夯土，南墩台内部以碎石填充。南、北两侧墩台的长度均不小于35米，如此体量巨大的城门在高句丽时期是非常罕见的。从目前的发掘情况来看，我们还不能确定当时在墩台上是否存在建筑。

门道内发现高句丽莲花纹陶瓦当、板瓦、筒瓦，炭化木制品、排叉柱、木地柎和土衬石等，表明四号门原应有木结构门楼建筑。门道宽3.6～3.9米，两侧土衬石长约6米。门道西侧发现包砌夯土墩台的石墙，东侧也发现相应石墙的基础。门道两侧发现方形础坑（内有木炭），推测用来固定木制门框。

结合青石岭山城四号门址的出土遗物如包门铁皮、铁钩、铁钉、长约1.6米的炭化木制品等，沈阳石台子山城西门址[2]、丹东凤凰山山城1号和2号门址[3]、平壤万寿台附近的高句丽门址[4]、大城山城南门[5]等高句丽门址的发掘情况，以及高句丽壁画如吉林省集安市舞踊墓的门楼及板门壁画[6]等，我们推测青石岭山城四号门的城门应该是木制板门，板门固定在木制门框上，板门上有加固木门的铁条和门钉。

傅熹年先生在复原研究唐代大明宫玄武门和重玄门的过程中，曾对中国古代的城门进行过综合研究，认为门道下部的做法大体有三种：第一种用石柱础，础上用木地栿，栿上立柱；第二种用方形石础，础上立柱；第三种用土衬石，石上用石地栿，栿上立木柱[7]。平壤万寿台高句丽门址及当时唐代长安、洛阳的城门门道做法基本属于第二种。根据目前的发掘结果，青石岭山城四号门址门道下部的做法大体属于第三种，但是有一定差异，即土衬石上用木地栿，木地栿上立排叉柱。

目前门道内发现三种纹样的莲花纹瓦当，分别是夹砂红陶双界格线六瓣莲花纹瓦当、夹砂黄褐陶双界格线五瓣莲花纹瓦当、夹砂灰陶双层七瓣莲花纹瓦当，其中六瓣莲花纹瓦当较多，五瓣、七瓣莲花纹瓦当各发现1件。双界格线六瓣莲花纹瓦当在平壤大城山城[8]、安鹤宫等遗址均有发现，其中安鹤宫的年代上限可能在6世纪中叶以后[9]，其他遗址的年代大体在高句丽中晚期。双界格线五瓣莲花纹瓦当和双层七瓣莲花纹瓦当的纹样与以往出土的类似瓦当均有差别，丰富了高句丽瓦当的研究内容。瓦当纹样和颜色的差异等可能反映了门楼的维修过程，数量最多的双界格线六瓣莲花纹瓦当或是门楼最初修建时期使用的瓦当，双界格线五瓣莲花纹瓦当和双层七瓣莲花纹瓦当可能为后期修缮中使用的瓦当。

四号门址出土的大量红陶板瓦和筒瓦，纹样多为绳纹，少量为斜方格纹，与青石岭山城金殿山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火候、纹样基本相同。2018年在清理金殿山遗址周围残存的瓦片堆积时，在瓦片堆积下发现一枚“开元通宝”铜钱[10]，具有武德“开元通宝”的特征[11]。武德“开元通宝”始铸于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12]。高句丽灭亡之时（公元668年）应是金殿山遗址使用的年代下限，金殿山遗址发现的瓦件年代虽然与武德四年存在着或早或晚的可能性，但相差应不会太远。因此武德“开元通宝”的发现为金殿山遗址和四号门址发现的高句丽瓦件年代提供了重要的断代信息。

根据四号门址发掘结果，门址内发现大量红烧土和火烧遗迹，我们认为城门最终由于火灾被毁。联系到隋唐时期与高句丽的战争，推测青石岭山城四号门址被毁可能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至总章元年（公元668年）[13]唐和高句丽的战争有关。城门被烧毁的情况在吉林省集安市丸都山城[14]、辽宁省沈阳市石台子山城[15]、桓仁县高俭地山城[16]、凤城市凤凰山山城[17]等山城门址中均有发现，推测上述部分门址被毁也应该与隋唐时期和高句丽的战争有关。

附记：参加青石岭山城四号门址考古发掘的人员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贾笑冰、金英熙、王飞峰、张伟振，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新全、李海波，盖州市文物局孙丽、孟丽、缪川鹏、李智，营口市博物馆杨帅等，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马鹏，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文博系教师田野、张德良及10名硕士研究生、18名本科生参加了2018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7VGB002）的资助。

执笔者：王飞峰　李新全　李海波　文臻　栗媛秋　张伟振　孟丽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辽宁盖州市青石岭山城的调查与发掘》，《考古》2017年第12期。[2]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台子山城》，文物出版社，2012年。[3]李龙彬等：《辽宁丹东凤凰山山城首次发掘取得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2007年3月23日第2版。[4]小泉顯夫：《平壤萬壽台及其附近の建築物址》，见《昭和十二年度古蹟調查報告》，朝鮮古蹟研究會，1938年。[5]김일성종합대학 고고학및민속학강좌：《대성산의 고구려유적》，김일성종합대학출판사，1973년。[6]池内宏、梅原末治：《通溝》（下）图版第七，座右寶刊行會，1940年。[7]傅熹年：《唐长安大明宫玄武门及重玄门复原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8]同[5]。[9]王飞峰：《安鹤宫年代考》，见《庆祝魏存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5年。[10]资料存青石岭山城考古队。[11]关于“开元通宝”分期断代的研究，参见徐殿魁：《试论唐开元通宝的分期》，《考古》1991年第6期；《唐代开元通宝的主要品类和分期》，《中国钱币》1992年第3期。[12]a.“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食货志上》第2094页，中华书局，1975年。b.“至是，初行开元通宝钱，重二铢四参，积十钱重一两，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便之。命给事中欧阳询撰其文并书，回环可读”。《资治通鉴·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第5924页，中华书局，1956年。《新唐书》有类似的记载。[13]隋唐时期都曾出兵东征高句丽，《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及《资治通鉴》等文献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根据上述文献，隋军与高句丽的战争可能没有到达青石岭山城所在的营口地区，而唐初与高句丽的战争中，贞观十九年、乾封元年至总章元年的两次战争中唐军均到达青石岭山城所在的营口地区。[14]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丸都山城》，文物出版社，2004年。[15]同[2]。[16]樊圣英：《桓仁县高俭地山城》，见《中国考古学年鉴》（2009），文物出版社，2010年。[17]同[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