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从学军与二中的互掐看名校的底蕴_风闻

从学军与二中的互掐看名校的底蕴

金新

    5月适值杭州学校招生季，为了生源，学军与二中互掐不已。有人说：“这是一场教育暴发户与破落户的生死搏斗！”

    窃以为：这两个喻体不理性、不文明，与教育格格不入；即便比喻成立，暴发户与破落户也分别有低端与高端之分。

    记得前几年某央媒曾报道一则趣闻：“某小学文化底子的暴发户有钱后吃喝嫖赌抽，唯独不读书，腹中空空然也。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暴发户到印刷厂重金订购了一大批装潢精美的中外名著，把它们存放在一长溜书橱里显摆，一次有个采访记者见之爱不释手，可打开厨门才发现，原来都是一个个硬纸板做成的轻飘飘的书壳。”

     记得在《心灵鸡汤》这一全美连续蝉联一百零八周的冠军书里看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家出售布丁的商店每到圣诞节，就会允许顾客把各色布丁都尝完后再决定是否购买。有一位老绅士，每年都要光顾，各样的布丁他都要尝一下，尽管他从来什么也不买。这位老先生衣冠破旧，却十分整洁。他狼吞虎咽地品尝各色各样的布丁之际还会偶尔停下来，从他那件破旧的外套的前胸口袋里，文明地掏出一条破烂可折叠整齐的大手巾，擦擦他那红红的眼睛。‘这一种味道很好。’他宣称。当他尝另一种时又说：‘这种也不错，只是稍欠松软。’自始至终都很明显，他真心诚意地相信自己最终会从中挑选一种的。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在欺骗商店。可怜的老绅士，他已经家道破落，从前他也能够来选购他最喜爱的布丁，然后夹在腋下拿回家去。自打家境衰败以来，就只能到商店里来‘吃白食’了。出售圣诞节物品的商店里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老头儿矮小黑色的身影显得非常不相称。有个暴发户见了突然动了恻隐之心，走上前去说道：‘先生，我愿意为您买一个品种的布丁。’他蓦地往后一退，仿佛被什么东西刺痛了似的，那满是皱纹的脸孔一下变得通红。‘对不起，’他说，其神态之高傲，远非根据其外表所能想象得出，‘我想我与你并不相识。无疑你是认错人了。’他于是当机立断，转向售货员，大声说道：‘劳驾把这一个替我包装一下，我要带走的。’他指了指最贵的一种布丁。为了顾全‘体面’，他不得不掏尽了他那破旧的名牌皮夹里下个星期所有的生活费，买了一小块最贵的布丁。”

     在全国应试一片红的教育环境下，学军与二中的“竞争”，实在让明智者悲哀。

   “竞争”在教育领域有其特殊性。教育的特征就是慢，是一门慢的艺术。教育要慢，宁慢勿错。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卢梭指出：“最重要的教育原则不是爱惜时间而是浪费时间，误用光阴比虚掷光阴损失更大，教育错了的儿童比未受教育的儿童离智慧更远。”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的竞争必须以“慢工出细活”为前提，避免产出高分低能的次品。

     同一种教材，同一张试卷，所不同的只是所谓的“地狱”与“天堂”的“高压”与“低压”的管理自嘲抑或自满，“半斤八两，黄鱼水鲞而已！

     看了《新读者选刊》一篇名为《北大001号天才至死评不上职称，左手残废癌症晚期，却玩命为中国拿下五个世界第一》，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北大数学达摩院，被称为‘北大四大疯人院’之首，孕育出了‘韦神’韦东奕，也孕育出一位，博士编号001的数学天才。他是中国数学竞赛史上，最玩命的‘赌徒’，左手残废，癌症晚期，拖着这样的躯体，他为中国拿下了五个世界第一！拼了命换来这世所未有的至高荣誉，却至死评不上一个职称，留给全中国一个泣血之问。他，就是张筑生。”

     数学天才为什么在北大评不上职称？

     1995年，他受命担任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国家队主教练，一身肝胆，满腔热血，左手残废，半身癌细胞，拖着这样病躯的张筑生，领着中国一帮数学尖子，从加拿大转战到阿根廷，在70多个参赛国中，他带着中国队连拿五届总分第一，三次所有参赛选手都获得了金牌。然而，这在北大根本算不上学术成果，在数学界屁也不是！

     想想真替张筑生愤愤不平，他要是在学军与二中，估计要被捧上天啦！不要说特级教师、正教授，你就是想要“天鹅肉”都应该没问题！

     不过，北大的这种规定不无道理——

     我国曾组队参加一个世界性的数学竞赛，在参赛的21个国家中，解题正确率名列第一，而创新能力竟位居倒数第五，被国外有关专家戏称作“计算机”。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计算机恰恰是被具备创新能力的人所发明创造的。

      缺乏创新抑或没有创新的教育，是令人窒息的教育。多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刘坚副教授便痛心疾首地说：“在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获奖的不少人不愿继续从事数学研究，个别人甚至表示一辈子不愿意接触任何数学符号。”赛前残酷无情的强化训练，依赖的仅仅是机械烦琐的题海战术。这不仅泯灭了孩子们探究科学的欲望，还深深伤害了他们幼小的心灵，致使产生了强烈的厌学心理。在学校中，孩子处于极端被动的地位，一旦由自发而自觉，势必顽强地反抗教育专制，走向成人愿望的反面。于是，一个应试教育的怪胎便降临在一片急功近利的土地上：参加国际数学“奥赛”，我国的金牌总数常常高居榜首，在我们为之欢呼雀跃的时候，国家却正在为屡现数学人才断层而苦恼。

     举的是数学个例，实在具有普遍意义。时下大凡与竞赛或中考、高考密切相关的学科，几乎全在相当程度上与创新分道扬镳，语文尤其快速：一门以创新意识为生命的学科，正在ABCD的选择中，横遭中国古代最严厉的酷刑：驷马分尸！

     中国曾是个出教育“疯子”的国度，国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黄侃都是不可一世的教育狂人。于是乎，某个时期便出了一批货真价实的教学起点与师资力量各具鲜明特色的名校——

      中国文字、音韵、训诂、文献学家周祖谟1930年进入北京师大附中高中男部，1932年毕业。燕孙先生在《往事自述》里回忆道：理科班有微积分，高等数学，他选的文科班，“除学习先秦诸子以外，还兼授文学史，如董藩先生（鲁安）讲《楚辞》，夏宇众先生讲《中国诗史》（陆侃如、冯沅君编，上海大江书店出版），选课中孙云生先生讲社会学，吴三立先生讲文字学，刘祝三先生讲欧美名家小说选，高博彦先生讲中国近代史。在外文方面，除英语外，还设有德文和日文作为第二外语。”

     甲骨学家、史学家胡厚宣1924年考入保定培德中学，张世林《家学与师承》(第一卷)透露说：“这所中学特别注重国文，设有必修国学一课。一年级读《曾文正公家书》和《论语》，二年级读国学概论，三年级读中国文学史，四年级读《说文》部首和诸子百家之书。”

     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季羡林1926年初中毕业，在正谊中学读过半年高中后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希逋先生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介绍说：“学校教国文的两位教师，有一位是前清翰林。两位先生教的是《书经》、《易经》、《诗经》，上课从不带课本，五经四书连注都能背诵如流。”

  ……

     读一读民国史学者傅国涌的《过去的中学》，分享一下胡适的《我在澄衷学堂》、茅盾的《辛亥前夕的湖州中学》、钱穆的《常州府中学堂》、周有光的《常州中学的预科》、冰心的《我入了贝满中斋》、阮毅成的《“五四”时代的杭一中》、于光远的《古老而自由的北京三中》、汪曾祺的《我的初中》、赵俪生的《我在青岛胶济铁路中学》、资中筠的《何谓素质教育——忆母校天津耀华中学》、何兆武的《杂忆北京师大附中》、何炳棣的《追忆南开中学》、周汝昌的《南开岁月》、郑家骏的《南开，在沙坪坝》、聂华苓的《嘉陵江上的国立十二中》、蓝英年的《滹沱河之歌》等，晚清以降新学兴起而名校纷呈之百年历史就会在我们的脑海里形成一幅令人肃然起敬的画面，以至于今日之所谓名校在眼前“作鸟兽散”。

      傅先生曾经在温州某中学做过语文教师，充当教育屠夫；他的孩子曾经在杭州某名校受过应试“洗礼”，其《过去的中学》一书实在是“救救孩子”的由衷呐喊。

      近现代史上，中国教育家辈出，仅仅一所小小的上虞春晖中学就汇集了一大群——

    “李叔同、夏丏尊、朱自清、匡互生、朱光潜、丰子恺、刘质平、刘薰宇、叶天底、张孟闻、范寿康等先后在此执教，实行教育革新，推行‘人格教育’、‘爱的教育’、‘感化教育’和‘个性教育’等；蔡元培、黄炎培、胡愈之、何香凝、俞平伯、柳亚子、陈望道、张闻天、黄宾虹、张大千、叶圣陶等来此讲学、考察，推行新教育，传播新文化。春晖由此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奠定了坚实的名校基础。学校一时声誉鹊起，有‘北南开，南春晖’之说，成为中国教育的一颗璀璨明珠。”

      半个多世纪以前,鲁迅先生塑造的阿Q形象有着严重的“阔祖宗情结”,一次次宣称“我们祖先也阔过”, 遗憾的是历史与今日之春晖中学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致使其亦染上了这一精神陋习，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教育的缩影。

      行文至此，聊以北大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不久前面试中国名牌重高一些所谓学霸们后的一句感叹话，来作“豹尾”而振文末以醒某些所谓的名校吧——

   “他们看上去太完美了，似乎看不出有任何缺点；他们看起来也太像了，就像是一个模具打造出来的一组家具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