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们的高考_风闻

那时候，高中毕业生没有人人参加高考的机会，高考生从毕业会考中选拨产生，所以毕业会考也叫“预选考试”。预选通过，才有资格参加高考。预选没通过，发一张高中毕业证，结束全部学业，或回家种地，或待业待岗。

预选名额根据各学校历年高考升学率（录取率）计算、分配，高考录取率越好的学校，获得的预选名额越多。我在落后地区，预选名额大概占当年应届毕业生的三分之一左右，只有小部分高中毕业生能获得参加高考的资格。我就读的是最普通的一所农村中学，预选名额很少，当年高中应届毕业四个班，约220人左右，通过预选，获得高考资格的只有30多人。

回顾那个年代，对比今天的高考体制，我们经常自豪的认为，那时候只要通过预选的考生，放到今天，几乎都能进入一本大学。但就我们地区当年的情况，包括本科、专科、中专和职专（那时候的中专也在高考录取范围内）在内，平均录取率仍然不超过30%。

那时候没有一本、二本这样的分类，我参加的是文科类考试，当年，专科（今天二本）录取分数线381分，本科（今天一本）录取分数线410分。我的高考分367.5分，我是通过预选、参加了高考，组织不幸落榜的一个。

我家境贫困，对高考升学不抱希望，高中三年基本在混。到最后一学期，大家都在拼命，文学社的同伴都散了，这才抱着书本啃了两三个月，能通过预选，自已都感觉意外。我偏科很严重，语文、历史、地理，基本上能过目不忘，但对数字和符号没有概念，我清楚记得我的高考成绩，数学21分，英语15分。

英语情况很特殊，我们是1986年开设的英语课，那一年我已经高二。我语言先天迟钝，看外国文学作品从来记不住人名字，这15分也是蒙的。减去数学和英语的考分，我文史部分的成绩还是很高的。

那时候的高考，不像今天这样，交警开道，社会动员。我参加高考的时候，父母还在地头上收拾庄稼，我揣着二十块钱，坐班车进城，和同学找个旅店住下，一间房，四张床，住宿费两块八毛钱。那是我第一次住旅店，电灯泡在头顶上明晃晃的照着，大家爬上爬下，兴奋的睡不着觉。快半夜的时候，每人买了一瓶啤酒，一块两毛钱一瓶，坐在床上一小口一小口的抿。旅店临着马路，汽车喇叭大声鸣叫，晚上几乎没怎么睡觉，第二天爬起来迷迷乎乎就进了考场。

考点外面，没有家长守望，没有警察治安，甚至连值班的门卫都没有，只有几个戴着红袖套的老师来回走动。按准考号编号找到教室和座位，监考老师核对一遍准考证，讲一下考场纪律，开始发卷，高考就这样平平淡淡的开始了。

高考两天半，第三天上午结束。这是我们在校园里的最后一天，都已经知道自己升学无望，恋恋不舍，聚在花坛傍边聊天，有人说要去新疆打工，有人说媒人已经到家里提亲，东拉西扯，迷茫，失落。

我们班54个同学，当年高考录取3人，一个军校，一个师专，一个职专。那时候还允许复读，后来又考走了3个。我的一个同学，父亲乡村干部，家境较好，连续复读五年，胡子一大把了，最后还是没有考中，23岁那年最后一次参加完高考，秋天娶了媳妇，我们去喝了他的喜酒。

高考成绩和录取榜，在校门外公示，黑色毛笔字，写在梅红纸上。我知道自己考分不高，没去看榜。一个初中女同学去看榜，写一封信，把结果告诉我。其实，我和她家的距离只有一公里多一点，她骑自行车到镇上邮电局寄这封信，要走四五公里。信的末尾有一句话：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我明白她的意思，但最后我们也没成，她父亲是信用社干部，户口已经进城，不同意女儿嫁给一个种地的农民。我至今记得，她个子高挑，长发迎空，符合我二十岁前对美好生活的所有想象。那时候的城乡之间，隔着跨不过去的长江和黄河，高考落榜，意味着我这辈子只能在黄土地里刨食，偶尔进个城，下个馆子，一个人悄悄去看一场电影，但农民已经是我身上的标签，挂在脸上，刻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