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清友对话刘元春：当前经济如何稳增长、提信心？_风闻

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管清友 如实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对于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的救助是最重要的

管清友：当前稳经济这些政策如何落实？下半年经济是否会企稳回升，能回升到什么程度？稳经济大盘的会议下沉到了县区一级的行政单位，我们怎么看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怎么办？

**刘元春：**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台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同时召开下沉到基层的动员大会。很重要的原因是，当前是我们整个经济的关键时期，这个关键时期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第一是内外部环境的大幅度超预期变化。第二是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经济体，一旦按照3月、4月乃至5月上旬这样的下滑趋势，可能会承受巨大的损失，会导致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因此目前是整个稳经济的窗口期。要在防疫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同时，全面复工复产，全面刺激经济，在一个正常的轨道上面、一个平稳的区间运行，从而避免出现停摆现象。

所以在目前这个时点出台政策和召开会议，简单来讲，是我们必须全年要保证经济工作会议的目标实现，特别要在二季度实现正增长，失业率要下降。要达到这样一个区间性目标，我们必须要有特殊的政策。要复工复产、要打通抗疫所产生的各种国民经济循环的断点堵点，同时要有大的疫情救助和经济的推动力。

管清友：哪些困难尤其需要尽快解决？现在出台的稳增长是一揽子政策，如果从做政策优先序的话，哪几项可能是需要先解决的，目前哪边的困难最大？

**刘元春：**目前来讲，**很重要的依然是抗疫，**因为抗疫的胜利，是我们整个经济复苏的前提。只要疫情不结束，经济要想真正的完全常态化是很难的。因此抗疫依然是我们大量工作展开的一个前提。

**第二，**我们在疫情冲击下，受到强烈冲击的市场主体，一些产业一些区域，疫情救助非常重要。我们只有保证市场主体的存在，才能保证我们的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和人民的信心。

**第三，**我们必须在抗疫的同时，使我们的复工复产、经济循环尽可能地向常态化状态进行恢复。也就是说，经济循环不能停摆，要防止它停摆。

**第四，**我们所看到的通过一揽子政策加大我们整个供求两端的刺激，需求端要有扩需求的一系列举措，供给端要有一系列的减成本手段。两端进行经济的循环，朝全面复苏的方向来进展。

这几个环节我觉得是有先后顺序、有轻重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刺激经济的一揽子政策中间也有先后顺序，因为有些政策可能是短期能见效，但它在中期可能难以持续。有些则是在中期可以持续，但短期的效果可能并不是很好。因此我们针对不同阶段的一些主要矛盾，要安排不同的政策工具，然后使我们的一揽子方案有一个搭配关系，有一个实时的路径。所以，我觉得目前疫情下对于市场主体的救助、社会主体的救助是最重要的。第二就是复产，打通各种堵点断点。

管清友：您刚才提到有些政策可能中期我们觉得可以，但是短期未必见效，有些可能短期见效，中期可能有一些问题。这一点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解释一下？

**刘元春：**比如说我们会看到一些大型工程，它实际上是要在“十四五”期间进行布局的。这个布局不是说一期两期、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这些工程要按照大型工程的客观规律来进行实施，而不能简单按照疫情救助的节奏来进行实施，所以它应该是一个中期布局的概念。

但是对于短期来讲，我们会看到，首先是复工复产，一些相关的政策很重要。比如全国健康宝的互认，全国的通行便利，对于交通运输行业物流行业的补贴，就显得很重要。另外，我们会看到对于一些特困人群，对于中小微企业补贴类的政策要及时出台，让他们能够在保生存的同时，有最起码的正常需求，这是能够见到立竿见影效果的。但是有一些消费政策可能是久久为功的事。比如对于收入分配的改革方案，对于大型耐用商品的一些刺激，短期可能很难见效果，但是在中期可能效果就会很不错。

当然更为重要的方面，比如在外贸上面，现在正进行大规模的政策调整，对于出口进口的供应链物流链的恢复是关键。比如跟2020年3月份的参数比较，一个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港口外贸货物运输量。这可能是4月、5月外贸出现下滑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因此，稳外贸，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在物流链、货运、港口运输这些方面打通各种断点堵点，这可能是我们经济恢复的一个关键点。我们会看到，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但需要对于目前短期的工作和中期的工作分步骤、分区域、分行业、分主体进行研判。

消费是各种增长的最后落脚点

管清友：总体而言，大家对消费投资的作用还是有共识的。在对消费刺激或者消费作用的共识之下，对于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可能我们得提前做一个预判。不知道您所在的机构，包括自己的研究，目前对于第二季度经济增速是怎么看的?

**刘元春：**消费无疑是我们各种增长的最后落脚点。一个国家增长的质量最重要的是取决于消费质量，也是服务于消费质量。因此，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结症性问题就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的核心问题在于我们消费不足，而不是投资不足。投资这种内需扩展，它的一个本质特性是在当期是需求，但是形成固定资产之后，它就演变成供给，从一种宏观动态平衡的角度来讲，如果过度依存投资来进行扩内需，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出口，一定会演变为消费不足这样一种经济病。

为什么这些年是重投资而不是重消费，这不仅仅是因为投资是一个立竿见影的参数，更重要的是投资有抓手。在过去工业化、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地方政府很擅长于抓投资，它有一整套的体系和利益链条来进行抓投资。但是消费却没有抓手。为什么没抓手的原因在于：第一个，如果一旦通过分配体系来进行扩大消费支出，很多政府实际上是害怕，今年发了明年怎么办？

第二个，在扩消费里面可能引起另外的一些不公平问题，在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给予一定量的消费补贴，在不同区域产生的不公平问题，可能比消费不足带来的问题还要麻烦。

另外，通过什么途径发行，是用消费券发还是用现金发?用消费券的话，那它可能产生一个消费替代，把钱存起来了。发放现金也会有这个问题，比如说在美国，最近就发现美国一个私人账户在过去两年增加了2万美金，在疫情期间它的消费没下降，但是最近发现消费下降很厉害，所以很多人就说跨期协调也存在很多问题。当然还有“政绩工程”的问题。

如果疫情全面控制，预计6月份将会是投资加速、消费急剧反弹的一个过程。反弹速度能否达到5%左右，目前还无法完全预测。但是如果能够达到5%，就大致能够平衡二季度经济增长，这就完成了第二季度经济稳增、失业率不持续上涨的阶段性目标。

从目前的判断来看，特别是从最近各个地方所公布的稳经济一揽子举措实施细则来看，6月份的反弹可能比在2020年5、6月份的反弹还要猛。第一，各级政府必须要完成该任务；第二，我们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知道复工复产的一些症结在什么地方。预计今年6月份能够达到5%左右，因此二季度经济增长预计可能会在0.5%左右，一季度4.8%，二季度0.5%，这就意味着上半年不到3%，要完成5%以上的全年增长目标，下半年的增长速度就要达到7~8%。

因此，很重要的就是一揽子方案，以及地方政府相应的财政基础对于三季度、四季度各种一揽子政策的持续支撑能力。这可能会面临一些不确定性的冲击，但从二季度来讲，我们应当有一个相对乐观的预期。

非常之势，必须要有非常策略

管清友：有一些媒体统计，青年人的失业率确实比较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缓解就业压力?

**刘元春：**首先，消费的确是经济的一个核心变量，同时房地产也是整个经济的支柱产业，因此稳房地产、稳消费对于我们整个经济的稳定都至关重要。但这就产生了过去研究里面的一个悖论，即市场型房地产的蒸蒸日上，往往会导致居民的负债率大幅上扬，从而导致房地产行业急剧繁荣的时候，居民的消费被挤出。

因此如何稳定中国经济房地产的作用，需要一些技巧。从当下最重要的来看，政府轨要发生作用，一方面市场轨要适度放开，也就是说在坚持房租不涨的情景里面，各个地方因城施政进行管控。重要举措是政府在保障性住房上要发力，通过政府轨给广大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工提供廉价住房，来保证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反弹。第二，通过给低收入人群住房供应，从而启动他们在住房类的消费，包括比如装修，按照市民的方式来生活，生活模式会发生一些变化。这种杠杆性的促消费非常重要，它是一个民生工程，也是一个扩投资的方案。第三也是促消费的一个方案，现在很重要的是保障性住房，今年能否提前进行布局，同时借鉴15年开发银行贷款和相应的基金来力推目前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同时又能够有效地解决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不足的问题。

这也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虽然可能国家的债务率会有所高企，但我觉得这种债务率的高对经济质量的改善，对老百姓心态的改善，彰显社会主义特性，是非常有好处的。**当然谈到就业，实际上跟我们的消费又有关系。为什么要保市场主体，很重要的一个立脚点就是保就业，那么保就业很重要的就是保消费，保社会稳定。因为这里面有很重要的逻辑，我们通过直补消费者来保消费，还是通过保企业来保就业，从而使就业人员的消费不发生变化？可以比较，如果中国出现大规模的失业，通过传统的失业救助体系或者疫情期间的特别救助体系，能不能够使这些家庭进入到一个常态化的消费，显然不可能。为什么？中国的家庭，各种收入依然是依存于就业上，因此这个逻辑在中国来讲，从过去几年的救助来看，它是有效的。通过保企业，然后保就业。所以在这次疫情救助中，保主体很重要的是保工、保产，也就是保证其工人不被解雇，同时还鼓励雇佣工人。

大家会看到上海的方案里面，如果你进行扩岗了，稳岗有稳岗补贴，扩岗有扩岗补贴，它很重要。**一是要保持小企业的生存，二是要保证就业，三是鼓励进行扩岗。**我们可能要把政府的逻辑说透，要给老百姓说透。当然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分歧，保主体是不是通过大型项目、大型的基建就能保主体？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讲的必须要通过对中小企业、对服务业、对疫情冲击极其严重的劳动性密集性行业进行大规模的救助。这个救助不仅仅是减税、退税、降费，更重要的是要给这些企业直接的疫情补贴，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保岗扩岗的效应。就业的形势很严峻，我所在的高校是在国内就业最好的几所高校之一。从目前来看，总体状况还不错，但从全国的状况看，的确压力很大。

**非常之势，必须要有非常策略。**今年来讲，我们就会看到，第一，要求各种事业单位、国有单位扩岗，要逆势扩岗，这是最大的一种积极救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补贴。第二，高校可能要进一步提高招生的比重。现在很多学校为了解决就业率，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双学位专业学位进行扩招，一个学校本来毕业可能就是一两千人，如果扩招100个，马上就提升了几个点。

比如像一些研究型的大学，可以为我们很多要考研或者出国的学生提供一些科研岗，让他们在这一年里有基本的就业和收入，同时又不妨碍考研、出国或者明年再就业，把这一年缓过去。一些大的学校能够提供差不多两三百个这样的科研岗。我所在的学校，我们正在讨论能不能够扩100个，因为我们今年就业的学生是2000人左右，扩100个就能提高5%的就业率。大家都在想办法，这也是中国制度一个很重要的长项——举国一盘棋。大家都响应中央的号召，用一种非常态的手段来渡过这个难关。

为什么我说在很多基层做一些事情之后，我们也要看到这样一种强大的力量。刚才我讲6月份的反弹，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猛一点，就业状况可能比大家预期要好得多。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把就业的压力向后进行平摊，一个是延迟就业，另一个是把明后年的一些岗位在今年进行提前支出。我们的救助政策里面也是把很多的政策往前用，把节奏往前提，实际上就业方面也是在往前提的。

所以这里我们可能就会考虑，目前应急的这种力度和各个层级响应的力度应该是足够的，但是政策往前提，工具往上提，那么中期的支撑力呢？所以这就需要在短期里能有一个大推动效应，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循环在这一把能够真正地到一个新轨道上面来，达到新的水平，这样就可能产生一个积极的加速效应，能解决我们未来的一些问题。

世界是不可能离开中国的

管清友：下面我们想进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话题：全球供应链格局的改变，我们的产业链是否会有所谓的脱钩、碎片化？是否会被替代？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如何去看待现在全球供应链格局的变化，以及中国产业链可能被替代的情况？

**刘元春：**今年3月、4月中国出口进口数据的下降，引发了很多人对于越南、印度经济复苏之后对我们产业链被替代的担心。当然如果从短期数据来看，这种担心的确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特别是目前产业链发生世界性的重构，尤其是美国以民族外交联盟和产业链联盟来进行遏制中国战略。这的确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但是我们如果拉长历史来看，就会看到2008、2009年特别是2009年的时候，当时就讲中国的产业会出现大规模的漂移，中国的成本快速上升，会导致越南和印度以及墨西哥等国家会替代我们的产业。但从2009年到现在，十几年过去，这种故事并没有发生。中国在整个世界的份额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上升。

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思维是，**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成本必须是上涨的，因为中国成本特别是人工成本的上涨、租金成本的上涨，是我们增长的一种效果，也是人民福利提升的一个结果。**如果我们经济增长很多，我们的工资不上涨，那我们的经济就白增长了。因此成本上涨是必然的一个故事，但是如果我们的生产率、技术水平、创新能力大幅度地提升，就会导致我们整个单位产品的成本并不会上扬。

因此，中国会不会被其他国家进行全面替代，如果单纯从经济角度来看，不是取决于中国成本的上涨，而是**取决于中国的创新水平，**这是关键。在我们创新的过程中，一些产业出现溢出是正常的。只要我们的基本盘能够守住，我们依然处于亚洲产业链的核心地位、关键地位，那么我们依然能够保证中国的大国地位。

**第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风险的可控性。**风险的可控性来自两个方面，产业链的风险可控性和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可控性。中国对产业链的可控性在全面加强，而由于大国博弈、地缘政治的恶化所带来的、对非经济性因素的可控性，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这实际上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是不是在一些非经济领域所出现的一些风险，必须要用经济手段来进行对冲呢？很难。所以说政治问题，一些非经济性的、地缘政治的因素，可能还得需要我们的非经济手段来进行对冲。当然，经济这个基本盘能够坚实，我们也能够相对地稳住。

所以现在所讲的脱钩，我想在某种格局上会有趋势性的一种变化。但是这个变化的深度有多少，实际上更值得进一步去深度研究和深度研判。目前依据3月、4月的数据来得出这样一些悲观的结论，我觉得还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