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墨子”_风闻

刘子 | 文

5月有一则新闻，可能被大家忽略了：中国通过自己的量子卫星，首次实现从德令哈到丽江1200公里距离的量子态远程传输，向实现全球化量子通讯迈出了重要一步。

在2016年8月，这颗量子卫星上太空时，曾是世界瞩目的重大时事，连美国也羡慕不已。而这个代表中国最尖端科技的国之重器，就被命名为——墨子号。

这颗卫星的首席科学家潘建伟院士说，墨子最早提出了光线沿直线传播，设计了小孔成像实验，奠定了光通信、量子通信的基础，故期望用“中国古代伟大科学家的名字命名量子卫星，将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

可惜，今人多半已忘记墨子，这位全球顶尖科学家眼中的伟大科学家。而且，他的伟大极为稀缺，他是罕见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并举的双料科学家。

墨子，姓墨名翟，一说生于孔子去世的公元前479年，鲁国人，初学儒，后觉儒家礼制啰嗦，不实用，于民无益，干脆反出门去，开创墨家。

墨家之开创性，相当于民国初期的共产主义。其时，为救国救民，精英知识分子从外而内、由上而下地寻找解决方案，唯有李大钊、毛泽东们，立足平民，以民本思想，主张由下而上地发动民众，改造中国。

墨子也是这么想的。战国初，有诸侯国103个，至后期仅剩7国，可想而知中间是怎样一个惨烈、混乱。彼时，孔夫子主张复古，力图用周文王、姜太公时期礼制重新规范败坏的世道人心；老子、庄子则主张无为、道法自然，相当于有些厌世又高深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在你死我活的战乱年代，自然难以流行（老学盛行于汉初，庄学盛行于汉末）。

大体上，孔子走的是改良路线，老子走的是非暴力、不合作路线，平民出身的墨子，认为这两者都不解决实际问题，并旗帜鲜明地反贵族、反无为，继而开创了唯物主义、又博大精深的、先秦“共产主义”实践之路。

| 墨子（来自网络）

梁启超就认为，墨子是“小基督”和“大马克思”的混合体……墨家因反儒特点，导致儒家大一统后数千年被打压，墨学乏人问津，其经书既无注释，又无校勘，当时的许多白话，近代更难以理解。所以梁启超深为不平，用了极大的功夫去研究，并开创了“墨学”。

如何理解这个混合体？钱穆先生的观点是个好的切入口。

作为史学通才，钱先生从“第一义”（可理解为“最后的根据地、追问到最后的道理”）的角度，将全世界各大思想家归为“三宗四系”：

**第一是“天统”。**最后的理论、解释权归“天”，譬如基督教之上帝、墨子之“天志”；

**第二是“人统”。**分两系，第一系从自己出发，追问到“我”，就是第一义，譬如尼采，可称“己统”；第二系为“群统”，以人类大群为宗，最后归宿在大群集体，譬如德国纳粹；

**第三是“物统”。**一切理论以物为根据，人也是一“物”，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哲学领域乃至市场经济的“唯物论”就是代表。

由此观之，孔子是“群统”，老子是“物统”，唯有墨子，是一个夹杂着“物统”+“天统”的混合体。而要进一步理解这个复杂的“混合”，就要从其立场说起。

战国初期，诸侯、贵族生活奢靡，又不断通过战争掠夺以满足其私利。与马克思类似，墨子认为贵族们的享受，大多是从掠夺而来的，那么掠夺、私利、攻伐，就是世道混乱的原因。

如此世道，平民如何保障生存？秩序如何建立？一方面，最好的办法，就是民众之间“兼相爱，交相利”，“兼相爱”（互爱）是思想，“交相利”（互利）是方法；另一方面，社会要发展，应当要追求民众的富庶。

那么，如何让人民互爱、互利、富庶起来？

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首先要控制欲望，“以自苦为极”。人的欲望，衣食住行，应当维持在生命所必需之标准，超过这个限度，就是奢侈，就要反对。

其次在“节用”。儒家主张的礼仪、礼乐、厚葬，这些都是影响生产或不增加实际产出的，“加费不加利于民”，即增加成本但不增加利润的，以及回答不出个“有什么用处”的，都应当禁止。

第三在“劳力本位”。“赖其力则生”，劳作神圣，劳工神圣。各人应做好分内之职业，“各从事其所能”。

劳力本位，继而推出第四个法则，光阴即金钱，时间就是生产力。贵族成天奏乐、跳舞，还有心思“早朝晏退，听狱治政”吗？从君王到百姓，直系亲属死了服丧三年，旁系也得三五月，还怎么做工？所以都不对。

其五，要增加生产力，就应当增加人口繁殖。所以墨子主张早婚，男20女15就得婚配，同时反对蓄妾。因为服丧影响人口繁殖，就更加反对了，所以还专门写了一篇《节葬》。

其六是分配，更体现共产主义了，“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就是说，完成分内事后，还有能力、财力剩余，就应当拿去帮助别人。这两句话，其实是“交相利”的解释，也是《墨子》一书中讲的最多的。

以上是墨子源于生计问题的超级实用主义经济学说。那如何维护这个经济思想呢？

政治上，墨子走了两极。第一是组织，相比儒家、道家等松散“思想”派，墨家是一个实干派。它具有严密的组织，并实行“巨子”的首领制、接班人制。

战争的攻伐对民生影响最大，因此墨家主张“非攻”。听说哪国要攻打哪国，先派人去说服，说不服？那就干吧——我帮助另一国守城。这不是吹牛，墨家一者人多势众，二者讲究“江湖义气”，义字之下，兄弟平等，舍身忘死，勇猛无比，三者研发实力强，守城器械、作战技术，都堪敌国。

史载，鲁班为楚国发明了攻城云梯，楚王大喜，打算拿宋国练手。墨子听说了，走了十天十夜，不休息，到楚国都城的时候跟个乞丐没什么分别。墨子先是劝说鲁班，鲁班不听，继而一起面见楚王。楚王当然也不肯退，墨子只好放出杀手锏，“咱们玩个游戏，请鲁班攻城，我来守，你们再看。”

于是两大宗师解裤带围成城，取书简作器械，进行沙盘演练。结果，鲁班攻了九次，器械耗尽，而墨子守了九次，还绰绰有余。鲁班萌生杀意，墨子慨然对楚王说，“鲁班想杀我，这没办法，但我的徒弟禽滑厘等三百勇士，已经做好充分战斗准备，杀了我也不影响结果。”楚王不想偷鸡不成还得罪这么一大门派，只好作罢。

这段历史，可见墨家组织之强悍，强大如楚国，都得礼让三分。

各诸侯国对墨家既怕又爱，还有一层原因，则是第二极——墨家主张“尚同”，即人民都跟着天子走，因为“天子是天下的仁人”，是由“万民之选择而立”。所以墨家总体还是一个爱国组织。

这便衍生出一个大问题：如果说开国的天子是天子，那么后面的君位如何继承？凭什么说他们就一定是“仁人”？你这不是专制吗？

这一方面，是封建贵族时代思想所限，作为平民，墨子推到这一步，已经很了不起了；另一方面，是墨子不好意思说出口的，其实是，我“巨子”才是天下仁人，而且，那个乱糟糟的时代，也没个明确的敌人，没法吼一嗓子“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墨子只好用上“天志”“明鬼”的宗教手法。

当时，孔子是明确反对天意、鬼神的，老子的“天道”，其实也是自然规律。只有墨家，借用“天统”维护其学说、规范世间行为，并用传教士般的执着、苦修身体力行。

墨子之“天”，与基督教的上帝类似，是一位“人格神”，有意念、情操。而其意志，即“天志”，就是衡量一切事物之标准。“天志”教导世人要平等、互爱、互助，就是兼爱。遵守天志得福，违反天志得祸，而且，还有鬼神来惩罚，又推出“明鬼”。

这个初级模型，显然还达不到宗教的高度——因为它是用来解决现世实用主义的，不是为了建立一套彼岸、灵魂世界观的，逻辑也难以自洽。但，一者，这只是“太古遗物”，本来也不是什么大创新；二者，它反映的正是民间的诉求，渴望有更高级的力量来维持公道；三者，它还推导出一个墨家的重要学说——“非命”。

从《论语》里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到战国延展出的五行、阴阳家等流派，及至后来成为儒家经典的《易经》，命，是儒家一个重要观点，意图让人安心守命、恪守本分。但它否定着人的自由意志，几千年来，也阻碍了社会的创新、创造。

作为反儒先锋，墨子极为反对。他认为，天虽有意志、有奖惩，但并不规定人的命，人是有自由意志的。而所谓的命，其实是“科学”的因果律。

为辨明这个问题，墨子顺手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论理学，后人将其相关章节集为《墨辩》，并衍生出以惠施、公孙龙（论述“白马非马”者）为代表的“名家”辩论派。

论理学，首要是“知识论”。知识从何而来，墨子归纳为“闻知”（传授）、“说知”（推论）、“亲知”（亲身体验）三类，并推出相对应的“考之”“用之”“原知”三种方法。

其中，“亲知”，强调亲身实践、实验，就是科学精神之根本。同时，墨家还强调知识的传授，而非儒家、道家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知识论以下，墨子还建立起一套讲辩的工具包，包括“名、实、举、辞、意、说、故、类”等，在此不展开。

显然，这套论理学，早于亚里士多德，建立了系统的概念、判断、推论之类的逻辑方法，《墨子》书中，最常见的字也是“故”“则”，通“因果律”——这正是中国古代跳跃式、意会式论述所极度缺乏的！

墨子另一个伟大之处，在于他是中国古代独一无二的大实干家。除了各种发明创造，还在发明中总结、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几何学（形学）、物理学、经济学、军事学等，若不是后继乏人、被儒家打压，墨子，以其平民主义立场、革命性、思想学说、实干力、影响力等，堪称先秦时代毛泽东式伟人！

墨子还是一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共产主义者”。他曾上书楚惠王，惠王说，“书是好极了，我虽不能依着做，却敬重你的为人，把书社的地方封你罢”。墨子却说，“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掉头不顾，去了。

还有一回，墨子派弟子公尚去游说越王，越王很高兴，告诉公尚，“你能请墨子来越，我就把五百里地封他”，又派了五十辆车去迎接。墨子得知越王并无意接受他的道义，就把公尚骂了一顿，“越王不知道我的道义，难道你也不知道吗”，照样不理越王。

因其伟大，故世人以“孔墨”并称，社会名流，“非儒即墨”。儒家之“仁”，与墨家之“兼爱”，对社会影响极大。

墨子的“兼爱”观，实分“兼”与“爱”。孙中山也极为推崇墨子，“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而“兼”字，更打破等级与亲疏界限，“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种思想，对破解当今世人，尤其是儿童独孩“自我中心”观念，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公元前381年，墨子去世，此后，墨家一分为三，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墨家实力。但依靠其平民主义立场，及“利天下而为之”的担当，墨门依然根基牢固，子弟众多，名家辈出，其开创的平民主义游侠精神，后世也经久不衰。

墨子之后，墨家论述颇丰，可惜儒家大一统后，大多佚失。可见，文人间的斗争也往往你死我活。这闪烁着伟大理想主义，又难能可贵地用实用主义践行的体系，后来为何敌不过儒家，走向衰落？

第一大根本，在于其体系中很多地方是违背人性的。

譬如，为了推行兼爱，要像爱自己的父母一样，平等去爱别人的父母，细究下去，反而成了“不爱”，被儒家攻击为“无父无母”，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凭什么可以去爱别人？再如组织内部，其苦行、最低限度的生活标准，极度依靠带头人，但当领袖自证力、凝聚力减退，或内部一有腐败，势必加速人心之丧失。

正如庄子的批评，“其道太觳（因恐惧而发抖），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就是说，墨子让世人紧绷，令人不堪忍受。

第二大根本，在于其逻辑有诸多漏洞。

理想之下，其推行手段过于功利主义。比如“天志”学说，逻辑高度已经上到宇宙观、世界观，非但不能继续推导，反而一下落到“明鬼”，以鬼神约束世人，跳跃实在太大。

第三大根本，在于过度囿于“平民主义”，充满平民式短见、偏见。

譬如“非乐”，不能说只有可见的物质才是生产力，精神就不是生产力。我听一会儿音乐再去劳动，劳动效率提高了，是不是生产力？我闲下来听听音乐，好好休息养精蓄锐，是不是更有利于生产？

第四大根本，在于其由平民而“民粹”，与精英主义融合不足，最终搞成了个封闭系统。

墨子反儒，凡是儒家倡导的，我就反对，道家的，我也不理，最终越来越“自己玩”。而为了推行互助、“共产”，又把一切私有性质的团体都破除了，无法得到社会精英、权力阶层内心的真正支持。

反观儒家，“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时习之”，中庸路线，改良主义般，一点一点进步，一点一点融合，最终获得上下共同认可，直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梁启超也说，“夫言理想，老子近唯心，墨子近唯物，孔子则其折衷也；夫言作用，老子任自然，墨子尊人为，孔子则其折衷也”。于今，也是如此，主义与市场，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左翼或右翼……都被搞成了对立的两极。两极之间，往往非此即彼，互相“攻伐”，引起思想混乱，即便争胜，也只是一时，最终还是要失败，这又是何必？

近代以来，人们通过有形和无形的各种革命，把“中庸”这个词革命掉了，总觉得中庸就是平庸、骑墙、老好人的象征，不带劲，其实大错特错。所谓中庸，是先明晰事物之对立的两极，行事时不取其极端，而取乎中间。也即上文的折衷、融合、改良之类。

夫唯折衷，才能长久，夫唯融合，才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