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城市缺青年”遇上“青年缺工作”_风闻

​

土哥涅夫 | 文  

大概十多年前，媒体上经常出现这样一类报道，一边是企业招工难，另一边是工人就业难。文章最后，记者少不了要发问：究竟该如何打破这种“两难困局”？

后来，随着中低端产业向东南亚转移，中高端制造逐渐实现机器换人，加之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数量逐年减少，这类报道慢慢也少了。

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组矛盾现象的凸显：一方面，越来越多城市加入到抢人大战，给钱、给房、给各种政策，年轻人似乎成了香饽饽；但另一方面，大学生的失业率却在节节攀升。

用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卢峰的话来说，“我记得几年前跟同事们为G20研究就业问题时，看到欧洲和一些新兴经济体的数据，年轻人失业率达到20%，我当时就觉得这太难以想象了，这是面临多么巨大的压力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现在中国也达到了这个水平。”

在此背景下，浙江湖州今年推出的“考研新城”计划，似乎意在打通并勾连起深陷“两难困局”的双方，因而受到舆论关注。当然也有人认为，此举是在复刻“毛坦厂中学模式”，甚至揶揄，现在抢人都已经从毕业生下沉到考研生了。

那么，湖州此举究竟是从割韭菜变为挖韭菜根的“不择手段”，还是城市求才与青年求职的一次双赢探索？

当城市化进入到终场加时阶段，人口越来越向头部大城市汇聚，处于夹缝中的中小城市，又能否俘获青年的心，破解人才流失的窘境？

2017年，武汉“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计划”一声炮响，开启了延续至今的抢人大战。

随后，西安、杭州、成都、深圳等各大城市纷纷加入战局。其中，年轻人成为大家争夺的重点。为了留住或吸引来青年，各地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高校云集、大学生扎堆的城市，比如郑州、武汉，纷纷打起本地大学生的主意。郑州从今年起全面开展青年创新创业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新增青年人才100万人。而武汉作为这方面的先行者，“百万大学生留汉计划”实施五年来，不仅留汉学生数量节节上升，当地两大头部高校——武大与华科毕业生在本地就业的比例，也已超过了去广东的。

而发展均衡、综合实力较强的地方，比如山东，则选择了团队化作战，启动全省域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建设。并于5月初正式发布了济南、青岛、淄博、济宁、威海、日照、临沂、聊城等8市《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建设实施方案》。

甚至就连一些县城，也竭尽自身所能，向年轻人抛出了充满诱惑的橄榄枝。

像之前因“24个基层岗位吸引来4名博士、19名硕士”而蹿红的浙江山区小县遂昌，其人才补贴标准为：博士75万元，本科生也有45万，其中一次性房补分别为50万和30万，基本做到了与深圳、南京等大城市的标准看齐。而遂昌当地的房价才一万三左右。

也就是说，博士来遂昌，直接先送你38平方米房子。

比这更具吸引力的是，走人才引进无需参加公务员或选调生考试，也不要求应届生身份，直接给编制，这等于是给了那些没上岸又想进体制的人一个额外的机会。

作为一个已经毕业了十多年的80后，看到这些除了羡慕，也就只能感慨生不逢时了。就像那个段子里说的：我们读小学时，大学是免费的；我们上大学时，小学变免费了。我们刚毕业时，35岁有工作经验的人最吃香；等我们35岁了，应届毕业生成了香饽饽，而自己却要面临从大厂“二次毕业”的窘迫。

**之所以会有此切换，怪只怪我们撞上了建国后的第三波，也可能是最后一波婴儿潮。**随着90年代以后人口增长数量的逐年下降，到2015年时，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只剩下4.96‰，较1987年峰值时的16.61‰，下降了11.65‰。曾经助力中国实现经济腾飞的人口红利，也于此前后逐渐消失。

虽然国家在2016年全面放开了二胎生育，但为时已晚。从2016年至今短短6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由5.86‰进一步降至2021年的0.34‰，不少省份甚至已开启了人口“负增长”模式。

据统计，在已公布2021年人口数据的27个省份中，有多达11个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值，占比近4成。其中，东北的情况最为严峻，黑龙江、辽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5.11‰、-4.18‰。黑龙江省会哈尔滨的常住人口，更是在这年跌破千万大关，降至988.5万。

东北，从此再无千万人口大城市。

自然增长率的不断下降意味着，未来城市的规模增长主要得靠争夺存量人口资源来实现。难怪各地政府都急了，想尽各种办法招揽人才，但人才就因此可以躺赢了吗？好像并没有。

卢峰教授日前在北大国发院举办的“中国与西方：全球经济的新观察、思辨与应对”的研讨会上披露：中美欧三个主要经济体4月份的调查失业率分别为欧洲6.2%、中国6.1%、美国3.6%。

乍一看，中国的数据好像还不是最糟糕的。但具体到16～24岁青年人口的失业率，美国为8.6%，欧洲为13.9%，而中国呢，竟然高达18.2%！

这个失业率还没有包括全国高达两亿的灵活就业人口，也没有包括今年夏天即将毕业的1076万大学生。而从目前已知的情况来看，本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相当不理想。

截至4月17日，全国大学毕业生的去向落实率只有23.6%，也就是说，还有四分之三的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而往年到这个时候，基本七八成的学生都已签了三方。这也意味着，等到七、八月毕业季真正来临时，中国的青年失业率数据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

事实上，不只是应届毕业生工作难找，职场打工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去年以来，房地产、互联网、教培等行业都在大规模地裁员，甚至连美的这样的传统制造企业也被曝出“裁员门”。而这又会反过来进一步挤压了大学生求职的空间。

难怪过去这半年以来，高层连连出手，先是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8次言及“就业”，并首次提到“灵活就业保障”；而今年5月5日的国常会更是部署了6方面33项稳经济措施，进一步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举措，以保市场主体稳就业。

这些举措能否稳住就业，目前还有待观察，不过根据以往经验，就业市场越不景气，考研人数就越多。事实也的确是这样。

据教育部统计，2022年报名参加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数达到457万，比去年增长了21%；相较五年前的2017年则增加了256万人，翻了一倍。

湖州瞅准这个数量庞大且快速增长的群体出手，谋划考研新城，不得不说是精准把握了当下年轻人的痛点。

比如你考研，需要好的备考场所，于是湖州准备了3000多平方米的自习室，课桌座椅、电灯电扇等均完全免费。住宿方面，今年考研新城配备了1000张床铺，明年有望再增加约2000张，后续总共达到5000张。

又比如考研学生普遍没什么钱，湖州便为其每月提供500元补贴，“住宿费也不贵，每月450元一个床位，四人间，窗外就是湖景”。

当然，考研只是这个全称为“大学生青年人才新城”项目中的一部分。根据湖州的设想，希望通过提供“考研、考编、就业一站式服务”，形成人才集聚效应。因此在考研培训期间，当地还会穿插招聘会、大学生政策宣讲等，吸引有意愿的年轻人留下来，扎根湖州。

所以，尽管外界不乏“复制毛坦厂模式”的质疑，也有专家担心，湖州并非高等教育重地，围绕考研这块的建设成本会否太高？这些被考研吸引来的学生，考研成功后大概率会选择离开，到时湖州岂不是人财两空？但湖州依然不为所动。

**这种看似坚定的背后，是这座长三角三线城市深深的人口及发展焦虑。**相较于年轻人因为找不到工作而产生的焦虑，后者的焦虑其实更甚。因为青年缺工作主要是个经济政策的问题，并非无解的难题，而城市缺青年却是城市化晚期必然出现的现象，具有难以逆转的趋势性，为此焦虑与苦恼的也远不止湖州一家。

湖州对于人口问题的焦虑，已经持续了一个半世纪。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那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曾对“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的江南造成过毁灭性的破坏。但经过160多年的恢复，绝大多数城市人口早已超过战前。

以杭嘉湖地区为例，太平军入浙前的1858年，三地人口分别为372万、318万和约298万，战后锐减至72万、109万和70万人。

但经过一百多年的繁衍生息，到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时，原杭州府（含海宁，不含萧山、滨江及南三县）的人口已增长到928万，比战前翻了一番都不止；原嘉兴府（不含海宁）人口也增长了一百多万，至432万。

唯独湖州，人口几乎没怎么变化。战前就将近300万人了，如今还只有338万人。

人口停滞的背后，是经济发展的相对迟缓。

早在1994年，《湖洲日报》记者蔡小伟就不无焦虑地写道，由于本地人思想上固步自封，心理上容易知足、贪求安逸，导致同为沿太湖城市，湖州各项经济指标不仅远远落后于北岸的苏州、无锡，而且差距在拉大。

这篇名为《为了太湖不再“倾斜”》的报道，在当时曾引起过激烈的讨论。但28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不仅没解决，太湖反而更“倾斜”了。

文章刊发前的1993年，湖州GDP突破百亿，当时苏州为400多亿，后者是前者的4倍。到2021年，两者差距扩大到了6倍多，湖州GDP甚至不及苏南一个县级市，比如昆山、江阴。

即使在浙江省内，湖州的经济表现也不尽如人意。全省11个地级市中，湖州常年屈居第八，GDP比重只占浙江的5%。跟隔壁嘉兴的差距也是逐年扩大。之所以要特地提一下嘉兴，是因为1983年分家前，嘉湖两市曾同属嘉兴地区，湖州还是地委所在地，城市建设、产业布局等各方面都优于嘉兴。

结果分家近40年后，湖州GDP只剩下嘉兴的57%，比值较1983年时足足下降了12个百分点。甚至已经被一些安徽城市，比如芜湖，远远甩在了后面，并即将被滁州赶超了。

心急如焚的湖州于是拼命出台“湖八条”“湖九条”“湖十条”“人才新政4.0版”等政策，希望通过招揽人才来提振经济。

今年1月13日，湖州再次公布了《“五谷丰登”计划实施方案》，宣称到2025年，要聚引各类青年人才5万人，其中硕博士1万人。

客观来讲，通过近几年的努力，湖州的抢人工作还是有所成效的。2021年，当地常住人口增长了3.94万，超过台州、衢州、舟山、丽水等市。而且话说回来，浙江所有地市毕竟人口都还在正增长，放眼全国，多少地方人口在减少，城市在收缩？

虽说在上到中央《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下到地方各种政策的激励下，近两年出现了一股硕博士下基层的浪潮，但大多进了机关单位。这些人的到来，或许能一定程度上提升基层公务员的整体素质，改善基层治理能力，但由于其不参与直接经济活动，对推进中小城市经济发展作用不大。

况且机关单位能吸纳的人才数量终究有限，再怎么竭尽全力招揽也不能扭转中小城市人口停滞甚至流失的趋势。

对此，我的建议是转变思路，既然在争夺年轻人这件事上，小城市肯定拼不过大都会，那么不妨尝试切换条赛道，将心思花到怎么吸引老年人来？从日本的经验，以及中国近年来的实际看，老年群体的“银发经济”规模相当可观，未来也呈现不断增长趋势，是一块还没有被完全开发的蓝海。

当然这个建议还是基于人口增长、城市扩张的固有逻辑，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话，甚至可以尝试突破对于人口和经济的迷思。毕竟城市存在的本质，是让人的生活更美好，发展经济只是手段，并非目的。

像湖州这样有山有水、物阜民丰的品质小城，为什么非要招揽那么多人，发展那么多高新科技呢，过好小日子、享受慢生活不香吗？别忘了，湖州下属的安吉，可是“两山理论”的发源地啊。

这么想想，小城市似乎也没有必要太过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