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长远：供应链重组背景下的国际资本流动_风闻

6月1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了“如何看待当前部分中外企业向外迁移”视频研讨会。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罗长远等专家学者、企业家作了发言，下面是他发言的记录稿。研讨会是由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主持的。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的一些思考，就是怎么去看供应链重组背景下的国际资本流动。我的汇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有关外资利用的几个问题，第二是有关全球化发展的几个趋势，第三是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几点研判。

一、有关外资利用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引进来”和“走出去”有无实现良性互动？从数据来看，可以发现，外资进入的速度在放缓，但是“走出去”的速度在加快，这与二者良性互动的预期存在很大的距离。我们在的一个研究里发现，“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良性互动是有条件的。为什么呢？因为“引进来”和“走出去”都需要资源，如果把更多的资源配置给了“走出去”，那么“引进来”就会受到拖累。2018年以来，由于贸易摩擦和疫情冲击的影响，“走出去”和“引进来”双双受到拖累，都有所回落。

第二个问题，高标准对外开放有没有促进来自美欧日的外资利用？在整个中国的外资利用里面，来自美欧日的资本所占的比例是比较低的，并且呈走低的趋势。我们都知道，做自贸区，还有跟欧洲的CAI谈判，包括奥巴马时代与美国的BIT谈判，我们在对外开放方面强调对接全球最高的投资和贸易规则，但是从数据上来看，这方面的成效还没有呈现出来。

第三个问题，外资准入门槛的不断下降有没有实现外资利用的多元化？从数据上看，来自中国香港的资本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现在大概有超过70%的资本是来自于中国香港，离外资多元化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第四个问题，产业结构调整有没有导致外资利用过度或者过早的“去工业化”？截至2020年，外资流向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达到了75%。美国在2011-2020年间，美国制造业吸收的外资，占了其整个外资利用的一半。这些年强调产业结构调整，是不是过度或过早地让外资利用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

第五个问题，金融部门的开放深化有没有实现外资利用的扩张？这些年来，金融部门的对外开放迈开了比较大的步伐，但是从数据来看，金融部门外资利用的规模和金融部门外资利用的占比都在不断的回落，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第六个问题，自贸区产生的是外资创造效应还是外资转移效应？自贸区要对接全球高标准的投资和贸易规则，那么自贸区对外资利用到底产生了什么效应？我们的研究显示，自贸区确实有利于促进外资的利用（所谓的“外资创造”），但是也把自贸区以外的资本吸引到自贸区来（所谓的“外资转移”）。如果把二者合在一起，自贸区设立所产生的外资利用净效应，就要打个折扣。

这是在警航巡逻直升机上拍摄的上海自贸区洋山港集装箱码头。新华社记者凡军摄

第七个问题，外资利用的独资化有没有打消“强制技术转移”的质疑？这些年来，在中国的外资利用里面，独资的比例越来越高，现在约占70%的水平，但是这似乎并没有消除所谓“强制技术转移”的质疑，这又是什么原因？

第八个问题，2008年通过了《反垄断法》，针对外资并购，有国家安全审查和市场集中度审查。在这之后，并购投资的规模和案例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那么，在规范外资并购行为的同时，是否也对外资的进入产生了一些影响？

二、有关全球化发展的几个趋势。这个直接影响到国际资本的流向。

第一个趋势，国际贸易一定程度上让位于国内贸易。到2020年，中国的出口依赖度约19%，在2008年这一比例是33%。与2008年相比，我们的出口依赖度已经下降了不少。目前美国的出口依赖度约10%，日本的出口依赖度约16%。一方面，伴随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国内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与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相比，中国在内部市场挖掘方面，空间还很大。

第二个趋势，全球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区域贸易。在欧盟出口里面，向欧盟国家的出口占了60%。在美国的出口当中，墨西哥和加拿大是它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它们合起来占了美国出口的33%，也占到了美国前15大出口目的地的45%。如果看日本的话，它的前15大贸易伙伴里面，来自亚洲的占了11席，对中国的出口占到了22%。我们国家在2021年，对美出口仍然达到了17%。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中国在发展区域贸易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第三个趋势，多边贸易一定程度上让位于双边贸易。在WTO呈“僵尸状”的背景下，各种双边的FTA（自由贸易协定）就迅速发展起来。在中国周边，韩国在李明博时期，就要打造远东的FTA中心。截至目前，韩国已经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主要经济体都签订了FTA，包括在今年1月份与印度重启了FTA谈判。日本则与东盟、欧盟、英国、澳大利亚签订了FTA。在特朗普时期，日本与美国也签订了贸易协议。印度特别值得观察，它一直是贸易保护主义比较严重的国家，但是今年以来，印度已经大幅度调整了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在自由贸易谈判上表现出非常积极的姿态。印度已经与阿联酋、澳大利亚签订了FTA，而且与英国承诺在年内签订FTA，并预计明年与欧盟签订FTA，还重启了与加拿大的FTA谈判。中国在FTA方面，已经迈出了比较大的步伐，但是主要的经济体都还没有与我们签订FTA。值得注意的是，在2020年年底，中国与欧盟完成了CAI谈判。

第四个趋势，自由贸易一定程度让位于公平贸易。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化往前推进的一个大麻烦。一是要素收入分配失衡。在收入分配里面，越来越多的收入给了资本，而不是劳动。二是所谓的顶层收入增长。根据皮凯迪2018年的研究，超过70%财富由整个社会里面收入最高的10%的群体所把持。而根据2021年美国财政部的一个研究，三分之二的财富被整个社会里收入最高的10%的群体所把持。收入分配不公平很容易让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走向民粹主义。另外就是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先后对中国发起了一系列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但到2021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仍然达到了3900亿，占整个美国贸易逆差的三分之一。美国内部收入分配的失衡，以及它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不平衡，使得它越来越强调所谓的公平贸易，而不是自由贸易。诉诸公平贸易的话，未来可能就有两个趋势，一是强调对等开放，要求在市场准入方面，做到对等。二是在一国内部，强调各群体要利益均沾。

第五个趋势，便利化贸易一定程度上让位于安全化贸易。在以往，各种多边的贸易谈判都是去推动贸易便利化。但是这些年来，安全越来越成为各种谈判或贸易协定的主要议题。以前的产业链安排，追求的是JUST IN TIME，现在叫JUST IN CASE。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安排，要考虑安全因素。拜登在他2021年的一个行政命令里就提出，要有一个有韧性的、多元化和安全的供应链。以前，国际贸易以效率论英雄，现在强调兼顾安全，再往下可能是安全优先、兼顾效率，再接下来，安全议题可能被泛化和滥用。

第六个趋势，性价比贸易一定程度上让位于绿色贸易。所谓的性价比贸易，就是成本决定了竞争力，要素价格决定了竞争力。在双碳背景下，要追求所谓的绿色贸易。以前，国际贸易以性价比论英雄，现在强调兼顾环保，再往下可能是环保优先，再到环保议题可能被泛化和滥用。

第七个趋势，价值链贸易在一定程度让位于价值观贸易。美国、欧盟、日本，还有印度，都在尝试建立所谓的价值观贸易。印度的工商部长，最近有个讲话，就是印度将优先考虑与民主国家签订FTA。

第八个趋势，所谓的“去俄化”贸易与“去中化”贸易。所谓的“去俄化”贸易，就是在能源贸易里降低对俄罗斯能源的进口依赖。“去中化”贸易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去中心化”，强调产业链的本地化、区域化和多元化。二是“去中国化”，就是要降低对来自中国进口的依赖。以美国为例，2016年，美国来自中国的进口占到21%，到2020年这一比例已经回落到19%。

三、有关国际资本流动的几点研判。

第一个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的资本已经在转移，在2008年新的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后，以及在最低工资标准不断被提高以后，劳动密集型外资就在不断地调整和转移。但是对资本密集型的资本而言，就没有那么突出。

第二个是出口平台型和市场追求型。在中国，加工贸易占比不断下降。以中国作为出口加工平台的资本，未来的发展空间会相对受限，但是把中国作为目标市场的投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第三个是工业导向型和服务业导向型。伴随经济的服务化，服务业领域的外资空间很大。

第四个是产业导向型和产业链导向型。对于前者，它主要依赖从母国采购，离开中国相对容易。对于后者，它非常依赖中国本土的采购，这类资本不一定离开中国，即使在亚洲地区重组，中国也仍然是它整个投资里面很重要的一环。

第五个是传统经济导向型和新经济导向型。中国在新经济方面有巨大的潜力，包括数字经济、数字贸易、物联网、人工智能、低碳经济等。最近针对美国一个研究表明，美国机器人的使用，使得原来在墨西哥的投资回流到美国。中国如果把这些领域的优势进一步夯实，新经济领域的外资空间还是很大的，像特斯拉。

第六个是国计民生型和非国计民生型。涉及技术前沿和国家安全的投资，会有一定程度的转移。还有民生型投资，如口罩、防护服等的生产。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初，新加坡当时的贸工部长就讲了一句话，产业链过度依赖于一个国家，是不安全的。所以，涉及民生的投资也会有一些调整。

第七个是硬环境型和软环境型。在硬环境方面，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做得不错。如果在软环境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中国的引资空间还是很大的。

第八个是港澳台资本和非港澳台资本。香港资本的占比已经很高了，做更高的期待是不合时宜的。新加坡和韩国是仅次于香港和维京群岛的外资来源地，从它们与中国的经贸联系，以及它们对IPEF的立场而言，它们对中国的投资还是十分可期待的。关于欧盟，如果协定（CAI）能通过双方的法律程序而付诸实施。来自欧盟的投资也是值得期待的。最大的不确定性是来自于美国、日本，包括中国台湾地区的投资。

乔依德：我向罗长远教授提一个问题。你最后讲到外商投资，特别强调美国和欧洲对中国投资的占比一直不是很高。我的问题是，除了数量以外，它的质量怎么样？高科技含量怎么样？直观来说，欧美企业对于中国的投资，技术含量应该是比较高的，你对这方面有什么看法？

罗长远：针对这个问题，我有以下几点思考供参考。第一，在整个中国的外资利用里面，其实港资还是大头，美欧的资本相对比较少。第二，从技术含量上来讲，这也是共识，港澳台资本要比美欧资本的技术含量低。第三，其实也是研究方面的一个困惑，从跨国研究的角度看，也包括针对中国的研究看，外资的技术溢出一直是一个研究上没有共识的话题，就是说外资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给东道国带来技术溢出。无论是针对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一直没有一个共识性的结论。比较而言，美欧资本给中国技术溢出的空间，可能要高一些。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本是独资，它有更好的办法去阻碍本土企业的学习。另外，外资在带什么技术到中国来、以什么方式与本土企业进行合作方面的自由度越来越大。我觉得这方面有期待，但是从数据上来看还要观察。

（来源：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