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围剿：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进展评估与中国应对_风闻

2022年5月3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中俄人文交流中心与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承办、观察者网共同主办的中美论坛（2022年春季）在线举行。会上发布《大围剿：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进展评估与中国应对》研究报告。多位知名专家学者、行业领军人物共同参会进行研讨。

报告封面

内容提要

俄乌冲突并未延缓美国对华全面竞争之势。近期，美提出对华“综合威慑”，对中国全面战略围堵的步伐在加快。截至5月16日，美国针对中国的压制行动大概有24项，体现在经贸、金融、意识形态、军事科技、地缘政治等领域。美国对华战略竞争逐步呈现全方位、多层次的特点，在经贸、金融等领域连续对华施压的基础上更多地融入了意识形态层面的因素，名为“综合威慑”，实则开启“大围剿”之势。

当前的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格局可概述为五点：加紧构建对华围堵的“印太经贸小圈子”，多空并举、金融施压中国企业，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华攻击污蔑，以“切香肠”方式挑动台湾问题，在军事科技领域不断压制中国发展。

未来一段时期，中美关系走向将受到两大因素的影响。一是中美经济实力的消长变化。随着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逐步缩小，中国对美博弈的实力将日益提升；二是中美政治理念的分歧，具体体现在美国“霸权主义”同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争。

整体而言，拜登政府依旧认为竞争仍是中美关系的主轴，对华基本思路、基本战略和强硬姿态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中美全面“摊牌”的概率在上升。

对当前的局势进行分析可知，未来中美博弈呈现高、中、低烈度的三种可能性，分别体现在一是高烈度博弈：中美走向全面军事对抗；二是中裂度博弈：将逐步走向中美全面脱钩；三是低烈度博弈：中美紧张关系成为常态。

中国须高度重视2022年两国经济总量差距“不减反增”可能性所形成的国民信心与市场预期问题，在落实贯彻既定中央政策的同时，应更加重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紧制定在经贸、金融领域的反围堵与反制裁的预案，加强数字治理合作；二是以我为主，要加紧制定金融强国战略与方案；三是加快能源自主进程，制定能源替代“三步走”战略；四是主动设置议程，逐渐引领中美舆论战的节奏；五是对外多讲述“台独”危害，严防美国“以台制华”；六是强化军事科技，应尽快建立独立自主可控的关键技术体系等。

为应对拜登对中国的全面竞争攻势，中国应放弃幻想，全力防范高烈度军事对抗的最后摊牌可能性，也要在适应中美关系紧张新常态的同时主动塑造中美关系。在中美两国应在竞争的基础上，中国通过体现大国担当，寻求中美合作的可能性，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在关键问题上形成合作共识，推动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数据治理的有效开展，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

引言

俄乌冲突并未减缓了美国遏制中国的节奏，相反，随着俄罗斯被西方军事、政治、经济全面牵制住，美国转向对中国全面战略围堵的步伐在加快，甚至一些美国智库呼唤，须参考“以乌制俄”的模式，在台海挑起一场战争实现“以台制华”的目标。加之疫情影响，2022年初夏，在俄乌冲突百日之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中美关系课题组在长期追踪的基础上，梳理俄乌冲突以来呈现加速趋势的美国对华竞争新步骤，预设近期中美博弈可能出现的三种场景，并在经贸、金融、军事、科技上提出务实建议。

一、俄乌冲突并未延缓美国对华“大围剿”之势

2022年2月以来，美国加紧布局对中国全面战略竞争的各项部署。2月4日，美国众议院通过《2022美国竞争法案》，除了对特定产业的支持和补贴外，部分涉华表述充满冷战思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呈现全方位、多层次的特点，在经贸、金融等领域连续对华施压的基础上更多地融入了意识形态层面的因素。

5月2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最全面的对华政策演讲，明确声明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对中国的竞争策略将一以贯之。美国以中国试图扰乱国际秩序等为借口，站在道德制高点的角度，声称要寻求通过“综合威慑”的方法来维护和平，还提出“投资、联合、竞争”的新三策略，拉拢盟友和合作伙伴，多管齐下全面压制中国，对华开启“围剿”之势。可以预见，未来十年，美国对中国的压制和围堵将更剧烈。

（一）加紧构建对华围堵的“印太经贸小圈子”

美国始终将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予以推进。拜登政府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不在高科技和产业链上逐步“去中国化”，美国将不得不承担对华战略对抗的高昂成本，因此在拜登上任伊始就清晰地表明，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将限制和缩小美国、欧洲和东亚盟国对中国的商业依赖，试图在对华战略对抗中降低经济代价、抑制中国工业和高科技崛起。拜登政府用“竞争、对抗、合作”三分法来定义美中关系，以竞争和对抗为主，合作为辅。在5月25日演讲中，布林肯进一步提出“投资、联合、竞争”的三策略，在投资美国国内长期竞争力的同时，注重拉拢组织其盟友和伙伴国家建立“抗中联盟”，意图“组团”对中国经济贸易进行限制。俄乌冲突之后，美国在经贸领域“组团”围堵中国的动作趋势更为明显。

一是加紧布局“印太经济框架”（IPEF）。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加紧布局旨在排挤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2月，美国拜登政府发布执政以来的首份“印太战略报告”，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经济方针，内容处处针对中国，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渲染中国对美国及印太地区国家的各种“威胁”。5月12日至13日，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召开，美国再提印太经济框架，宣布向东盟提供1.5亿美元援助，企图拉拢东盟，阻挠其与中国合作。5月20日，拜登开启访问日韩之旅，23日，拜登在日本东京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美国、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文莱13个国家成为初始成员。美国力推印太经济框架的目的是“使美国和其盟友能够制定规则，确保美国工人、小企业和牧场主能够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竞争。IPEF的四大关键支柱分别是数字与传统贸易、提升供应链韧性、清洁能源和反贪污。而最重要的是在供应链方面，美国计划建立一个预警系统、绘制关键矿产供应链图、改善关键部门的可追溯性，并为供应多元化进行协调和努力，而这条完备的供应链线是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实际上暴露了美国只想通过IPEF来另起炉灶，控制亚太区域的关键资源和关键部门，关键技术和关键供应链，破坏亚太地区已有的以中国为核心的生产网络和产业链，推行经济脱钩和“去中国化”，将中国挤出地区供应链。24日，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举行“四方安全对话”（Quad）峰会，将发起一项关于保护海上边界的倡议，将太平洋岛屿、东南亚和印度洋这三个关键地区联合成统一的印太地区，并对海上活动进行监测，以支持“印太地区”的“自由和开放”，显示出美国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地缘政治版图、监控和遏制中国海上活动的目的。

更进一步，美国企图以印太战略为基础，深入推进联盟战略，提升美、日、澳、印“四边机制”（政治联盟）的层级，强化传统的美日、美韩、美澳等双边同盟关系，建立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军事联盟），强化“五眼联盟”（情报联盟）的协作，深化美国-东盟伙伴关系，积极拉拢盟友和伙伴联合对华，谋求建立排他性小圈子，构筑反华“包围圈”，企图遏制中国发展空间，消耗中国发展资源。

二是组建“半导体联盟”，试图拉拢日本、韩国等盟友建立一个没有中国参与的芯片开发制造体系。2022年3月底，美国向韩国三星、SK海力士，日本的东芝、瑞萨，台湾地区的联发科、台积电、日月光以及美国的英特尔、高通、美光等企业发出组建所谓“chip4”半导体联盟的倡议。该联盟旨在通过联合日本、韩国的半导体龙头企业配合台积电、日月光等台企，控制包括材料供应、芯片设计、芯片制造、封装测试在内的整个半导体的产业链，打造不包括中国的高科技网络和供应链，对我国的半导体行业发展进行进一步的围追堵截，从而在尖端科技领域与中国“精准脱钩”，延滞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以独占技术优势，强化经济霸权。

三是对特定企业实施针对性制裁。不断狙击中国高科技企业。继7个超算实体、江苏天元之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将中国电信美洲公司以及中国移动国际公司等多家公司纳入“实体清单”。准备对中国监控摄像头公司海康威视采取进一步限制性措施，这将是美国首次对一家大型中国科技集团实施此类制裁；对汽车企业开展调查。全面调查中国的大型车企是否在使用美国的关键技术，包括是否使用美国的软件技术、是否使用美国的核心设备以及是否使用美国的原材料，压制中国汽车行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

四是威逼中国切断中俄经贸往来。美国有意将中俄正常贸易往来视为对俄罗斯的支持，并以此为借口对中国下手，威胁中国不能帮助俄罗斯逃避制裁，否则将会让中国付出代价。自俄乌冲突以来，美国便拉拢盟友国一同制裁俄罗斯，同时，威胁中国停止同俄罗斯的多领域合作。2022年3月，美国两次威胁中国制裁俄罗斯，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表示：中俄友好外交关系已令外界为之胆怯，如若中国再不遵守制裁俄罗斯的相关行动，美国将通过相应的办法报复中国。在普萨基表态后两天的时间，美国商务部长也对中国发出威胁：如果中国本土企业不遵守美对俄实施的管制、制裁措施，美国将暂停对中国供应设备与软件。如若中国再不对此做出行动，中国企业必将迎来致命性打击。

（二）多空并举、金融施压中国企业

2022年以来，中美在金融层面的博弈已进入到实际操作层面。

一是通过资本市场打压中国企业。中概股是近年来中美金融博弈的焦点问题，俄乌冲突之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频繁将中概股列入“预摘牌”名单。2022年3月10日，根据《外国公司问责法》，SEC将5家中概股公司列入有退市风险的清单，中概股集体暴跌，并传导至港股和A股。3月23日、30日又公布了两批，包括百度、爱奇艺等企业。4月，继续公布两批，包括理想汽车、知乎、贝壳等29家公司。5月5日，该清单增加了88家，包括拼多多、京东、网易、小鹏汽车、中国移动、B站等。这是2022年SEC发布的第六批中概股“预摘牌”名单。目前在美股的中概股约250余家，前后共计6批128家公司被列入该名单，“预摘牌”公司数已经超过一半。

二是对中国进行金融制裁的公开威胁。3月17日，卢比奥等议员提出所谓的“遏制中俄合谋法”，称中国若存在着绕开SWIFT在金融领域继续与俄罗斯合作的情况，美国将制裁中国，冻结或终止任何与中国金融机构相关的美国账户和财产等。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也声明美方正密切关注中方向俄罗斯提供经济或者物资支持的程度，并已向中方表示，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将会面临次级制裁的后果。显然，打劫完俄罗斯的海外资产后，美国又准备对中国海外资产出手。

三是限制美国公司对中国公司投资。早在2019年，特朗普政府就在考虑取消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并且研究如何限制美国的金融公司对中国公司的投资。拜登上台后，加强了对美国资本流入中国的限制，扩大了禁止美国投资中国公司的名单。据美国“政治”网站2022年3月7日报道，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为首的安全官员一直在鼓动拜登发布一项行政命令，以禁止美国银行和基金对中国科技公司和初创企业的投资。尽管这项行政令因遭到财政部和商务部官员反对而搁浅，但在中美博弈愈演愈烈的形势下，不能保证将来不会出台。

（三）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华攻击污蔑

拜登政府将意识形态作为攻击中国的武器，沿袭并放大了民主党惯用的价值观外交，不断调整意识形态渗透手段，运用议程设置、热点话题进行炒作，假借“自由人权、民主法制、公平贸易”之名，使得美国对中国的一系列攻击“合理化”。根本目的是拜登政府希望在意识形态领域，使得美国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的思维在舆论上赢得广泛的支持。俄乌在冲突之后，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散布的对华言论及行动更加具有攻击性。

一是使出“匿名透露”惯用伎俩，接二连三通过美媒发布虚假信息，如“俄罗斯与中国事先通气”“中国计划对俄军援”“美国事前向中国通报俄军动向”；二是散布“中国责任论”，污称中国“默许俄乌冲突升级”“纵容战争”；威胁中国“将为俄罗斯入侵行为承担后果”，将中国塑造成“同谋”“帮凶”，并将中俄捆绑成新的“邪恶轴心”；三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拉拢欧洲对付中国，将自己塑造为冲突调停者，诬称中国“不负责任、不道德、跟侵略者站在一起”，以此挑拨中国同欧盟的关系；故意忽略中国以谈促和主张；指责中国未谴责、制裁俄罗斯，以逼迫中国选边站；美欧共同指责中俄破坏国际规则和秩序；四是散布“中国赢家说”，诬称中国“坐山观虎斗”“希望从地缘政治变化中获益”“将在俄乌冲突中成为赢家”等；五是将俄乌冲突同台湾问题强行关联，炒作“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谬论，刻意模糊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问题的国际共识；派前高官窜访台湾，表达支持；美日印澳“四边机制”高调表示“不允许乌克兰的事发生在印太”，形成和收紧围堵中国的“印太包围网”；六是将当前全球粮价上涨归咎于中国，认为是中国坚持粮食自给自足战略，囤积大量“不必要”的粮食，导致粮价上涨，并联合盟国日本共同指责；七是蓄意以“保护人权”为名，干涉中国内政。抹黑打压指责中国侵犯人权，对在中国境内外和美境内参与“镇压”少数民族、宗教团体、异见人士等侵犯人权行为的中国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可见，美国意识形态攻击是全面、动态的，随事件的发展不断演化，在每一阶段都有相应内容，是全方位、持续性的攻击。

（四）以“切香肠”方式挑动台湾问题

美国认为，台湾对其地缘战略价值重大，如果中国统一，美国在二战结束以后在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一线构筑的“第一岛链”就从正中央被拦腰斩断，中国也就占有了出入太平洋的踏脚石，这将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构成威胁。因此，美国频繁挑拨大陆与台湾的关系，阻挠中国统一的步伐。美国推动俄乌事件升温以来，也持续对台湾拱火，将俄乌事件与两岸关系进行不当类比，并对台湾释放错误信号，以求实现遏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的。

军事方面，美国一方面通过向台湾地区兜售武器装备大捞一笔，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武装台湾”，提高台军对解放军的“回应能力”。一是对台军售武器更具威力。拜登上任后的三次对台军售中，俄乌冲突前后两个月内发生了两次。2月7日美国国务院批准金额约为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包含向台军提供包括“爱国者”导弹系统所需的设备和服务。4月5日，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表示，“美国履行防卫台湾、支持台湾强化自卫能力的承诺不能松懈”。5月2日，美国提议向台湾出售包含“海马斯”系统在内的“其他更精准武器”，甚至明确告知蔡英文当局，以后对台军售将只卖可以用于对海作战与对空作战的武器，针对大陆意味明显。二是军事巡航更加频繁。3月17日，美国约翰逊号导弹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妄图向岛上的“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4月16日，在美海军林肯号航母打击群驶离东海海域之后美军派遣大批战斗机在2架KC-135加油机配合下，全副武装在台湾附近海域上空转悠了7个小时。4月26日，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桑普森”号穿越台湾海峡。5月10日，“罗亚尔港”号导弹巡洋舰再次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

政治方面，对台立场表述愈加模糊。拜登在3月11日正式签署美国国会通过的《2022会计年度联邦政府拨款法》，依据该法案，未来台湾在美国官方地图上的颜色将与中国不同。3月30日，美国196名跨党派众议员联名发起了倡议，致函拜登政府邀请台湾参与“印太经济框架”。5月5日，美国国务院网站更新修改了“美台关系事实清单”，删除了先前版本关于“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等表述。5月12日，美国联合个别国家举办第二届全球抗疫视频峰会，其中台湾在被邀请之列。5月23日拜登访日期间对外表示“愿防卫台湾”，同时又继续表示保持对台“战略模糊”。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到《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挑战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再到俄乌冲突之后美国对台湾的系列举动，可见美国进一步拱火两岸局势意图明显，不断在台湾问题上以“切香肠”战术挑衅中国。

（五）在军事科技领域不断压制中国发展

美国将中国等国家视为在军事领域的重要竞争对手，同时将科技奉为维持军队强大战斗力的源动力，通过提高在国防军事领域的技术投入力度，以维持自身的军事实力。在2018年美国发布的《国防战略》中，明确表明中国、俄罗斯是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提出要进行国防部体制改革、强化合作关系并吸引更多盟友和建设更具杀伤性的部队这三大目标。同时，承诺对自主武器系统、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这三项前沿科技进行大规模资金投入。此外，在之后发布的《国防部网络战略》《国防部数字现代化战略》《国防部人工智能战略》《国防部云战略》等系列文件中均体现了美国在军事领域塑造技术竞争力的决心。俄乌冲突之后，美国继续加大对中国军事科技的制约力度。

一是不断加强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遏制。一方面，美国通过激励政策吸引半导体行业回流；另一方面，采取限制投资、加强出口管制、禁止采购中国部分企业的设备与产品、提高关税等多种手段打压中国半导体行业发展，对中国半导体产业链进行全面包抄围歼。芯片作为电子化的硬件基础，被喻为信息化装备的“神经中枢”，其短缺将会影响到精密武器的研制和运用，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信息化装备的作战效能。根据海关总署数据统计，2022年2至3月，中国自美国进口芯片金额同比由约180亿元下降至125亿元，增速由166%下降至-30%。

二是存在随时对华关闭人工智能基础平台风险。我国当前除百度等少数企业在坚持研发自主可控人工智能基础平台外，大部分民用智能设施所用的基础系统主要是在美国的开源系统基础上进行的二次研发和创新，如果中美爆发全面冲突，美国对华关闭人工智能基础平台服务体系，我国日益智能化的数字经济生态将会面临严重挑战。

三是抓紧部署对华的空天一体化信息网络封锁。当前美国正在加快建设美国国防空间体系架构(NDSA)，该架构建成后将对中国所在空天区域构成严密、精准和全天候的监视网络，其中当前SpaceX的星链就是NDSA跟踪层的一部分。截至2022年2月3日，SpaceX已经发射了2091颗星链卫星，计划发射总数为4.2万颗（地球近地轨道最多可容纳6万颗卫星），整个星链系统建成后，结合NDSA系统，对我国的空天信息网络将会构成重大威胁。

四是试图限制中国军事科技领域人才培养。2022年4月，微软亚洲研究院（MSRA）停招“国防七子”（即被确定为国防工业院校的七个学校，分别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及北京邮电大学学生。在此条款下，如果MSRA有老师想要招被禁名单上的高校学生，需要给出特殊理由，且学生即便被录用，也不能用学校单位来共同发表论文。

综上所述，美国已经将思想意识层面的对华“综合威慑”付诸实际行动，从政策制定到多领域对华开展“大围剿”，围堵遏制之心，已经“路人皆知”。

根据统计，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出台的对华压制政策，如表1所示；对华压制行动大概有24项，如表2所示。

二、未来中美博弈的三种可能性

未来一段时期，中美关系走向将受到两大因素的影响。一是中美经济实力的对比变化。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日益提升，同时经济韧性持续增强，在面对新冠疫情的剧烈冲击下，展现出了很好地抵御风险的能力。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驱动的数字经济正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新一轮技术革命。可以说，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中国对美博弈的实力在逐步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被美国视为侵犯其利益。美国秉承着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的固有思维，对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持有敌对、打压态度，以期维护其“经济霸主”的地位。

二是中美政治理念的分歧。美国基于经济军事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打着“人权”的幌子，对民众塑造霸权思维、地缘政治偏好、种族偏见等认知，长期形成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世界帝国秩序观使得美国民众对华敌视情绪有增不减。中国基于“和而不同”的理念，秉持在联合国框架下通过对话来解决各种争端，在全球化时代致力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一家”秩序观。中美之间的竞争不仅是两国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的竞争，还有围绕观念和价值展开的关于全球政治秩序建构的竞争。

（一）高烈度的博弈，中美走向全面军事对抗。

高烈度的博弈之下，中美将走向全面的军事对抗，包括以下五种对抗：

一是全面网络战争。近些年，美国国家安全局持续不断对全球发起大规模网络行动，尤其是针对中国实施系统性地网络攻击。随着中国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经济、金融、通信、交通等各领域均需要大量的网络产品和服务的支持，网络战争将是中美战争的主要战场。例如对中国的全面断网、对金融网络系统的攻击，注入病毒持续潜伏收集对方信息，破坏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或窃取重要数据，滥用信息技术进行大规模监控等。同时，美国的网络战争武器愈加先进。近日中国360公司完整披露了美国国安局针对中国境内目标的代表性网络武器——量子攻击平台的技术特点，量子攻击是美国国家安全局针对国家级互联网专门设计的一种先进网络流量劫持攻击技术，已经实现了工程化、自动化。特别是如果将来数字人民币大面积普及后，将会成为美国重要的攻击目标，让一个国家货币系统崩溃，在国家军事对抗中的重大意义是明显的。

二是全面常规战争。例如军事挑衅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加紧军事武装台湾，进而发动南海、台海战争等。近期，美国连续在南海、台海进行军事活动。在南海领域，中美两国均希望扩大在南海的军事存在。中国是南海最大的沿海国，南海攸关中国的核心及重大利益，包括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和海上通道。美国高度重视在南海的海上主导地位、航行自由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在此保持着最强大的军事力量。随着双方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实力的平衡，美国认为中国将在以南海为核心的印太地区挑战美国的海上主导地位，建立中国主导的印太秩序，同时一再渲染除非与美国发声战争，中国已经具有了“在任何情况下控制南海的能力”，中美在南海的竞争日益加剧，海上相遇事件数量逐渐增多。2022年3月28日，美国同菲律宾在菲律宾吕宋岛进行2015年以来的最大规模军事演习，此次演习也加剧了台海局势的紧张。在台海领域，近期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局面，美国在政治、法律、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高调支持台湾当局，意图将台湾纳入印太战略体系，利用台湾全面激活同中国大陆的紧张局面，进而分散消耗中国精力，阻碍中国发展崛起的意图十分明朗。

三是空天战争。俄乌争端已经充分展示了制空权、制天权的重要性，因此在全面军事对抗下，制天权和制空权将很有可能是首要争夺的重点。同时，物理位置介于传统航空与航天之间的临近空间逐步成为空天战争的新战场。临近空间上接航天，下连航空，能够极大地拓展空天战场的范围与纵深，从而形成无缝的空天一体作战能力，因此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临近空间飞行器可以在早期预警、侦察监视、通信保障、电子对抗、导航定位等方面实现空天地信息的有效中继和衔接，而且由于临近空间飞行器易于实现长时间高超音速飞行，这就使其越来越成为远程快速打击武器的新宠。

四是核战争。中美均是拥核大国，如果中美将来出现的全面军事对抗无法调和，最终会面临核战争风险，但可能性相对较低。美国的核政策进攻性、威慑性特点明显。近几年，美国先后退出《反导条约》、《中导条约》等军控法律文书，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持续推进部署全球反导系统，谋求在欧洲和亚太地区部署陆基中导，并向澳大利亚出售核潜艇。同时2022年5月美国大肆渲染中国的核威慑风险，以强化美国的核力量。中国则始终坚定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一直将核力量规模维持在国家安全所需的最低水平，始终恪守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明确承诺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值得关注的是，2022年1月3日，中、法、俄、英、美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发表了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这份联合声明重申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这一原则揭示了核武器的本质是威慑，而不是用来打仗，五核国对这一基本事实的承认将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减少核战争的危险有很大的帮助。结合美国对中国的全面竞争战略来看，美国在核问题上对中国的恶意攻击不会平息，更多会将核战争作为威慑他国的噱头，爆发核战争的风险相对较低。

五是认知战。美国不断针对中国政府领导力和中国意识形态体系进行网络的认知攻击，破坏中国政府的权威，分化中国社会的团结。综合美军方开源的信息看，美国清醒的认识到，不考虑瓦解中国政府组织的领导力和意识形态体系，即使解放军遭受了重创也能在强大领导体系下迅速恢复起来。因此针对中国政府领导力和中国意识形态体系的网络攻击比对解放军的网络攻击更有战略价值。美国信息安全专家利比克认为，中国高度统一的政治体系本身就是高价值的战略攻击目标，而且中国的长期稳定需要依赖民族主义和持续的经济增长。因此只要中国经济增长率出现波动，就可以看作是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网络攻击，破坏中国政府领导力的战略机会。他认为，经济波动会导致失业，通过网络对中国的年轻人进行渗透，本身能产生巨大的网络攻击作用，其实施成本相对较低，但战略意义甚至高于直接与解放军进行网络对抗。

（二）中烈度的博弈，将逐步走向中美全面脱钩

首先是科技脱钩。对美国科技竞争战略进行分析可知，美国在对内增强自身科技实力的同时，对外谋求科技独占性、保持对关键技术的控制并抑制他国技术创新能力，即“自强”与“排他”两种思维模式共同根植于美国的科技竞争战略思维之中。近几年中国抓住第四次科技革命的重要机遇，实现了科技实力的大幅提高，中美之间技术优势的差距在逐步缩小，美国在科技领域“领头羊”的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基于这种背景，美国科技竞争战略中“排他”的特质愈发明显，对于中国科技崛起的防范意识逐步升温，这体现在特朗普政府推出的激进的“全面科技脱钩战略”与拜登政府在扬弃全面脱钩战略下推出的“小院高墙”的科技竞争战略。 这两个科技竞争战略明确表明，在以上美国领先的关键技术领域对中国全面脱钩的决心是既定的、持久的，不会随着总统更替而调整。因此，未来以上领域的自主创新将会是我国应对美国中烈度博弈的关键。在小院高墙”策略的指导下，美国对中国科技脱钩的路径如下：美国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力度，将积累的技术优势转化为技术性权利，对中国实施科技断供、制约中国科技产业链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将技术性权利转化为制度性权利，制定相关领域的技术标准、竞争规则，确立在该领域的绝对话语权，进而掌握科技治理主导权；另外，通过向中国传播美国在科技领域的价值观，扩大舆论影响力，动用“长臂管辖”手段，联合盟友形成国际串联，以遭受安全威胁为由打压中国技术发展，导致技术政治化现象愈发明显。但是，不排除美国在科技领域采取“先脱后钩”的竞争战略，即先断然与中国脱离关系，再重新考虑钩联的布局。

其次是经济脱钩。美国近年来一直在致力于转移产业链，实施产业链转移计划，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部转移，从中国撤回产业链转移到其他地区，比如墨西哥、拉丁美洲地区、非洲地区等，减少对中国在各领域产品供给的依赖；二是内部回流，支持美国的中小产业“回国”或者“迁移”。最典型的是在制造业领域，美国采取“高脱低钩”的战略，即促使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仅保留低端产业在中国。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近期出于扩大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考虑，希望与传统基建相关的制造业重回美国。2022年4月18日，美国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公布了一份政策指南 ，要求联邦政府机构确保在5月中旬前，同美国基础设施法案有关的12亿美元新基建项目需要使用美国本土生产的原材料。在这份17页的指南中，白宫要求所有用于基建的原材料，无论是用于桥梁、高速公路、水管或宽带互联网的项目都要使用美国本土生产的材料，包括钢铁。此外，指南还要求联邦政府确保在工程中所使用的任何成品的大部分零部件也是在美国国内制造。相关数据表明，美国的产业结构中超过80%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工业制造只占10%左右，美国的工业制造品需要大量依靠进口，而中国与美国在制造业领域的外贸依存度较高，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等制造业相关产品是中国对美出口的主要构成。拜登希望以基建项目为契机，加强美国制造业的本土化发展，打造“美国制造”品牌，从而逐步摆脱制造业对外部经济体的高度依赖。长期来看，这可能会对中国的制造业产品的出口产生一定影响，同时使得中国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因此，如果中美竞争进一步加剧，美国经济形势恶化，美国在制造业等领域与中国的产业链脱钩覆盖范围将更加全面。

再次是人文脱钩。中美人文交流经历了正常化、系统化、困难化的阶段，自从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中美人文交流初期保持平稳，然而，随着《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发布，中美人文交流急转直下，美国在炮制“孔子学院威胁论”的基础上，在其他方面采取激进措施，比如，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留学生、学者的审查日益严苛，并开始公开表示要限制美国高校敏感专业的对华招生人数；对中方学生、学者、科研人员等赴美采取拒签、拖延签证申请、吊销签证、盘查骚扰等，企图推动中美人文交流全面脱钩。拜登政府对中美人文交流可能会带来一些转机，但是考虑到中美之间的政治分歧、意识形态差异、竞争战略的敌对，美国对目前存在的中美人文交流限制措施不会完全取消，中美人文交流在短期内很难改善。

（三）低烈度的博弈，两国紧张关系成为常态

美国国内矛盾加剧，美国政客们为自身利益，转移国内矛盾，不断构建“中国威胁”，通过煽动反华情绪误导民意，凝聚团结。从美国两党的态度来看，一些涉华法案的投票结果显示，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已经在美国两党之中形成了基本共识。

从美国民众的态度来看，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3月的报告显示，美国两党对中国负面情绪的一致性进一步上升，有67%的美国受访者对中国持有消极看法，高于2018年的46%；有89%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或敌人。同期，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在过去一年中，将中国视为最大敌人的美国受访者占比翻了一番，从22%增至45%。美国人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将深刻影响美国政府对华的态度。

另外，疫情以来针对华人的犯罪案件也在加剧，美国社会反华情绪在不断积蓄。此外，美国已明确将中国视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在2021年3月拜登政府出台的首份重要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文件——《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中，中国是被提及最多的国家，共出现15次，美国将与印太、欧洲与西半球的盟邦伙伴携手共同对抗中国。可以预料，中美博弈中的紧张关系将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常态。

整体而言，拜登政府依旧认为竞争仍是中美关系的主轴，对华基本思路、对华基本战略和对华强硬姿态在短时间内不会得到改变。尽管当前美国政界与学界关于对华政策方面的看法非常纠结、矛盾，但结合目前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的布局可知，拜登政府基于“最严峻的竞争对手”这一对华认知会将会继续在某些问题领域加大对中国的挑衅力度，中美全面“摊牌”的概率在上升，如何管控“摊牌”的烈度是关键。

从中国视角出发，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以竞争为主、以合作为辅的“新常态”，各界应尽快适应中美关系紧张对抗的常态化。尽管中美大国关系错综复杂，然而无论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出发，还是从中国自身发展角度出发，中国都应尽可能避免以战争（无论冷战还是热战）的形式与美国“摊牌”。同时，中国也应放弃“逃避竞争”的幻想，在适应中美关系紧张新常态的同时积极寻求同美国合作的领域和机会，主动塑造中美关系，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

从全球视角来看，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在这一时期，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各国命运休戚与共，和平与安全成为全人类面临的首要议题。一方面，中美关系是国际关系的稳定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对于维护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具有重要意义，没有中美两国的相向而行，就没有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其次，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世界三分之一，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将有效带动世界各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在世界范围内构建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贸合作体系。最后，当今世界面临新冠疫情持续反复、恐怖主义暗藏危机、气候变化形势严峻、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和挑战，人类生存发展环境不确定因素不断积累，中美两国在几乎所有全球性问题上都肩负着重要责任。

三、应对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建议

2022年是中美实力消长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由于上海等地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的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40多年来中美经济差距不断缩短的趋势很可能会一度中断，这势必会怂恿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冲动与步伐。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课题组认为，要高度重视2022年两国经济总量差距“不减反增”可能性所形成的国民信心与市场预期问题，在落实与贯彻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2022年历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既定政策与精神基础上，还须更加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紧制定在经贸、金融领域的反围堵与反制裁的预案，加强数字治理合作

一是以亚太区域合作应对美国印太经济框架。面对美国对亚太区域合作的改造和破坏意图，中国应联合东盟等经济伙伴坚持传统亚太区域合作。需加快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落地以及我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相关谈判，积极推动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议（DEPA）的进程，寻求《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重启和签署，确保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

二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统筹考虑风险与收益，对供应链各环节进行多元化、大范围布局，同时加快在供应链中布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通过搭建云架构，推动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的供应链体系，进而提升供应链运行效率，及时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保障供应链的稳定运营。

三是加快完善与提升可以绕开SWIFT系统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功能，积极地将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中俄主导的“上合组织”并入到这个系统中，同时积极探索数字人民币在改善跨境支付、便利国际贸易结算等方面的作用，想办法将“数字人民币”融入这个系统，并带动其他国家一同研发数字货币。

四是防范美国将我国也剔除出WTO。必须加快经济内循环布局，同时将贸易发展重心向亚洲和非洲转移，尤其要加深与东盟、印度、越南这样拥有巨大潜力和规模的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合作。

从全球经济形势来看，目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极，数字服务贸易占比迅速上升。中美应厘清两国关系边界，坚守两国竞争对抗的下限，不断突破两国合作的“天花板”，寻求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两国数字治理合作的可能性。

具体来看，新冠疫情催生了线上经济的发展，基于数字技术的远程医疗、在线教育、共享平台、智慧出行等新经济模式蓬勃发展。在此背景下，以跨境电商、供应链数字化为代表的经贸新模式促使全球经贸的数字化程度日益加深，从而带动数据跨机构、跨行业、跨地域的交易新范式快速形成，但是，数据资源的快速增长也引发了数字本地化存储、数字安全、隐私保护、反垄断等一系列问题。中美作为全球驾驭数字能力最强的两大经济体，理应携手共同应对全球数据治理挑战，减少数字鸿沟。

一方面，在全球数字治理这一重大挑战面前，多边机制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中美应积极推动全球数据治理的多边机制，参与G20、OECD等国际组织在数字货币、电子商务规则等领域的数据规则制定，共同推动出台更多具体应用场景的可操作、可执行规范；另一方面，中美应积极推动在印太地区开展数字经贸合作、推动数字治理的相关规则制定。印太地区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很大潜力，例如印度推进农业领域的数字化、菲律宾在数据传输方面相对开放、泰国电子支付规模迅速增长、越南电子商务覆盖率扩大等等。结合数字经济协定签署的集中地、数字税等数字规则的覆盖地来看，印太地区是全球数字博弈的重点区域。中国可就数字“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数字经济战略进行战略调适，协调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利益冲突，弱化“对抗”意图，避免在印太地区形成战略对抗，争取形成由竞争向竞合转变的良性互动。

（二）以我为主，要加紧制定金融强国战略与方案

正如中美贸易争端中的关税一样，中概股几乎成为美国在金融层面打压中国的一项武器。短期来看，需继续加强与美国监管机构的沟通，就中美审计监管合作达成协议。同时要继续发挥中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作为境内企业上市地的重要作用。长期来看，需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内生稳定机制，继续推进股票注册制改革，培育出中国多层次的完善的资本市场、期货市场等，吸引更多企业在中国境内融资上市和进行期货交易，推动中国金融对国家崛起的作用，制定相关金融强国战略与方案。

另外，中国资本自由流动的程度需继续审慎控制，因为全面战略竞争状态下，可能更加需要独立货币政策以及稳定的汇率来调节稳定经济，中国国内外多重压力下必然需要宽松政策。中国在蒙代尔理论中的这种取舍使得中国敢于“以我为主”不跟随美国加息，同时不会面临过大的人民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压力。同时，加大金融信创的推广实施力度。持续提高金融行业新技术应用和自主可控能力，对业务经营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关键平台、关键组件以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形成自主研发能力，降低外部依赖，实现金融行业从IT底层的基础软硬件（CPU、存储、金融机具、服务器、网络设备等）到上层的应用软件（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云平台、应用软件、办公软件等）全体系的安全、可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独立自主、安全可靠的技术基础设施。

（三）加快能源自主进程，制定能源替代“三步走”战略

解决美国对中国的能源围堵需要中国在短期实现能源替代与长期的能源独立，需要制定“三步走”战略。短期内，制定以“节煤稳油增气”为战略来应对“多煤少油缺气”的资源禀赋，在全球与西方争夺开采权，并与“一带一路”国家积极开展能源合作以逐步取代美国对中国的能源输出地位。中期来看，中国需要推出一系列的相应配套政策，涉及法律、确权以及税收等领域。重要的是制定合理的经济增速目标以防能源短缺，因为通过历史规律来看，每年的经济增长将会带来用能量的提升。长期目标则需要注重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即通过扩大可再生能源规模实现能源生产完全自主可控。

（四）主动设置议程，逐渐引领中美舆论战的节奏

对中美意识形态博弈的全面化和白热化，不应存有幻想，要做好充分准备。一是全面剖析美国历来的意识形态制裁方式、手段，解构其内部逻辑，特别是其“谎言叙事”。在全社会加大宣传、教育和警示力度，提高全体人民对美国意识形态进攻和作战方式的辨识能力，能自觉解剖美国话语背后的真实、根本目的，始终保持头脑清醒、清楚，保持战略定力，不轻易动摇。

二是更加重视国际话语权之争，加强国际传播能力。中美之争不仅是意识形态之争，更是国际话语权之争、道德优势之争、全球治理规则之争。基于舆论宣传工作即时性、时效性强的特殊性，应适当放松、简化审批程序，盘活媒体、智库等各类机构，提升效率，进一步激发、释放潜能。

三是在防守中也要酝酿着进攻，主动攻击。在学院派研究的基础上，要进一步联系实际，以应用为主，主动设置议程，加强网络、情报能力建设，逐渐引领中美舆论战的节奏。

（五）对外多讲述“台独”危害，严防美国“以台制华”

一是尽快出台《祖国统一促进法》，对冲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旗帜鲜明地以法理推动统一，明确定义妨碍、阻拦祖国统一的行为都是违法，不作为也是违法，釜底抽薪打击台独势力。

二是提升军费占GDP比例，数十年来，中国军费占GDP比例保持在1.7%左右，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远低于美国水平。面对世界地缘局势动荡，军费占GDP比例有必要提升到2%左右，向世界平均水平靠近。台湾“以武拒统”、“挟洋谋独”，提升军费可以更好地达到“以武促和”的震慑目的。

三是针对美国恶意引导舆论，试图将潜在的两岸冲突定义为侵略，中国需加大对外宣传力度，两岸问题是中国一国的问题，不能与俄乌两国的问题类比。四是针对美国不断军售等挑衅行为，中国可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对涉台美军工企业加强反制，虽然相关企业与中国的直接联系较少，但间接参股或有其他经营联系的非军事领域的公司，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将受到很大影响。

（六）强化军事科技，应尽快建立独立自主可控的关键技术体系

鉴于俄乌冲突中出现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联合进行技术封锁的情况，我国在军事科技方面，要做好全产业链独立自主安全的准备。主要需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短期内应高度关注“技术脱钩”风险较高领域的创新链和产业链安全，做好相应预案。短期内无法实现自主可控的高科技产品，需要做好必要的产品储备，避免“技术脱钩”后对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带来过大冲击。

二是从中期看应积极参与全球科技合作与治理，扩大技术合作“朋友圈”。要减少美国对中国与全球其他国家展开科技合作的干扰，坚定走中国自己的科技发展国际合作道路。

三是从长期看中美两国技术竞争不可避免，应做好两国科技持久战的必要准备。特别是在人才培养、科研创新体系方面要做好应对全面封锁情况下，保证我国相关人才培养不断代，科研创新保持活力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系统建设。

结语

综上所述，俄乌冲突加剧了美国对华战略焦虑，美国开始加速布局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并提出了所谓“竞争”的关键内容——对华“综合威慑”：即通过引入盟友和合作伙伴，在常规、核、空间和信息领域开展工作，利用美国在经济、技术和外交方面不断增强的优势，多管齐下，拉拢能够拉拢的所有势力，全面对付中国。

同时，美国认为与中国的全面战略竞争不仅是国家权力之争，更是一场制度竞争、话语权竞争、全球治理竞争。美国在实施对华“综合威慑”、全面对华“围剿”的同时，还要给中国贴上“国际秩序挑战者”“地区安全破坏者”等标签，占据道德制高点。这是美国对华战略认知与行动的重大转变。

为应对美国的全面战略竞争和综合威慑，中国必须在经贸、金融、能源、舆论、军事科技等多个方向做好准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中美关系课题组认为，中国应放弃同美国避免战略竞争的幻想，以底线思维努力防范最坏军事战争摊牌可能性的发生，并在适应中美关系紧张新常态的同时主动塑造中美关系。在中美两国紧张竞争的新常态下，寻求中美合作的可能性，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局意识，在关键问题上形成合作共识，推动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数据治理的有效开展，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