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关于中德经济依赖性的学术报告_风闻

吃瓜群众40447-2022-06-09 10:28

2022-06-09

来源 | 微信公众号“新华二代在德国”

作者｜新华二代在德国

欧洲就中国问题研究智库联盟（Think-Tank Network on China (ETNC)）在今年四月份出版了第八份关于欧洲公共领域和政治辩论对中国经济依赖的研究报告，以及对政治决策起到什么影响。

该报告共有欧洲18个国家以及欧盟机构共同参与。这就是说，该报告对欧洲18个国家就依赖中国问题做了分析。德国只是其中之一。

报告的核心结论: 尽管普遍认为对中国的依赖性在增加，但欧洲各地对中国依赖性的公开辩论和政治看法却大不相同。欧洲正在寻找开放与安全之间的平衡。

今年的报告由John Seaman、Francesca Ghiretti、Lucas Erlbacher、Xiaoxue Martin和Miguel Otero-Iglesias负责编辑。

《欧洲与中国关系中的依赖性》（Dependence in Europe’s Relations with China）

原文链接（英语版）:

https://merics.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4/etnc_2022_report.pdf

原文报告很长，内容很丰富。我个人没足够时间与精力为大家做完整分析，只介绍关于德国对中国的依赖议题。

德国版报告有四位作者（图下）。多年前，我跟Bernhard Bartsch在柏林有过一面之缘。Bartsch先生曾经是贝塔斯尔曼基金会亚洲项目负责人（Leiter des Asienprogramms der Bertelsmann Stiftung）。Bartsch现如今是墨卡托研究所对外关系主管。

从1999年至2013年期间，Bartsch在北京生活。作为东亚记者对中国、日本和韩国进行报道，其中包括《新苏黎世报》、《经济周刊》、《法兰克福汇报》和商业杂志《brand eins》。他曾在汉堡、北京和伦敦就读汉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新闻学。

四位作者在报告导语中这样写道:

近年来，在德国关于中国议题的辩论中，中德之间的依赖性已经成为一个核心问题。

作者们表示，德国对中国的依赖性不应该被高估。

长期以来，商业利益一直是德国对中国政策的主要驱动力。

人们认为，凡是对德国（驻华）公司有利的，也对德国整体有利。这种观点越来越受到质疑。

在这项报告中，四位作者通过四个层面分析中德之间的依赖性。

与美国在这些领域相对比，德国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的依赖性相对较低。供应链的依赖性也很有限。但是，中德创新的依赖是相互的。

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是几十年来德国关于中国的辩论所围绕的核心话题。这也是目前德国在后默克尔时代调整对中国政策的核心。

对于德国的关键行业如汽车或机械行业，中国是最大的市场之一，甚至就是最大市场。汽车是德国出口导向型经济中最重要的行业。它在中国的生产量和销售量都要高于德国。

商业利益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德国中国政策的驱动力，以至于有人声称，该德国的中国政策基本上是由大众汽车、戴姆勒和宝马的首席执行官决定的。这可能有点夸张，但其基本逻辑被广泛接受，即凡是有利于德国公司在中国的商业利益的，也有利于整个德国经济。

然而，鉴于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和产业政策，这一观点不断受到质疑。

对联邦议院演讲的分析表明，近年来，同时提到中国与“依赖性”的话语总体上有明显增加，并在2019年和2020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德国新政府于2021年12月签署的联合执政协议将“减少战略依赖”作为其中国政策的关键目标。

尽管如此，对于德国企业或整个德国经济来说，对中国的依赖到底有多深，尚且还不是很清楚。

本文试图通过四个不同层面来探讨依赖性问题，并提供有关数据和模式。

1. 贸易和投资的依赖性

2. 企业依赖性

3. 供应链的依赖

4. 创新依赖性

贸易和投资的依赖性

传统上，中德关系一般是指中德经济关系。到目前为止，德国是中国在欧盟的最大贸易伙伴。2019年，德国占欧盟对华出口的48.5%，该比例是法国的4.6倍。

中德之间的经济关系在欧盟内部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很多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只体现在与出口有关的供应链上。但这也可能导致在某种程度上高估了德国对中国的依赖性。

2020年，中国占德国出口的8.0%（注: 有另外数据显示，该比例已接近10%）。这一份额自2005年以来几乎增加了两倍（2.7%）。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是德国产品的最重要客户（8.6%）。然而，这一排名在2020年第二季度发生了翻转，中国超越美国，首次成为德国最大出口市场，因为其他欧盟成员国和美国同时受到新冠大流行的影响。

在进口方面，中国仍然是德国最重要的供应商（排在荷兰和美国之前）。同期，中国在德国进口中的份额大幅增加，从2005年的6.5%上升到2020年的11.4%，而美国的份额则有些停滞（2005年：6.7%；2020年：6.6%）。在过去的20年里，德国在中国全球出口中的份额一直都在3%至4.5%之间。

在舆论上，中国在德国的投资占据了显耀地位，比如美的收购库卡以及中国公司对德意志银行和戴姆勒的投资。尽管如此，中国公司和中国在德国的总体投资的重要性或总额仍然相对较小。

美国与中国在德国的投资比较。中国对外投资总量占欧盟总量的5%左右。这一份额在美国面前相形见绌，美国是欧盟最大的投资来源和目的地。另一方面，欧洲在中国的最大投资者是德国。大部分投资进入了汽车行业。

根据德国工业联合会（BDI）的粗略评估，德国有90万个工作岗位与中国业务有关，占德国劳动力的2%。虽然这对德国经济很重要（对个别公司也很重要），但这并不足已导致对德国整体就业的依赖。同时，德国公司在中国直接雇用了超过100万名员工，其中还不包括由其中国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创造的工作岗位。

企业依赖性

中国日益增长的创新能力和充满活力的市场影响了欧洲的企业决策。然而，企业的整体依赖性仍然有限，因为欧洲和美国市场对他们的业务同样重要，甚至比中国市场更重要。

作为一个制造业巨头，中国已经是许多行业（如化工、塑料、电子、汽车）的最大市场。对来自不同行业的七家大型德国上市公司进行抽样调查，有助于评估中国市场对其收入所起的作用。虽然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但它并不主导德国公司的收入。

对于大多数抽样调查的德国公司来说，欧洲和美国和中国市场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西门子是与中国政府合作的先驱。中国是该公司的一个关键市场，收入份额为9.2%，但它比德国市场（12.3%）要小，比美国市场（21.6%）要小得多。

汽车行业对中国市场的是德国和欧洲依赖中国的看法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对德国的工业，包括大众汽车及其供应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德国和欧洲对中国的依赖性说法主要跟汽车业有关。

2019年，大众汽车集团旗下品牌在中国销售了420万辆汽车，占其汽车总销量的近40%，中国成为其最重要的市场。然而，只关注销售量，而忽略大众汽车在中国公司的所有权结构，会扭曲该集团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中国大众并不单独拥有中国大众，而是有中国合伙人，因此它在中国的销售收入和利润并不全部流向德国大众总部。据估计，大众汽车2019年在中国的收入只占大众汽车全球收入的21%。

随着创新和产品质量的提高，联想、海尔、大疆或阿里巴巴等中国品牌已经成为德国和其他欧洲市场上家喻户晓的品牌。华为、小米，以及最近的vivo正在扩大它们在智能手机市场的影响力。华为和联想在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创造了近四分之一的收入，其中欧盟至少占到50%。这表明，欧洲市场对一些中国公司的重要性几乎与中国市场对抽样的德国公司的重要性一样。

供应链的依赖

中国在欧盟的许多产品类别中占主导地位。关键性战略依赖在这里被定义为: 欧盟是某个商品的净进口国，欧盟从中国进口超过50%的商品，而中国控制了该商品全球市场的3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对某类产品的有限准入会扰乱一个国家的经济或使其在其他方面处于弱势。

对于整个欧盟以及德国等一些成员国来说，某些产品确实存在着战略依赖性。2019年，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定义的5.600多种产品类别中，欧盟有659个产品对中国有战略依赖。这些产品占从中国进口总额的43%。欧盟以及德国对中国的关键战略依赖在电子行业最为明显。

然而，关键的战略依赖只限于相对有限的产品类别。在大约103个产品类别中如电子、化工、矿物/金属和医药/医疗产品，欧盟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有关键的战略依赖。

德国知名经济研究所ifo将2021年德国5%的进口产品归为高度依赖型。然而，就供应链而言，某些部分的战略进口依赖性是相互，而非单方面的。德国公司的优势建立在其较高的专业化程度和对利基市场的占领。同时，中国对传统欧洲高科技产业，如机械工程的依赖性要大得多。基于此，中国在精密机械等高端领域寻找能替代欧洲作为供应商的可能性会更加困难。

创新依赖性

对于德国公司来说，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市场和生产地。它的创新能力、充满活力的市场和完善的监管体系正在影响商业决策。德国公司通过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并将其大部分利润再投资于中国，来挖掘中国的创新和人才库。例如，西门子在中国设有20个研发中心，包括其全球机器人研究总部。

另一方面，许多中国公司和研究机构还依赖德国的技术，而德国的技术在许多领域对建立中国国内创新体系仍然不可或缺。在技术能力落后领域，例如半导体或基础研究情况更为明显。

除了建立研究中心或并购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与欧洲公司、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研究合作。这可以从欧洲大学中的大量中国学生能看出来。

（完）

编者有话说

以上是《欧洲与中国关系中的依赖性》（Dependence in Europe’s Relations with China）就德国部分的内容。

这份报告是对过去几十年德国的中国政策的描述与总结。它不一定完全客观或完整，但可以借鉴。

我暂时不想对这份报告多做评价。我想说的是，基于德媒在过去三天就两个问题的报道来看，这份报告中的结论大概率会被调整。

比如，报告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与欧洲公司、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研究合作。”**预测，在今后一年内，部分中欧大学或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大概率会做出显著调整。我不是指孔子学院。

其次，如果有人昨天打开《明镜》网站或收听巴伐利亚广播电台（Bayerische Rundfunk），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简单地说，从昨天起，又多了一个能高度影响德国企业开辟多元策略的潜在外在因素。

这份报告的四位作者在结尾时写道，德国企业对中国的依赖性有限，但被政治化的概率大幅度增加。比如俄乌战争在德国公司总部引起了地震式的反应。基于此，往常的种种无法想象逐渐提上议程。在纯理论的无法想象的外衣上添加了一层能成为现实的潜在可能。

因此次上海防疫措施，很多人都在关心德国驻中国，尤其是上海与长江三角洲企业的未来走势。

对我而言，有两组数据引起我的额外关注: “德国有90万个工作岗位与中国业务有关”和“德国公司在中国直接雇用了超过100万名员工，其中还不包括由其中国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创造的工作岗位。”这对分析中德相互依赖关系很有帮助。

大家可以参考我之前写过的文章，再结合今天这篇学术性报告。希望大家能得出一个更加客观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