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阎学通接受吴小莉专访中的问题_风闻

　　前几天见过观察者上“王汤清”网友的文章*《阎学通曾是国际关系领域的领军人物，这个得承认，但他近20年来没有什么知识更新》，当时并未确认文章中很多具体观点是不是阎学通的，做的回复只把我的主要观点讲了：道义现实主义本身是有问题的，而未说更多。更早一些时候，阎学通教授还有另一篇文章《中国的乌克兰难题：为什么在俄乌冲突中采取平衡策略》，我也做过回复，讲的也是类似的道理。只是，我当时更针对“道义”方面。现在看到《吴小莉专访阎学通：俄乌冲突谁是最大赢家？》*，发现我之前对阎学通教授的“现实主义”的理解与阎学通教授的理解恐怕也是有差异的，这一点也需要说明白。另外，这次也想针对具体观点说一下。

　　我认为，阎学通教授观点存在问题，根源在于没有更注重寻找一般性规律，而只满足于更直接和表面经验的实用价值。

　　这个错误倾向，应该说，中国和西方都存在，并且西方那些社会科学里还大量夹带着违背事实、回避实践检验的非科学和并不实用的东西，真正像马克思那样深入探究背后客观规律的并不多见。但是，中国人的传统里，只专注具体实践而忽视更抽象和一般的规律的倾向尤为明显，尽管我们在实践上没有西方那么多毛病。而阎学通教授没能彻底突破这种传统的束缚，这是他具体观点产生错误的最根本原因。而且，这种错误根源是至少从“道义现实主义”诞生之初就一直存在的，其错误表现也并非到了这个时代才出现。

　　下面先说下这种错误根源本身，分“道义”和“现实主义”两点，然后说下我认为的一般性规律是什么，以及对俄乌具体相关问题的分析。

　　一、“道义”存在是有条件的。

　　阎学通教授理论中的道义，我从未见到他说明是怎么来的，以及其成立是否是有条件的。我觉得这不是疏忽的遗漏，而是他把道义当成无条件的了。

　　国际关系上，道义作为一种共识性的规范或理想，当然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达成共识的国家存在足够的对对方根本利益的尊重和对共同利益认同，为维持和发展这些利益而建立了道义。没有建立起这样基于利益的基础，或者曾经建立但随后又遭到事实上破坏的，这种情形下遵从道义就是在犯错误，当然也要有后果。

　　所以，正确的道义观是，在利益基础上谈道义，有什么样的利益谈什么样的道义，没有基础甚至根本利益冲突的，千万不可以讲道义。

　　而这显然不是阎学通教授理论中的认识。我个人的猜测是，他的道义观念，主要来自中国历史上实践产生的认识，尽管这种认识里有相当部分是至今领先世界的，但中国历史不是世界历史的全部，也不能照搬过来用来说明当今国际关系。

　　以《联合国宪章》为例。

　　《联合国宪章》中阐述的道义，在成员国的根本利益没有被破坏的场合下当然是应该被遵从或被追求的。但这个世界的事实是，有些国家（比如美国）就是经常侵害别国利益，违背《联合国宪章》做严重损人利己的事，而且至今为止，要求任何两个国家之间始终不做破坏其利益基础的事，连这都是相当困难的。

　　在这样的现实下，阎学通教授说发展中俄关系的底线是《联合国宪章》，这就有问题。当然，俄罗斯若针对我们做违背《联合国宪章》的事，那当然不能接受。但中、俄中的一方对第三国做违背《联合国宪章》的事，为什么一定要和中俄能否发展正常关系直接挂钩？当与这个第三国维持《联合国宪章》这个道义所需要的利益基础不存在的时候，当然可以对这个第三国采取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行为。

　　乌克兰严重侵害俄罗斯的根本利益，俄乌之间道义的利益基础已经不存在了，因此造成的冲突，是他们之间的事——《联合国宪章》在他们之间不成立。但至今为止，这尚未破坏到我们与他们双方各自的利益基础，因而《联合国宪章》我们依旧要遵守和追求，只是他们双方之间的事要另算。

　　而我们自己，建国后已经有三次成规模在其他国家领土上作战的经历了，其中两次我们并没有严格按不侵犯国家主权的准则去做，虽然对手侵犯我们在先；而另一次，则是实实在在地直接把“联合国军”从鸭绿江打回了三八线。我们从未做错什么，宣扬无条件道义的人才错了。

　　二、真正的“现实主义”不是对现实的适应，而应是直面全部现实的能动。

　　从我见过的阎学通教授的视频演讲和文章言论中，我只能说很遗憾，他的现实主义，至少更多是对现实的适应和妥协。

　　有实力的大国可以凭实力不遵守规则，现状和规则不合理却不谈怎样改变而依旧要以是否存在守规则的秩序来评定利害关系，以及规则的利益基础被破坏之后依旧尊崇对规则的遵守，这些都是这种被动妥协与适应的表现。

　　而我理解的现实主义，是直面全部事实的，即不仅承认眼前的直接事实，也要看到过去历史的全部事实，相信从全部事实中可以发现一般性的本质规律，充分运用这种规律性的认识来能动地改变现实。当然，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可能尚不存在这种现实主义。而阎学通教授自己在理论创新过程中引入的现实主义成分，在我看来与旧理论的“被动和短视的现实主义”相比区别并不大。

　　“被动和短视的现实主义”导致了阎学通教授的一些观点出现了偏差。

　　比如，在一个视频中他曾讲过，国际政治中我们跟着美国跑不行，理由竟然是那肯定会得罪俄罗斯，而我们身边的俄罗斯是得罪不起的。这就是个只看眼前功利，而不探究背后本质的思维。美国的那一套东西，其执行上，不管是虚伪双标的自私自利，还是真能为他们的普世价值去殉道，都逃不开一个最终宿命：谁把那套东西坚持到底，谁最终都一样死路一条。注定死路一条的事不能干，才是我们不跟着美国跑的真正理由，俄罗斯是否得罪的起则不是。

　　三、我所理解的相关一般性规律。

　　之所以说“我所理解的”，是因为我无法找到专业学者的相关理论论述。虽然不排除是我知识贫乏造成的，但中国的学者们不重视一般、抽象、本质的东西，这种传统实在见识得太多了。

　　我理解的国家间关系，首先是国家根本利益（事关国家生存发展的有无出路和成败的利益）是不可凌驾的。本国的根本利益可能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共存，但绝不容许被凌驾或被侵害。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表述并不必然意味着本国根本利益优先——相容和共存的不同国家根本利益之间可以平等，不相容或无法共存的国家根本利益间才适用本国根本利益优先的原则。

　　其次，在根本利益相容和可共存的前提下，不同国家间可能逐渐产生共同利益，为维护和发展共同利益，才形成了共同认识，规则和道义都是其中成型固化下来的部分。根本利益可共存和共同利益稳定存在，是规则和道义成立的基础和前提，这个不可以理解反。

　　根本利益的维护，讲究的是事实上做到，为此可以违背或打破世间一切规则或道义。而规则或道义，本身是有条件的，绝不可以与根本利益相冲突。或者说，任何程序正义都必须低于和从属于根本利益代表的正义，没有例外。

　　国家间互相认可对方的根本利益是国际关系最底层的基础，相互之间共同利益的产生和发展，是引领国际关系向前发展的纽带。但这种发展远非一帆风顺，中间可以有各种波折与反复，坚持根本利益始终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底线，而期间曾经建立过的各种规则和道义则不是，在适当的时候它们可以被建立，在不适当的时候它们也可以被抛弃，对此不应该有任何负担和障碍。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内部和国际间的根本差别所在：国家内早已形成成型的利益共同体，社会成员大多有共同和稳定的根本利益（这一点做不到的，国家就免不了要分崩离析），所以法律、道德及各种规则各自有各自的国内机制来确保行得通。但国际间，是没有这样广泛和稳定的利益基础的，甚至一个国家根本利益都未必被所有国家认同和尊重，也不存在像国内一样的可靠机制来保证国际规则和道义能行得通。所以，国际关系，必须讲究的是先确认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然后才有遵守规则和履行义务。并且，对不同的国家，也要用不同的方式对待，绝非同一个国际规则可以涵盖。

　　简单地概括的话，国际关系，必须根本利益当先，而绝不能规则和道义当先。即使国际上主流认识与此不同，或者国内主流认识与此不同，都不可以改变这个原则。

　　我相信阎学通教授对国际关系理解比我远远深得多，但我也同样相信，对上述一般性规律，他的理解肯定有与我不同的地方。这种不同，才造成了对俄乌问题的不同解读和判断。

　　四、对俄乌的具体解读和判断。

　　首先需要指出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至今为止，美国始终是国际规则的最大不遵守者甚至破坏者，而且这种作为绝不是因为美国的根本利益遭到破坏，而恰恰是他们的目标本身就是侵害别国利益。只不过，美国为首的西方善于用各种虚伪的双标，甚至还有厚颜无耻来为这种肆意践踏国际准则的行为遮羞。俄罗斯（或苏联）历史上也是经常无视规则和道义，也做了不少侵害别国根本利益的事，和美国的区别只在两点：其一，美国的作为更多和更糟糕一些，其二，与西方不同，俄罗斯口头上也不在乎规则或道义，这是俄罗斯历史上口碑不佳的主要缘由。

　　不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恶行，并不是俄罗斯可以在俄乌问题上打破规则的理由，俄罗斯这样做，是有另外合理理由的，这个理由甚至也不是普京讲话中所说的理由——要俄罗斯的政治家讲好道理很难，哪怕他们所做真有道理。这个另外的合理理由就是，俄罗斯的根本利益遭到了严重侵害，俄乌之间道义的利益基础已经不存在。

　　我们看俄罗斯问题，必须考虑俄罗斯的具体国情。这个国情就是，它接受了西方民主自由观念和票选政治，同时也一直遭受西方的封锁和打压。内外交困，经济长期不景气，国内又是票选政治，一旦普京的任期到期，在西方的外部操控下，其国内是很难在政治上持续保持稳定的。可以说，在乌克兰问题上不反击，不但俄罗斯将来没出路，甚至普京任内的支持率都可能成问题。这种局面，就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和乌克兰配合之下直接造成的。

　　面临同样封锁和打压的话，我们有强大的自身组织和构建能力，可以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成功对抗外部压力。但这是我们的历史和现实国情决定的，俄罗斯的历史和国情与我们完全不同，我们有的能力它没有，可以说留给俄罗斯的选项，差不多只有一个直接反击的硬手段了。

　　根本利益被侵害，自身选项匮乏，这就是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俄罗斯这么做，根本不是说它这样做必定有出路，甚至都不可以说把握较大，而是说它不这样做更没出路。

　　对阎学通教授提及的俄罗斯经济实力不够和对战争结果没把握的问题，上面就是我给的解答。俄罗斯是困境中被迫求生，它没有选择余地，不能因为我们有太多稳健的选项而认为俄罗斯同样也有。

　　至于俄罗斯的这种作为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这不能只盯着俄罗斯这最后一根稻草来看问题。美国以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早已是事实，它以搞垮对手为目标的对俄罗斯的打压也是事实——美国为维护自己食物链顶端霸权地位做了太多错事，再加上应对疫情的错误，所有这些错事的的积累，是造成目前我们面临的国际麻烦的主要原因，俄罗斯被迫反击则不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主要责任人当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怎么可能转嫁到俄罗斯头上？而且，俄罗斯不发动战争，美国搞垮它之后，我们的面临局面会更严峻，难道俄罗斯不管怎么做都是害我们受损失的罪魁？

　　还需要说的是，中俄之间的关系远不是事事都亲密无间，如果发展中俄关系只靠中俄之间努力，我们需要付出的代价未必会很小，俄罗斯也未必愿意。但现在，中俄之间发展关系的代价，我们肯定不会是主要承担者了。这可不是损害。而且，很多事，在我们转换观念后处理得当，也未必是损害。

　　同样，用战争在损害国际秩序的，也还始终是美国自己——冷战之后，它的根本利益几乎从未受到过任何国家的侵害，正是它利用霸权主动侵害别国利益的作为导致了今天的秩序缺失，这更怪不到作为受害者之一的俄罗斯头上。

　　根本利益当先的观点看谁在损害我们，或者谁在破坏秩序，不是看谁发起做了什么事，而是看谁在实际上侵害别国根本利益。阎学通教授的相关表述，肯定没用根本利益当先观点看问题。

　　核武，冷战时期的确起到了防止世界大战的作用。但冷战和现在是有重大区别的：冷战期间美国有生路，现在美国已经可以预见其现有生存方式没生路。一个有生路的美国不敢把苏联逼到绝路上去，一个没生路的美国才会把俄罗斯逼上绝路。因此，我不认为“今天核武器仍然能防止大国之间的战争”，如果未来最终这样的战争没有发生，那也绝不是现在的核武一种因素在起作用。

　　而结盟问题，我同样用“根本利益当先”的基本原则看待。

　　如果中国和美国之间摊牌的时间点，是在中国和其他国家能构建起足够广泛和稳定的共同利益之后，那么那时中国和那些国家结盟就有足够深厚的利益基础，我们的根本利益就不会被别国利益所扭曲或绑架。相反的话，结盟就更不利于我们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我们选择更灵活的处理办法更好。这里的关键就是摊牌的时间点，这是个学者们容易判断的事。

　　而目前，我们除了一个不得不保留的历史遗留的军事盟友朝鲜之外，“足够广泛的共同利益”和任何一个国家都还谈不上，俄罗斯也不例外——中俄目前连双边贸易量都还不够。所以，阎学通教授的结盟观点，我觉得是有些欠考虑的——中国面临战争威胁，这是阎学通教授预言对了的事，但面对这种新时代的威胁，我们可未必只有结盟这一种陈旧的选项可以应对。

　　最后，需要说明一下，上面我对阎学通教授的观点提了很多否定性的不同看法，但这绝不是我对他的全面评价。

　　事实上，中国的外交曾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脱离国家利益这个核心的，在转向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外交上面，阎学通教授的“道义现实主义”主张，以及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等，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的，他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性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贡献众所周知，这些是没人否认得了的。综合评价，我认为他是一个令人敬佩和有贡献的严谨学者。

　　学术观点有缺陷，这是学者都难以避免的。阎学通教授的问题，在我看来，也并非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学者中很有普遍性的问题（过于专注具体实用，忽视对一般性的追寻），我指出问题，更多的不是针对阎学通教授个人，而是针对我们的传统缺陷。

　　我愿意花时间讲清楚观点的问题，但绝不意味着也愿意用肤浅的态度胡乱定性扣帽子，否定和打倒一位出色的学者——提这一点，是因为之前在别处曾有网友这样做过，而这样思维的网友肯定还有不少。

　　是哪些人在这么做，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做，我对此也是有看法的。

　　阎学通教授，和金灿荣教授、张维为教授等学者相比，是有明显不同之处的。虽然在治学本身上他们未必有差异，但面对大众，和另两位学者相比，阎学通教授更不注重他的道理得到大众理解，他面对大众讲道理和搞学术一样，都一律是学术上的严谨作派，没有另两位教授那样平易近人。而大众，当你的观点能被他们理解的时候他们会支持，不能的话他们至少是会抵触的。如果找不到阎教授的错误，他们当然不会贸然生事，但一旦出问题，他们中一些（其实数量相当多）实际上并不认同理性思维的人肯定会上纲上线把问题夸大搞偏，服务于他们反理性、为自己群体存在找合理性的目标。对这类人，我当然不会与他们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