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是什么样？对比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_风闻

有学者研究后说，改变了人类历史前进轨迹的大流行病目前有3个，第一个是14世纪欧洲爆发的黑死病，死亡人数2000万；第二个是欧洲殖民者带到美洲新大陆的天花，当地原住民几乎被团灭；第三个是爆发于1918年1月的西班牙大流感，死亡人数5000万。那么新冠疫情会不会是第四个呢，新冠疫情结束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这个可以对比距离我们最近的西班牙大流感来找答案。

西班牙大流感并非起源于西班牙，目前有记录的证据显示这款病毒最早可能起源于美国纽约或者堪萨斯州。1918年是第1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当时西班牙是欧洲少有的中立国所以没有新闻管制，最先通报了大流感疫情，它为此喜提了大流感的冠名权，要是没有一战，现在就应该叫“美国大流感”了。

流感病毒从美国诞生后，被大量投向欧洲战场的美军士兵免费带给协约国，德国人俘虏的英法士兵又投毒给德国，与此同时全球贸易和欧洲列强在殖民地的征兵活动，使病毒迅速蔓延到了世界各地，后来在欧洲战场复员回家的美军士兵又把病毒带回了它的故乡。

（一战期间的防毒面具）

有些同学看到“流感”这个词，容易把它跟普通感冒联系起来，好像“流感”只是一个传染性更强的感冒，自己身体好根本不用担心，这种对病毒的轻视和对自己身体的自信，很容易犯当年博古同志犯过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流感杀伤力有多大呢？大家平常闻之色变的那些大病，得了以后一般还能坚持个几年，但是得了流感后处置不当几天人就没了，在此附赠一起记录在案的病例。

1918年10月14日，22岁的约瑟夫应征入伍给英国皇家军队效力，新兵训练的第2天他觉得全身酸痛，坚持完训练回到营房后发起了高烧，到医院检查完医生说是流感，约瑟夫表示毫无压力心想着两天后归队继续为国王效力。结果两天后他变得神志不清，医生们急忙把他转到总院，挂了专家号也是没办法，10月20日他被宣布死于流感。1918年10月22日的《每日新闻》伤亡者名单上就有约瑟夫的名字，他的服役期一栏上写着“6天”。6天时间一个22岁的年轻人失去了生命，这就是西班牙大流感的杀伤力。

西班牙大流感总共爆发了三轮。第1轮从1918年的1月份持续到夏天，一开始病毒也不太强，大家都当它是普通感冒也没重视，再说由于战时的新闻管制，就更没有引起什么反响，默默地死了一大堆人。第2波发生在1918年秋天，这时候病毒发生了变异，传染性强、致死率高、影响范围大，而且蔓延到了美洲、欧洲和非洲，但凡军队经过的战场和港口都是重灾区。可是很快11月份一战结束，各国的战后重建和秩序恢复如火如荼地展开，为了赚钱大家都没有采取封控措施到处跑，结果第2波死的人最多；1919年的冬天又来了第3波，这时候大家都已经见过世面了，而且病毒也没以前那么猛，造成的后果比前两次轻，春天一来这事就慢慢被大家淡忘了。

（一战期间的战地医院）

西班牙大流感共闹了两年，全球将近5亿人被感染，保守估计带走了5000万条人命，当时全球总人口大约17亿。那两年50万美国人因为大流感离开人世，而当时的美国总人口是1.01亿；假如这个死亡率按照现在的美国人口来算的话，相当于150万人死亡；当年因为西班牙大流感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印度，总数超过了1200万。

目前美国因为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是103万，数据总体呈下降趋势，但还在向当年西班牙大流感的死亡数逼近。印度目前公布的死亡人数是52万人，不足当年1200万死亡数的二十分之一，但是统计印度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是个人类难题，真实的死亡人数应该不止52万。

学术界之所以把西班牙大流感和现在的新冠疫情做对比，就是因为大流感和新冠都是一场全球性的流行病，当年西班牙大流感扩散到了5大洲，几乎跑遍了世界的每个角落，其传播范围和造成的影响和新冠有得一比。由于那时候一战才是各国关注的重点，资源被优先投入到战场而不是用来防疫，各国为了防止疫情动摇军心和被敌方掌握后打心理战，都心照不宣地封锁疫情信息，最终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如果寻找那场大流感对当时的世界格局和人类进程带来的影响，就发现并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最明显的影响集中在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当年欧美的富裕阶层意识到流行病比法律还要公平，它不给财富和地位什么面子，只有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所以在他们的重视和推动下建立了现代化的公共卫生体系，尤其是传染病中心在各国纷纷出现。

（西班牙大流感期间的医院）

但是对于当时最热门的一战来说，西班牙大流感的影响并不显著，起码大流感不是决定战争停止的原因，加速一战结束的主要是美国和俄国。美国在1917年4月参加一战，并在1918年5月派远征军登陆欧洲，彻底扭转了协约国的颓势。而俄国在“二月革命”中推翻了沙皇，在“十月革命”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个被德国右翼工人阶级抄袭，于是1918年德国也上演了罢工和兵变并迫使威廉二世退位，最后德国在11月份向协约国投了降。

这两年很多人在纷纷扰扰地讨论新冠如何改变世界，有一些冷静的观察家在研究了历史上那些大流行病以后就指出：大流行病往往加速或推迟了原来的历史趋势，但不会重新塑造世界秩序；大流行病也很少对现有的社会结构带去根本性的改变，它只会暴露早就存在的结构失衡和体制缺陷，把本来就蓄势待发的冲突和矛盾提前释放出来。

我们普通人作为新冠疫情的经历者，已经见证了很多改变。比如我们对排队做核酸这个事已经习以为常，我们经历了核酸检测价格从100多变成了现在不足5元，我们经历了健康码的诞生到稳定运行到成为日常操作。就像西班牙大流感那样，新冠疫情在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带来改变是显著的，世界各国对传染病的预防、排查和管理会有一次巨大进步，至于在其他方面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来讨论。

（西安地区的流动核酸检测车）

第一，当今的人类社会，人们在全球范围内的移动变得不要太容易，移动的规模、移动的距离、移动的频率以及移动的速度是100年前没法比的，在移动过程中人类活动又非常频繁和复杂，这造成了病毒在短期内的快速传播和扩散。在病毒不断变异的过程中，在人类无法停止的移动过程中，疫情防控工作变得充满变数，究竟什么时候能让它停下来并把它干掉，这个谁也说不清楚。

第二，现在是一个超级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分工高度细密，全球供应链也被拉得很长，这就导致世界各地的经济、信息与金融等相互依赖程度远远高于100年前，人类社会处在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某个地方的防疫措施可能打乱世界另一个角落的节奏。比如我国武汉是全球汽车零部件的重要生产基地，马来西亚供应着全球60%的医用橡胶手套，这两个地方要是因为疫情停工停产，那么供应原材料的上游国家和采购成品的下游国家都会手忙脚乱。

第三，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很多国家生活在一种资源分配短期边际效益最大化的状态里，也就是说过着用最低的成本撬动最大收益的高风险日子。普通人不存钱，精通各种信用卡的使用技巧；企业尽可能外包、雇临时工并降低库存，以最小的成本保持高股价；民众选出来的政客倾向于变卖国有资产，无限制的借债，降低个人和企业所得税。这些寅吃卯粮的精致做法安全系数小，很难承受风险，属于一种走在悬崖边缘的生活方式，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造成的问题可能被放大数十倍，有钱如拜登可以直接发钱，那没钱的就很麻烦，既麻烦自己也麻烦组织。

第四，要说当今世界心理素质最好的人，应该是生活在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或乌克兰的人，新冠疫情造成的封城抢菜在他们看来简直是娱乐活动。在和平安逸的状态下生活了大几十年的我们，相信科技的力量、信赖政府的保护，文明程度达到了连宠物狗的生命都要被尊重的程度，所以封城期间没菜吃、就医难让人“绝望”，疫情封困引发的医疗事故引起“众怒”，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光速传播和社交媒体的发达，谁也逃不掉被那些震撼画面围攻，长期信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被撼动。

100年前欧美的资本家们认识到在流行病面前没有高低贵贱，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同样认识到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遭遇着同款病毒，就像天上是同一个月亮。感染人数、死亡人数、失业率变成了政府效能和制度优势的指标，比不了死亡率那就比人权，比不了感染数那就比自由，疫情中检验不同文化和不同制度的差异，在后疫情时代做归纳总结的时候，好的差的自然见分晓，而且我们一定会发现：外国的月亮并没有更圆。

[参考资料]

朱云汉.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M].中信出版社.2011年11月.265-286页

魏建.改变人类社会的二十种瘟疫.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6月，130-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