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为人，我很惭愧——《高加索列国志》后记_风闻

从印度封城的时候开始写，一直写到上海封城——花了将近两年时间，终于将《高加索列国志》写完了——假如不是因为上海封城的话，我恐怕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系列写完。

之所以那么纠结，是因为高加索系列写起来实在太过费时费力。由于一开始标准定得太高，不仅想要在史料上进行横向纵向的展开，还试图通过文字、图片、视频三个维度来呈现——既然要搞，就得搞点有核心竞争力的东西对吧？结果就给自己挖了一个超级大坑……不得不整理天量的资料、照片、视频素材……“拍片一时爽，修片火葬场”——这本该是由一个团队完成的工作，而我却只有我太太能帮忙做点视频剪辑。

光是看着这么多的素材便已让人望而生畏，因此写起来也跟挤牙膏似的，平均一天只能写一两千字。我看了下，仅仅是码字这一部分的工作，在word文档上就花了14万多分钟，超过100个日夜。这个系列最终虽然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只有十来万字，但正所谓“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我在写作过程中查阅的资料至少有几百万字——并且这些资料至少有九成以上都是外文的。似乎之前从未有中国人系统性地梳理过这个地区的历史和现状，不但中文资料少得可怜，英文资料也颇为有限，为此我不得不通过翻译软件研究了许多俄语、格鲁吉亚语、亚美尼亚语、埃塞拜疆语的资料，这让我终于理解了为啥过去搞研究的学者得要精通多国语言。多亏如今互联网查找、翻译资料的高度便利，大大降低了研究的门槛，才使我最终能完成这个系列。

另外，写高加索系列也有些“吃力不讨好”，这些系列花费了我最多的精力，可由于其小众的特性，每篇的阅读量却是我公众号文章中最低的——要说完全不影响我写作积极性，那肯定是骗人的。如果单从码字收益来考虑的话，我早就该停更这个系列了。但我写公众号从一开始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流量，而是以文会友来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详见《四十而立，归来仍是少年》），我一直认为有兴趣有耐心读完我文史类文章的读者才是最为硬核的，正是这样一个动力让我把高加索系列给坚持写完了。罗永浩说：“我不在乎输赢，我就是认真。”我也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一句——**“我不在乎流量，我就是认真。”**写这个高加索系列，就跟写论文一样，是一个自己深度学习的过程，在完成《高加索列国志》的过程中也极大丰富了我自己的史地知识，这本身就是最好的回报。

不过呢，高加索系列依然有不少缺憾——一方面，这两年里我自己通过写作在不断成长，对文章的要求在不断提高，以我现在的标准再回过头去看这个系列的前几个章节，总觉得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展开还不够；另一方面，南奥赛梯、阿布哈兹，以及北高加索的一些区域我之前未能深入，这些地方将来有机会还是得要再去一趟。我这个人，只有自己亲自去过的地方，写起来才有底气；没去过的地方无论如何不敢信口开河，绝不愿与那些拼凑资料胡编乱造的营销号同流合污。很多地方在去之前看资料介绍所产生的印象，和亲临实地的感受往往会完全不一样；在实地探索过程中，也能看到许多被资料所忽视的细节——资料再怎么翔实，终归是别人嚼过的馍。

那么，《高加索列国志》会付梓出版吗？恐怕不会。我自己走过了一遍出版流程才知道，在中国出书，所有关于政治、宗教、历史的观点都必须与官方保持一致，审查之严格简直能用“锱铢必较”来形容，一些用词都需要反复考量。书作为公共出版物，其规范化程度之高，实在不适合我这种口无遮拦的闲云野鹤。就拿我的第一本书来说吧，编校早就完成了，后来审查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最近才把修改意见传达了下来。我只能说——假如我一开始就知道会进行这么大尺度的修改，我肯定不会同意出版——但我最后还是妥协接受了，纯粹是为了体谅图书编辑这一年多来为这本书付出的劳动（请不要来问我书名，我根本羞于启齿，我没写过这种书）。高加索系列如此深度涉及政治和宗教观点，基本没可能过审——就算过了审，也必然被改得面目全非，不会是我想要表达的内容，所以我对出版高加索系列不抱什么希望。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在于，传统的图书恐怕难以像网络媒体一样，同时通过文字、图片、视频这三个维度来呈现这个系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假如高加索系列的照片数量被砍掉90%、所有的地图全部被删掉，你们还会想看吗？

我在确定《高加索列国志》文字风格之初，便侧重于人文历史的探究，有意识地避免写成那种流水账式的攻略游记，期望在我这里看到高加索旅行指南的读者恐怕是要失望了。高加索让我着迷的是其文化的多样性，当地众多民族在历史上的纠葛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而我的目标正是把这些“纠葛”给梳理清楚。虽然我以“国别史”的方式介绍了这些国家和民族，但事实上全书有一个十分鲜明的主题——关于宗教和民族的讨论。

高加索地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火药桶，历史上和平的年代少之又少，山河形势为势力割据提供了绝佳的条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这里长期拉锯对峙，不同民族部落之间敌对、征服、仇杀、清洗、奴役、同化的情况史不绝书……就在我写这个系列的过程中，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又打了一仗，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势力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这个大火药桶中的易燃易爆物，正是宗教和民族，而这两大问题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际问题的根源——

什么是宗教？——一群人相信同一件事。

什么是民族？——一群人记得同一件事。

共同的信仰构成了宗教，共同的记忆整合了民族——前一句话容易理解，后一句话我稍微解释一下——民族源于共同的祖先，但随着一个民族不断扩张征服，开枝散叶发展到后来，所谓“共同祖先”可能只是人们一厢情愿的错觉。就好像对土耳其人进行基因测序，发现他们引以为傲的“突厥血统”少之又少，反倒是有着极高比例宿敌希腊人的基因；又比如现代的卡尔梅克人，也并不全都是当年那批出走的土尔扈特人后裔，在漫长岁月里，他们吸纳了杜尔伯特人、准噶尔人、和硕特人、哥萨克人，以及其他游牧民族。然而身为“土耳其人”或者“卡尔梅克人”的共同记忆，使他们凝聚成了同一个民族，产生了共同的对内认同与对外仇恨。这种能够整合民族的记忆，通常是共同经历一场重建秩序的社会革命，或者共同面对强大的外敌。

在某些情况下，宗教和民族的界限并不那么清晰，宗教会“民族主义化”；民族主义也会“宗教化”，其重要特征是对民族历史的隐瞒和虚构。

宗教信仰的形成，尤其依赖于虚构历史——要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必须要相信圣经“创世纪”中对世界和人类来历的描述；要成为一个虔诚的格鲁派藏传佛教徒，必须要相信“达赖世系”的每一代转世传承都准确无误；要成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更是绝对不能质疑古兰经上的任何一个历史细节。

民族主义的“宗教化”，指的是让人民对自己的民族产生一种像宗教那样狂热而又盲目的优越感，并且无条件地捍卫。在“宗教化”的过程中，必然会有虚构民族历史的需求。例如印度、韩国、土耳其都“创造”过能够让自己人民热血沸腾的 “民族历史观”（详见《解构印度民族主义虚构历史》），通过一本正经地大谈“神话历史学”、“韩国起源论”、“泛突厥主义”，虚构了自己民族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这种对历史的“创造”，本质上是在“创造”民族记忆。

世界上几乎不存在真实客观的历史，即便是同一段历史，由不同的经历者来讲述必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观点——再经过层层的叙述、理解、转述，所谓“历史”传达出来的信息早已面目全非。就拿这个《高加索列国志》系列来说，由于我对伊斯兰教和佛教的情感明显截然相反，因此在叙述的时候必然无法做到客观，难免影响到读者的观点。

归根结底，历史观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某些人希望我们相信的事情，人们永远都会有极大的动机去粉饰和虚构。因此，我们平时能够了解到的历史，即便没有被篡改，也多半已被断章取义，并非历史的全貌。

历史的研究者往往很孤独，有时候还会很痛苦，因为他们往往会一不小心就走进隐秘的黑暗角落，看到历史被隐藏起来或被故意忽视的另一面。我有一个好友李硕，可能一些读者也认识，他是清华历史系硕博，写过不少历史著作。他最近几年完成了一部关于先秦“人祭”文化的研究著作，通过考古材料把新石器时代到夏商的“人祭”梳理了一遍，结果搞这个研究直接让他整个人都不好了……他说那些历史实在太黑暗，把他整出了抑郁症，再也回不到从前的状态。李硕的部分研究结论或许存在争议，真实历史的黑暗却是千真万确。

我在开始写高加索之前，完全没有想到这个系列竟会以“种族灭绝”为始，最后以“种族灭绝”作结。对我们来讲，“种族灭绝”似乎是非常不可想象的事情，大多数人所知道的种族灭绝事件可能仅限于纳粹屠杀犹太人以及卢旺达大屠杀，但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发生了无数次。大部分被灭绝的种族永无机会开口，尤其是像美洲原住民这种连自己文字和历史都没有的种族——试想假如二战时纳粹真的将犹太人杀得一个不留，现在又有多少人会为犹太人发声呢？“种族灭绝”四个字说起来轻如鸿毛，背后却是一座座尸山一片片血海。

写高加索系列过程中，我所研究的不少民族都是从前闻所未闻的。在综合世界史中，这些民族可能压根儿都不会被提到，以“高加索山地民族”一言以蔽之。他们虽然是些极度缺乏存在感的小民族，但也不乏几十万、上百万的人口体量。这些小民族长期以来都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充当帝国博弈的棋子，在大时代的浪潮中随波逐流。他们在历史上一些时期的艰难生存状况常令我感到震惊……在经由了解了大量关于民族和宗教的历史之后，我看透了一些事情——

人类的种种“恶”，并不一定是因为“坏”，更多是由于“蠢”，一种叫做“执着”的蠢——执着于自己看到的事、听闻的事、经历的事，以及某些意识形态组织希望我们相信的事。

从某种意义上讲，“宗教”也好“民族”也好，都并非客观存在的实体，只是人类主观心理活动产生的一种执念。换言之，造成世界诸多问题的根源，其实在我们心里。关于这一点，包括佛陀在内的许多哲人和先贤都早已经指出过。

大家想象一下，既然一切问题都源于我们的思想，假如世界上有一种科技，能够直接作用于人的大脑，批量地改写人们的想法和记忆，重新构建人们的三观和自我认同，那么我们就有办法以完全无痛无感的方式清除掉人们关于宗教和民族的分歧——倘若真能实现的话，世界无疑能够减少许多纷争……听起来是不是相当令人向往？

但是，这几千年来，人们难道不是一直都在试图用物理手段改写同类的思想吗？激烈的改写叫做“意识形态战争”，温和的改写叫做“意识形态教育”。所以就算有这种改写人类思想的科技，恐怕也避免不了分歧——改写？要以什么样的标准改写呢？又由谁来制定标准呢？土尔扈特人愿意被改写成东正教徒吗？东正教徒愿意被改写成共产主义无神论者吗？亚美尼亚人愿意被抹去被土耳其种族灭绝的记忆吗？

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共产主义者……都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能够统一思想统一世界的真理，都认为只要全世界都相信自己相信的事情就能天下大同——或许真如此。在绝对理想化的状态下，假如全世界的所有人都能笃信古兰经，并且也不存在教派教义之争，大家都是侍奉真主的兄弟姐妹，世界可能真的还挺和谐的。但问题正在于，人类永远无法在“究竟要用什么样的思想统一全人类”这个问题上达成统一……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一切对意识形态强制性的审查和改写，最终都会以惨剧收场。

我有时会觉得，是“思想”让人类有别于动物，但“思想”是一把双刃剑，它带来创新、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仇恨、杀戮。我们越是无止境地探索思想，反而制造出了越多的分歧和苦难。绝大多数人类之间的自相残杀都是“思想”差异造成的，动物绝不会因为“思想”不同就非要将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快。我们似乎被困在一个悖论中——“百家争鸣”会产生纷争，“万马齐喑”同样会造成反抗和极端化。

相比人类社会，蚂蚁、蜜蜂那种没有思想的社会反而效率更高、犯错更少，每个个体只要按照信息素的指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能保证整个族群像机器那样精密地运作。这样一种冷酷、机械的机制或许能够获得最高的生存效率，但假如人只能像蚂蚁、蜜蜂那样行尸走肉般机械且禁锢地活着，难道不悲哀吗？

于是乎，关于宗教和民族的问题，把我们带到了最终极的哲学问题——人，究竟为什么活着？

以我短短几十年白驹过隙的生命，显然无力回答这个问题。生命的意义就跟宇宙的真相一样，越是探究就越是让人绝望。拿高加索地区的纷争来说吧，这一切究竟有什么可争的呢？“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终有一天连整个高加索山脉都会消失不见，那些民族不惜代价坚守自我究竟又有何意义呢？

这是因为人类的寿命实在太过短暂，我们所能体验到的仅仅是自己在世的这几十年；活动范围也实在太过狭隘，只看得到自己家门口的一亩三分地。假如有一个观察者从恐龙时代活到现在，他能观察到喜马拉雅从海洋中升起，能观察到大西洋的海水倒灌进直布罗陀海峡形成了地中海；能观察到统治地球的恐龙如何在小行星的撞击下覆灭，能观察到人类的祖先如何演化出智能并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甚至还能观察到地球的自转速度在不断变慢……这样的观察者，不会对任何生灭产生触动，因为他知道任何事物都像朝露般转瞬即逝，我们千方百计为自己寻找的所谓“意义”亦如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可是我们毕竟看不见，以为眼前的苟且就是生活的全部，以为自己的生活就是世界的全部，同时被想要生存繁衍下去的动物本能所支配——生存繁衍几乎是动物活着的唯一目的，缺乏这种本能的动物都注定灭绝。大多数让我们感到快乐的行为，在过去丛林求生的时候都有利于人类族群的延续；我们自认为崇高美好的“情感”，也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生理构造决定的——作为哺乳动物，人类的繁衍策略高度依赖于“母婴联结”这一情感纽带——所有不爱自己后代的哺乳动物，都已灭绝；为了确保我们继续繁衍下去，大脑释放出催产素、内啡肽、多巴胺等化学物质鼓励我们去“爱”和“被爱”。

母爱非但不无私，恰恰是最自私的，只有平等对待所有人乃至所有众生的爱才能称之为无私，演化出“母爱”的唯一目的却只是为了提高自己基因延续的概率，具有强烈的指向性——伟大的母亲可能会很博爱；可再伟大的母亲，也一定更偏心自己亲生的孩子。结果这种自私的感情被冠以“无私”之名，成为了人类社会一切伦理的基础，这就导致了我们在进行道德判断的时候存在难以逾越的局限性。

人类特殊而复杂的情感让我们具有了人性，可是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辩自古以来都从未休止。我们可以说出一万个正面的故事，来体现人性的高尚；但同样也能举出一万个负面的例子，来证明人性的丑恶。问题在于，跟人性之恶相比，善的力量是如此的微弱——以宗教之名确实拯救了许多生命，但死在“圣战”名义下的“异教徒”难道不是更多吗？辛德勒（Oskar Schindler）散尽家财，才终于救下了1100名犹太人的生命，然而因为大屠杀丧生的犹太人却多达600万——“大恶”可以一下子让数百万人死于非命， “大善”却没有办法让这些人起死回生；甚至有时候，“善行”由于其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还会酿出“恶果”——比如“非暴力”虽然避免了印度内战，却间接导致了数百万人死于印巴分治后的宗教仇杀以及后来的一系列长期战争……或许正因如此，人类才需要想象出全知全能全善的神，会在审判日降临时主持公道。

另一方面，在更普遍的情况下，被本能所控制的情感让人变得脆弱、自私、盲目、狭隘和愚蠢。从情感上来讲，相信有天堂有来世、相信世界上有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唯一真神、相信我们是万物之灵，远比认为死后没有灵魂、认为宇宙是随机且无意义的、认为人类终有一天会灭绝，要更容易让人接受（详见《关于宗教的一些祛魅和反思》）——因此人永远会倾向于相信那些美丽的谎言。高加索系列的留言里，总会时不时冒出几个无知无畏坚信“西方伪史论”的何新门徒来，说雅利安人不存在、古典欧洲文明也不存在——认为西方文明都是伪史、中华文明天下第一，恐怕是因为被自卑的内心情感所驱动，无法正视任何他人的进步。

最要命的是，由于大脑本身被原始的动物本能所控制，我们经常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被妇人之仁感动，为匹夫之勇喝彩；我们盲目地崇拜力量，将那些“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征服者视作伟人和英雄；为虎作伥之时意识不到自己的恶，把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对立视作理所当然，以各种各样“崇高”、“正义”甚至是“神”的名义，毫不留情地残害自己的同类——十字军也好，纳粹德国也好，军国主义日本也好，都绝不会质疑自己行为的正当性。

在一般情况下，情感通常不至于如此极端。然而总有人不惜虚构出了宗教的“历史”和民族的“记忆”，试图激发出情感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让人们变得狂热，甚至甘愿付出自己的生命——越是单纯善良的人，越是容易听信蛊惑，被转化到另一个极端。“爱之切，恨之深”，说正是情感的一体两面——这是创造的力量，也是毁灭的力量。比方说，我所认识的绝大多数穆斯林都非常温和友善，他们虔诚地遵守着教义中要求他们与人为善的教条；然而正是这样的人，由于脑子只有一根筋，最容易被教唆绑上炸弹去跟“异教徒”同归于尽。

所以真正的原罪并非“思想”的争鸣，亦非“人性”的反复，也不是“情感”的执着，而是将这一切极端化。

这两年许多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环境，意识形态极端化、民族主义极端化隐隐有爆发之势，其表现主要是舆论的撕裂，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观点的限制——这些情况在全球范围内都相当普遍。许多观点本无所谓对错，无非是大家的风险偏好、利益相关度不同；然而在舆论撕裂的大环境下，无论是亲朋还是好友，都可能一夜之间反目成仇。我有一个朋友就私下跟我吐槽，说他好想杀了他大姨，因为他觉得他大姨被洗脑……

通过一些文章的留言，我知道有些读我公众号的人估计也很想杀了我。我对此一点都不生气，我相信他们大部分人在生活中都不坏，只觉得可笑可怜又可悲——这就是我们变得极端化之后的执迷与疯狂。

避免这一情况最有效的方法，恐怕只有学习尽可能多的知识，了解尽可能多的观点，探索尽可能多的世界，体验尽可能多的生活——因为无知和盲目正是最容易滋生极端化的土壤。可我前面就说了，我们的生命太过短暂、精力太过有限，夏虫不可语于冰，井蛙不可语于海，这就注定了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兴高采烈地干蠢事儿。**这种“蠢”是我们生而为人的局限性——永远被自私的基因所支配着，**无法改变，无药可救。

生而为人，我很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