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中国减碳和发达国家有哪些重要区别_风闻

**刘世锦，**全球化智库（CCG）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2022年5月26日，在新京智库春季峰会“双碳之策”分论坛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在演讲中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变量，但双碳目标不能因为内外部形势的变化而放松、后退，还是要坚持、要重视。从长期看，实现双碳目标，要做一些打基础、利长远的体制机制建设方面的工作。

对此，他给出了三方面的建议，包括要尽快形成“减碳、降污、扩绿、增长”四位一体的协同机制，要重点形成一个强有力促进创新的激励机制，建立碳账户制度等。

“要尽快形成四位一体的协同机制”

此次论坛的主题为“双碳之策：双碳之下政府与企业的绿色转型”，刘世锦发表主旨演讲称，近期，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变量。从内部看，全国疫情多点散发。从外部看，俄乌冲突之下，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攀升，特别是全球油价飙升。“在这个时候，能源安全问题备受关注。那么，双碳目标还要不要坚持？我认为肯定还是要坚持、要重视，不能因为内外部形势的变化而放松、后退。”刘世锦说。

刘世锦进而表示，除了要关注短期的形势变化对双碳目标的影响，当前更重要的是，为实现双碳目标做一些打基础、利长远的体制机制建设方面的工作。对此，他首先建议，要尽快形成“减碳、降污、扩绿、增长”四位一体的协同机制。

刘世锦指出，中国的减碳和发达国家在一些方面有重要的区别。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没有了太大的潜力，它们已过了工业化的高峰期、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伴随着工业发展的污染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对发达国家来说，绿色转型就是一个碳减排的问题。而对中国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有潜力继续保持比较快的增速。在十四五期间，中国还是有必要、也有可能保证中国经济实现5%以上的增速。“所以，中国进行绿色转型，减碳、降污、扩绿、增长这四个方面都很重要，不能偏废，都要抓，都要硬。”

刘世锦还表示，四位一体的协同机制不会弱化或者不利于减碳，要把这四方面的优势很好地协同运转起来。 “碳排放与其他污染物排放有较高的同源性，减碳与降污具有较强协同效应。生态修复、植树造林，可以增加碳汇，而碳汇可以中和碳排放。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广，既能促进经济增长，也有利于降碳、减污、扩绿。”

那么，如何建立起四位一体的协同机制？刘世锦建议，首先，把四位一体的协同机制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并且在各地政府的五年规划、年度任务和日常工作中加以明确和体现。通过这个方式，强调减碳不能单打一、要协同推进，不能搞运动式减碳、要立足长远、久久为功，不能搞形式主义，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实质性的转变。

第二，完善四位一体的指标体系和协同效应。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要提出各自有科学依据的度量指标，同时应充分考虑这些指标之间的关联性，促进降碳与减污，降碳与增绿，绿色技术创新与降碳、减污、增长等之间的协同效应。近期应尽快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重点是在统计方法、考核机制等方面把工作做实做细，尽快形成实施条件。

第三，及时纠正不利于形成四位一体协同机制的政策和做法。刘世锦指出，有的地方在减污降碳过程中，不论是否采用绿色技术，是否达到绿色标准，对高耗能或高碳行业实行一刀切限制，其结果是减少供给，推高价格，同时也伤害了企业推动绿色转型的积极性。建议对高碳行业实行“放开、稳住、限制”相结合的区别化政策，也就是放开绿色生产、投资、技术创新和推广的空间；稳住对经济社会安全和平稳运行直接相关、短期内难以被替代的环节；有序限制其他非绿色生产、投资并加快实现绿色转型。

此外，前瞻性制定受冲击领域的风险防控与产业就业转型规划和政策。煤炭、钢铁、有色、化工、水泥等传统能源和高耗能产业为主的区域，将面临主体性产业替换的重大冲击，并引起高碳资产价值下跌和重估，进而影响区域性金融稳定。建议有关部门和地区要趁着日子好过的时候未雨绸缪，对金融风险防控、接续产业培育、员工退出安置和再就业培训等抓紧制定前瞻性、针对性强的规划方案和政策措施。

“要重点形成一个促进创新的激励机制”

除了建立四位一体的协同机制，刘世锦还指出，打基础、利长远的体制机制建设，还要重点形成一个强有力促进创新的激励机制。

刘世锦观察到，在中国的双碳目标提出后，不同地区和行业表现出了三种不同的反应。其中，第一种反应是防御型的反应。比如，很多传统的能源企业感觉到了转型的压力，面对压力在考虑将来要转型重组甚至退出。但是这些企业目前还有市场，所以还在观望。第二种反应是适应型的反应。比如，一些企业和行业开始考虑用目前的能源系统或者生产方法如何才能节能减排。第三种反应是进取型的反应。比如，双碳带来的中国经济的转型，从根本上说要靠换技术。原有的技术不行了，通过技术创新推动能源结构的转化，用新的清洁能源代替原来的高碳的能源结构，这是进取型的反应。

“技术创新能够降低绿色产品溢价，缩小应对气候变化成本。比如，最近的风能、光伏等清洁能源的成本下降很快，有些清洁能源的成本已经和传统能源成本打平甚至还要低。从这个角度讲，创新使得我们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付出的成本大大降低了。”刘世锦说，中国经济转型的出路还是在进取型反应、在于技术创新，但创新需要一个比较好、足够的激励机制，来推动技术创新。比如，建立一套激励机制，激励和改善一些绿色企业在IPO、获取资金等方面的成本和便利条件等。“如何建立这样一个激励机制来推动创新，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建立绿色账户制度”

如何建立四位一体的协同机制和利于创新的激励机制？对此，刘世锦建议，建立绿色账户这一基础制度。这是四位一体协同机制不可或缺的前提，更是市场在绿色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乃至决定性作用的基础。

“无论是用市场的方法还是政府行政机制来减碳，都要把账算清楚，要有一个基础——碳账户。而碳账户首先要解决碳核算的问题，包括碳核算、生态核算在内的绿色核算，是绿色发展的基石。”刘世锦建议，应尽快补上碳核算这一短板，并以此为基础，普遍建立碳账户和生态账户，进而形成与四位一体相适应的各级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绿色责任账户，确定各个主体的减排责任和权益，把国家的双碳目标落实到位。

此外，刘世锦还指出，除了建立碳账户制度，也应该探索建立企业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评估体系和制度。“特别是，应该使ESG中的‘E’，即生态方面的评估成为一个基本的制度，并逐步推广这套评价体系，确定企业的减排责任和权益。”

“总之，把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做好，才能有效推进和落实双碳，才能取得富有成效的成绩，而且也能够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实实在在的动能。”刘世锦说。

文章选自新京报，2022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