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美洲的不可能性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神话_风闻

欧洲中心论者将哥伦布的发现作为欧洲现代智慧的象征为庆祝，依其陈述，这种智慧表现在欧洲先进的航运，高超的航海技术，以及与所谓的西方文艺复兴相联系的现代科学和理性意识的兴起中。在最后一章里，我讨论 “达·伽马神话”。我认为，事实上促成他抵达印度的所有的一切——他的船舶、航海技术及技巧——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于中国或伊斯兰中东地区。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哥伦布，因为没有这么多的东方智慧，哥伦布根本不可能在第一次航行中就穿越了大西洋。

准确地说，将哥伦布作为一系列现代理性主义思想代表的假设只是一个神话，因为从根本上看，他的航行（和达·伽马的航行一样）和最初兴起于11世纪的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动机紧密相关。由于我将在最后一章详细陈述这些，故而在此不再赘述。必须说明的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达·伽马以及西班牙王室一样，都对反伊斯兰教的圣战理念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尽管他确实要寻找黄金，但这对资助收复圣地却是必要的（相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欧洲更落后。哥伦布在1492年12月26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他“希望找到大量 金子，让西班牙国王能够在三年内做好准备，实现对圣地的征服”。）「征服中国是从始至终的目标。」更重要的是，他在1503年引用了马可·波罗的话，“中国皇帝曾请求智者教他学习基督教教义”。哥伦布会不会把他的使命看作是一个“智慧的国王”回到东方去传扬福音？无疑，他将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去履行一种神圣的使命”。哥伦布出航那年，西班牙建立宗教裁判所，同时从穆斯林手中夺回了格拉纳达，这些事件并不是巧合。因为哥伦布本人在他的初航中，记录 格拉纳达的收复和他的航行之间的直接联系。此外，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各个教皇通过一系列的敕令来规定航程。更重要的是，西班牙对美洲、葡萄牙对亚洲的征服都是经过政府批准的，因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对1494年托德西利亚斯条约的裁决，具有宗教上的合法性（当然，后来欧洲新教国家还是拒绝了这种合法性）。

        从某种程度说，伴随大航海的是一种正在兴起的欧洲身份，这种身份明显刻上了西方优越于“非欧世界 ”的印记。自相矛盾的是，这与基督教是相伴而存的（种族主义出现的更晚，我将在第10章阐述）。不过，欧洲人显然认为印第安土著（以及后来的非洲黑人 ）是劣等的，以至于他们被公然地认为“适于剥削”和“适于改造”。贴上“印第安”标签具有深刻的意义，因为它表明哥伦布“发现美洲的不可能性”。他在临死前仍然固执地坚持认为他发现了中国及东印度（这也是美洲土著被叫做印第安人的原因）。事实上，他所提出的各种证明发现了亚洲的地理证据都是假的（这些证全都在正统基督教的世界地理概念之内）。在众多例子当中，有两个是值得注意的：他认为古巴是日本（Cipangu）（马可·波罗所说的日本），尽管一踏上那片土地，他就及时地改变了想法，但后来还是断定那就是他梦寐以求的中国大陆；当那些土著的“印度人”说到“加勒比”（Cariba）（加勒比居民）时，哥伦布听成是“Cariba”（亚洲可汗的臣民），再一次“证明”了其不可能性！因此，埃德蒙多·奥戈尔曼（Edmundo O’Gorman）颇有见地地指出，哥伦布不是发现了美洲，而是发明了美洲。哥伦布的思想模式在巴托洛梅·德·拉斯 卡萨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的话中很容易看出：“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呵！一个多么坚强并理想坚定的人呵！他幻想他每一步中的所见所闻都能得到赞同。”毫不奇怪，把美洲大陆命名为“哥伦比亚”（Columbia）被证明是不可能的。此外，在哥伦布的意识中，“美洲的不可能性”一点也不比他对那里遇到的人们的认知更明确。

哥伦布一踏上美洲大陆，就信奉两种对待土著人的观点，这两种观点都是在他自己已有的基督教世界观基础上形成的。那些对他友好款待的人们，被视为纯真的“大自然之子”，是基督教的根基；那些敌对的人们——包括那些拒绝“皈依”的人们，他认为必须借武力、奴役或消灭为使其臣服。这样一来，能够接受同化的“高贵的野蛮人”就和那些注定要被奴役和灭绝的“低等的野蛮人”形成了对照。这便是著名的“1550年巴利阿多里德论战”（Valladolid Controversy of 1550）的背景。当时，胡安·德·塞普尔维达（Juan Gines de Sepulveda）用“低等的野蛮人”的概念来反驳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高贵的野蛮人”的概念，由于天主教会的支持，拉斯·卡萨斯最后获胜。天主教会必须选择支持，因为如果承认土著居民无法被基督教教化，则违背了圣经中的人类同源论。教皇在1573年断定，土著居民不仅有能力接受基督教，而且“他们很乐意基督教”。不过，哥伦布——以及他的西班牙同伴——并没有“发现”美洲，而是通过自己已有的有选择性的世界观，来解释（或“发明”）了美洲。或者正如托多洛夫（Todorov）所言：“他预先就清楚自己所要寻找的东西，真实的经历就在眼前，展示出一个已经拥有的事实。”美洲并不是以自身的真实而被“发现”，而是仅靠计划或强加的外在基督教 感知理解出来的。因而对哥伦布来说，发现美洲具有双重的不可能性。

尽管拉斯·卡萨斯在思想方面战胜了塞普尔维达，但要是认为教会中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可以防止部分人受到不平等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对待印第安人的两种观点导致产生了帝国理论的早期版本，这个理论主要在18和19世纪的英国发展成熟起来。拉斯·卡萨斯 “仁慈”的观点还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一种帝国使命——在这一使命中，土著人将会被“文化改造”，他们的身份和文化针会按照西方基督教的模式进行改造。更关键的是，拉斯·卡萨斯从未挑战西班牙对土著人进行统治的特权，也不认为他们应该获得自决权。这样，用托多洛夫的话来说，辩论总是预先假设土著人是低等的，并以一种与殖民主义或社会同化主义相反的奴役意识形态为基础。这样，这些表面上相对立的土著意识形态观念，尽管很棘手，但也一样合乎逻辑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那些北方清教徒相比,这些观点看起来还"相对宽容"。清教徒偏执地憎恶那里的土著人。导致了没有对印第安人进行“文化改造”，就把灭绝作为“首选方案”并进行社会隔离。而当史诗般的影片《西部开拓史》（How the West was Won）讲述了个关于富有开拓精神和热爱自由的人们在地球上建立最伟大文明的故事时，却总有一种令人痛苦的沉寂来打断这种称颂。那种关于印第安人只不过是“野蛮的动物”或必须从其“窝”内铲除的“纯种狗”的观念，”到18世纪7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如此被普遍接受的公理，以至于被放大而镌刻在美国人的出生证上。”

但是，回到叙述之中：天主教会的说教，带有18世纪及之后出现的英国帝国理论的一些特征（尽管并不明显）。毫无疑问，18世纪欧洲关于“文明”是由西方垄断的观念，实际上是一个“庸俗化了的原始的西方基督教命题”：“除非在教堂，无人得以拯救”（或者说“教会之外无救赎”）。在西方天主教会，就无法得到超度。这一点，西班牙颁发的一本宗教读物开宗明义地认为，这是“对印第安人的最后通牒，要么承认基督教的神圣，要么接受战争”。读物正文的主要内容引述如下：

  作为上帝的仆从，我代表上帝……尽最大可能要求你们承认教会就是普世的君主和尊者……（如果你们这样做了）我将以上帝的名义和上帝一起接受你们……如果你们不这样做，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将对你们施以武力，我将随处宣战……我将迫使你们屈服并顺从教会……我将掳走你们的妇孺，使他们变为奴隶……我会将所有的罪恶和灾难施加给你们，就像君主会把罪责和灾难降罚于桀骜不训或不顺从他的臣仆一样。”

正是这种思想，致使基督教会毫无疑问地认为经能够简单地分裂或者瓜分欧洲以外的世界，并将战利品赠给两个主要的天主教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通过《托德西利亚斯条约》）。总之，欧洲人的理解意味着，既不可能设身处地地为美洲土著着想，也不能可考虑他们的尊严、平等和自由。所有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使美洲土著的历史成为空白或者盲点，有待西方基督教去记录、填补和利用。

非洲也被引入和贬低到欧洲的“美洲经验”之内。不过，在此寻找一种现成的、完整的思想方式是棘手的，因为对非洲人的贬低是建立在一整套特定的基督教思想之上。无论如何，欧洲人开始相信非洲的奴隶身份是与生俱来的，因为这是神的裁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圣经中对哈姆的诅咒（或者更准确的说是迦南的诅咒）。《创世纪》故事中，在第9章的18-26节有这些内容——哈姆见其父诺亚裸身酗酒，便嘲笑了他。为此，上帝不是诅咒哈姆，而是诅咒了其子迦南（因而这被称作“哈姆的诅咒”。好像是中世纪时的阿拉伯人最先把这个诅咒从迦南转到哈姆身上）。然而，这个咒语却将迦南（及其所有后代）判罚为“给其弟兄们做奴仆的奴仆”）。即便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宗教信仰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观点。正如乔治`弗雷德里克森（George Frederickson）指出的，诅咒的作用：

  在于民间信仰和神话学的层面上，而不是规范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它遭到了博学的权威人士的反驳，他们只是注意到诅咒是明确地降罚于迦南的，而不是给他的兄弟古实的，根据16及17世纪标准的圣经注解，古实才是非洲人种的真正祖先。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种作为一个独特的概念，已不再用于贬低非洲人了。但正如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所说，大约在1440年后，葡萄牙人一直在从事黑奴贸易。因此，他认为，“即使在美洲发现之前，一些伊比利亚基督徒就很可能把黑人看作是上帝注定的‘伐木工和运水工’，而不是把他们看作是具有基督教美德的典范”。但是，尽管黑人的“卑贱性”已被确立，将奴隶与黑色联系到一起的，却是一种在欧洲人的认知体系中酝酿了几个世纪的思想。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奴隶贸易的结束，才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科学种族主义的兴起。

问题的关键是，正是这些贬损非洲黑人的观念被合法化，或者是被作为工具使用，才导致了悲剧的产生。由于文学掩饰这一点，我就简单地指出这一故事的一些显著特征。我们不能被一些历史学家的辩词所迷惑，他们声称“中间通道”（从非洲开始的海上旅程）的恐怖故事，不过是言过其实的“废奴主义宣传”的产物。对黑奴们来说，危害最大的是由于脱水和痢疾引起的体力衰竭。黑奴们通常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他们坐的那片地方拉屎撒尿。正像当时一名船上的医师描述的那样：“甲板，也就是他们房间的地板，到处都是血迹和尿液，简直像个屠宰场。”运奴船的恶臭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离海岸还有数英里之遥，美洲当地人就知道他们快到了。众所周知，船长们经常把生病的黑奴扔到海里。当时一位观察家这样为我们描述了18世纪后期利物浦奴隶贸易的情形：“黑奴们被如此频繁地扔进海里，以至于鲨鱼跟了数英里，它们盯着船只，等待食物。”当时一个名叫奥兰达 ·厄奎亚诺（Olaudah Equiano）的黑奴的话表述了运输航程中的真实情况，他向我们讲述了亲身经历：

  我很快就被扔到了甲板上（运送奴隶的轮船），在那里，我闻到了一股从未闻过的气味：如此令人厌恶的恶臭，夹杂着哭喊声，我感到如此的虚弱，难以下咽。此时此刻，我渴望死亡——这个最后的朋友——来让我解脱。

的确，对于许多黑奴来说，死亡往往意味着解脱。文学作品中有关黑奴贩运数量的记载，较低的估计是1200万，较高的估计约为2000万，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有1500万。还有一种共识认为死亡人数的平均比例至少10%。因此，合理的估计是（如果不是很保守的话），仅仅在“中间通道”就有约150万黑奴死亡。如果这样的死亡率发生在当时年轻的英国人群中，那将跟一场灾难性的疫情一样。

非洲黑人一下船，就被打上烙印，像牲口一样卖给奴隶主。尽管18、19世纪英国的白种工人阶层也遭受了非人的对待，但他们 和黑人在美洲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及文化贬黜程度却不一样。在“强制劳动集中营”里，黑奴的寿命还不到七年。尤其折磨人的是“调教”制度或“环境适应”制度，这需要三年时间，奴隶主设法“抹除新买来的奴隶们的一切身份，摧毁他们的意志，并切断他们与过去的一切联系”。

关于黑奴在美洲遭受的非人待遇，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在其《奴隶制度和社会的消亡》一书中进行了中肯的描述。正如他指出的那样，非洲黑奴在美洲所经历的遭遇，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所提出的异化观念。这种遭遇包含一个彻底抹除奴隶身份，而实际上是奴役人性的过程。即便如此，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还警告我们，欧洲对待黑人们灭绝人性的办法并非往往都能成功。同时，在更广泛意义上，把非洲人看作是欧洲优势力量下简单的“消极受害者”也是不正确的。正如詹姆斯（C.L.R James）和杜波依斯最初所指出的，奴隶们的反抗是促进废奴运动的因素之一。另外，如果没有非洲土著酋长们的积极帮助，首先在非洲进行猎奴活动，大概就不会有奴隶贸易了。「？」而我们也不要忘记，在欧洲人辩称自己创造了全球经济之前的很长时间里，非洲人已经在缔造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类似地，西班牙也将土著印第安人看作是低劣的——尤其是那些抵制基督教的土著印第安人，从而导致了世界上另一个人类大悲剧。当我们试图估计印第安土著的死亡数量时，我们马上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去估计1492年（在哥伦布到达之前）的人口数量。那时的人口数量应在800万到1.13亿之间。威廉·德内文（William Denevan）提供了一个为多数人接受的数字——即中间值5400万人。这个普遍为人接受的死亡人数，是1492年前人口总数的90% 。如果考虑以1492年后新出生人口因素的话，16世纪欧洲人入侵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应在5000万到1亿之间。因此，尽管印第安人在1492年占世界总人口的13%，但到1600年时，已经锐减至1%多一点。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结局。正如简·卡鲁（Jan Carew）在针对大安的列斯群岛上的毁灭性破坏地所说的：

对欧洲入侵者来说，这是一个光辉的起点。但对毫不知情、友善的卢卡约人（Lucayos）来说，这是末日的开始。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西班牙、殖民者、捕奴者、疾病、饥饿和绝望，就像先知预言一样，将死亡和毁灭倾注到大多数无辜居民的头上。

另一个欧洲中心论神话认为，“征服美洲”是欧洲军事边长是优势（所谓的黑色传奇）的一个明显标志。尽管这是因素之一，但它对解释悲剧延续的原因还不够。最初推动欧洲人征服世界的主要因素，是欧亚大陆病菌和疾病的输入或引进。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土著人基因低劣，而是他们没有形成足够的免疫系统来抵抗特异的欧亚疾病。正如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指出的，结果是疾病削弱了土著人的抵抗能力，从而对欧洲人的枪杆束手无策。布劳特一针见血地指出，“美洲人不是被征服了，他们是被传染了”。不管是“黑色传奇”，还是根本毫无传奇，我们都不应该抹杀这样的事实，在西班牙统治下，美洲人受到了残暴虐待是人类的末日。

同样重要的是，把印第安人和非洲人贬低为下等人，因而他们“自然”注定要受欧洲人的剥削。“美洲的不可能性”（或者是对印第安人及非洲人平等，或哪怕一点点新来对待的不可能性）的悖论是，它打开了掠夺美洲资源可能性的大门——包括土地、劳动力和金银等。我们在第3章中已指出，到1500年时，欧洲人还不能生产大量让亚洲消费者感兴趣的东西，他们还在忙于购买亚洲的商品。的确，在1500年，欧洲落后的最明显标志是它与亚洲长期的贸易逆差，甚至连欧洲中心论学者约翰·罗伯茨也承认，“要是没有来自美洲的财富（主要是白银），就很难与亚洲建立贸易关系，因为欧洲几乎不能够生产亚洲需求的任何东西。”正因为欧洲人不能够生产足够的亚洲人想要的商品，所以他们就不得不用金银（主要是白银）来支付。但是欧洲人的储备不足，因此，掠夺或侵占美洲（或非洲）的金银就成了欧洲人的救命钱。美洲印第安人土著和非洲奴隶的淘金劳动同样也拯救了他们。事实上，尽管非洲黑奴们与美洲土著人共同参与了白银的开采，但他们主导了淘金业。正是在这个方面，非洲对西方追赶的贡献最初是非常明显的。在1500年后的300年里，世界上85%的白银和70%的黄金都是由美洲生产的。绝大多数的金银被运到了欧洲，然后流向亚洲，从而弥补世界上一度出现的、持续时间最长的洲际贸易逆差。大多数的金银被运到了中国，还有不少被运到了印度。

另外重要的一点（在第3章提到的）是，黄金和白银成了可以买卖的全球化性“商品”，通过买卖，能够从金、银汇率差价中赚取一定的利润（套汇），我把它叫做“全球白银循环过程”。1498年后，欧洲贸易商品在亚洲的主要利润来源即此。因此，如果没有印第安土著和非洲黑奴的劳动以及西班牙统治下美洲金银的供应（以及中国和印度经济对白银的强劲需求），就不可能出现全球套利体系，欧洲人也不可能清偿对亚洲长期贸易的逆差。最后，更重要的是，在18及19世纪，黑奴制度、奴隶贸易，美国黑奴生产中心及黑奴市场，都为英国的农业和工业技术的“突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最后，对欧洲人来说，美洲另一个主要贡献就是，他们被用于支撑和重塑西方的身份。事实上，将欧洲重新定义为先进的关键因素，是欧洲在1492年后将自己的边疆向西扩张到了美洲。这也伴随着“他者”范畴的塑造——首先从罗马帝国开始——欧洲就代表了先进文明是至关重要的。这样边疆的向西扩张使得欧洲人的身份发生了转变，即从一种边缘地位上升到了更高级的“先进文明”地位。这也加速了东欧和西欧之间的分裂，后者通过对远西（美国的中西部）地区的扩张，开始发展商业和海军力量，前者囿于内陆，继续保持封建主义制度，成为东方防御伊斯兰的缓冲区。还应注意的是，15世纪后，随着奥斯曼土耳其人和东欧人被想象为野蛮人，“西欧”的概念也开始明确化。因此，在16和17世纪期间，通过东部近邻“异教徒或蛮夷”和西部、南部近邻“野蛮人”的衬托，西欧的身份越来越明确了。

如果说美洲在促使西欧追赶东方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话，那么发挥同样作用的还有对更先进的东方思想和技术的吸收，这些思想和技术是通过东方全球化而传播。这也构成了对1492年神话反驳的第二个要点，我将在本章其余部分予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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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来自英国哲学家约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第八章摘抄。仅用于知识分享，不作商业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