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现在埃及的缺粮危机，你就明白袁隆平有多伟大_风闻

粮食危机，当前全球面临的最现实难题。

5月13日，印度突然以“因干旱导致其国内的小麦减产、价格飙升”为由，宣布禁止小麦的出口。

这甚至引起了“西方盟友”——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G7）的集体谴责。很简单，因为断粮的危机这次是要波及到白人老爷头上了。

但不管怎样，除了像中国这样拥有长期粮食储备制度的国家外，放眼全球，粮荒中白人老爷们的处境总还是最乐观的，真正要命的是第三世界的人民。

而这里最慌的，莫过于埃及。就在印度宣布小麦出口禁令后，他们马上通过外交谈判和印度交涉，让其同意“额外卖给埃及50万吨小麦”，埃及供应和内部贸易部长阿里·穆萨利希为此还在15日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这个“外交胜利”。

其实埃及找的这个卖家并不突出，甚至算不上小麦出口大户。要知道，尽管印度是“全球第二大小麦生产国”，但由于本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及低下的亩产量，印度哪怕在丰收年份出口的小麦也只占全球小麦出口总份额3%，排名第九（2021年数据）。

埃及往年86%的进口小麦都来自俄乌两国（2020年数据），印度小麦的占比微乎其微。

但如今俄乌因冲突粮食出口大受影响，而埃及的粮荒情况，真到了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的情况，管他印度还是谁，能搞到一点那就是救命的玩意啊！

埃及，历史上的“产粮大户”，是怎么混到现在这份儿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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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埃及人口超过一亿，粮食自给率只有20%。在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就已经有20%的埃及人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只能靠着政府救济苟活。

而如今，埃及最大的粮食进口源头——俄乌两国打得不可开交，这给埃及的粮食来源撕开一道巨大的缺口，而几乎找不到替代。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埃及急病乱投医，全球到处找粮。

埃及“断粮”，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玩笑，当年埃及可曾是“帝国粮仓”来着。

千百年里，埃及对“粮食自给”不可谓不上心。出土的大量古埃及石碑中，大量记载了历代法老着力加固尼罗河的水利工程，并有专人负责观测尼罗河水文信息，以此来推测来年的粮食产量。

托勒密埃及时期，统一高效的人工灌溉系统使得耕地面积逐步扩大，农作物产量和质量都得到大幅提升，这也使得埃及成为当时希腊化世界的粮仓。

古埃及农耕图

发展到罗马人统治时期，埃及一度成为了罗马帝国重要的粮食产地，被誉为“帝国的粮仓”，并由此备受帝国统治者的重视，罗马朝廷专门在埃及实行中央直辖制度，并大力扩建尼罗河的人工水利灌溉工程，使埃及成为了整个帝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

可以说，在过去数千年的时间里，埃及不仅做到了绝对的“粮食自给”，还有大批余粮对外出口。

19世纪初，埃及在摆脱奥斯曼帝国奴役并建立起全新的阿拉维王朝后，时任最高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十分重视农业发展，他认为埃及灌溉技术落后，每年只能利用尼罗河泛滥提供的水源补给才能对秋冬农作物进行灌溉，也就是说埃及的粮食收成完全取决于尼罗河水的丰歉程度。

为了改变这个长年以来的局面，阿拉维王朝开始大力引进欧洲的灌溉技术，使埃及逐步建立起两年三熟的轮作体系，粮食产量飙升，成为了当时全世界著名的产粮地。

这时，日常不干人事的英国殖民者来了。

当时，英国纺织业正蓬勃发展，国内的原料棉花也开始供不应求，这促使英国人开始全球寻找合适的种棉沃土，埃及不幸被相中。

为了让埃及多种棉花少种地，英国煞费苦心，一开始是拿出经济利益来诱惑埃及封建地主阶级扩大棉花种植，到1882年英国派兵侵占埃及后，通过傀儡政府采取行政手段推行所谓“农业经济专业化政策”，这使得大片埃及农田被改种棉花。

据统计，仅1883年到1913年期间，埃及的棉花田在总耕地占比就从11.5%增加到22.5%，棉花产量更是增长了两倍，这满足了英国资本家的利益需求，却造成埃及粮食产量锐减，就是这30年间，埃及第一次沦为粮食净进口国。

不过，当时埃及的亲英统治者却没在意此事，他们认为棉花带来的经济利益高于粮食，粮食缺口靠进口就行了，省事还便宜。

结果，之后十几年时间里，埃及对进口粮食的依存日益加大，而棉花价格的不断上涨也让越来越多的埃及自耕农主动改种棉花等经济作物，直到19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使得西方国家棉花需求量大减，棉价一落千丈，埃及经济受到沉重打击，这进一步导致粮价暴涨，局势出现剧烈动荡。

20世纪初埃及粮食出口

面对危机，当时埃及最高统治者福阿德一世下令采取强硬手段“退棉还粮”，并想方设法扩大粮食种植面积，终于在1938年重新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到40年代，甚至略有余粮能出口。

可惜的是，那也是埃及数千年历史粮食自给自足的绝唱。

福阿德一世

二战后，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派于1952年推翻了腐朽的法鲁克王朝，并在次年正式废除封建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埃及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纳赛尔掌权后认为大地主阶级是阻碍埃及发展的最大障碍，只有进行一场彻底的土地改革才能清除封建王朝留下的各种弊端，同时也能最大程度争取广大劳动人民的拥护。

于是，纳赛尔政府很快制定出方案：大地主占有的耕地面积只能在200费丹以内（1费丹约合6.3亩），超过范围必须分成小块在五年内出售给贫农。

1952年纳赛尔在开国庆典上

如果五年内卖不掉的话，大地主可以选择接受政府以市价的50%支付，但没有现钱，只支付国家债券，如果逾期拒绝履行，政府会予以没收。

由此，纳赛尔政府成功将一部分国土收归国有，并将其分给了无地少地的贫农。

然而，由于埃及耕地总量并不高，虽然账面上有超过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除了尼罗河三角洲以及尼罗河两岸的3.17万平方公里土地适宜居住、耕种外，都是几无价值的荒凉沙漠。

这使得第一次土改中，大量农民得到的土地聊胜于无，很多农民分得的土地甚至不到1费丹。

埃及地主

见此情形，纳赛尔政府又在1961年进行了第二次土地改革，将地主最大土地拥有量砍倒了100费丹，政府手上又有了一批“无主之地”，并悉数分给了农民。

之后吗，埃及的第二次土改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耕者有其田”，但埃及农民人均拥有土地仍低于5费丹。

随着埃及不断发展以及人口不断增加，这种碎片化且封闭的小土地耕种已经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

埃及农民分得土地

由于农产品天然具有使用和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收益上的非排他性，使得广大埃及农民普遍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许多农民对参与基础农业设施建设、维修方面缺乏动力，这导致埃及农业发展举步维艰。

更棘手的是，土地碎片化更让埃及农业机械化水平受到严重阻碍，农业机械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埃及政府免费发放的大量农机沦为鸡肋，最终被闲置报废，白白浪费国家资源。

这时候，纳赛尔政府又发现一个尴尬的现实：埃及土地已经完全碎片化，当初从地主土豪那里收来的土地悉数分了出去，并没有留下一部分搞国营大规模种植农场。

尽管政府内部有人建议再将中小地主手里的土地收来一部分继续分给农民，或者政府自己搞大规模农场，但这个提议最终没能通过。

而埃及在1960年后，人口已经突破3000万大关，越来越多的农民发现种粮的收益已无法养活一大家人，选择改种包括棉花、水果、蔬菜等能带来更多经济收益的农作物。

更有许多农民干脆放弃了农耕，选择进****城打工来碰运气，手头那片地要么变卖、出租甚至任其荒废。

改种西红柿的埃及农民

一手是建设现代国家的迫切时代需求，一手是逐渐显现的粮食安全风险，埃及政府此后的应对不可谓不积极，但却始终是头痛医头，用一个错误去填补上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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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共和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尤其是面临着英法以及以色列等外敌威胁，纳赛尔的首要目标就是快速稳定新生政权，并振兴国家经济，这必然要求他们走上工业化道路。

于是，埃及确定了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也的确给国民经济带来发展；但疏于在农业上的战略和发展规划，止步于既不彻底也不算成功的土改，更缺乏对农业的投资。

而埃及的私人资本就更加不愿意投资大概率赔钱的农业，这导致农业发展长期缺乏物质保障，埃及的粮食自给率开始逐年下降。

要知道，农业长期是埃及的支柱产业，在共和国初期，农业产值占年GDP的33%左右，且从事农业的人数占总劳动人口的60%以上

 

作为一个殖民体系中长期受剥削的国家，埃及工业化的积累确实得从农业出，纳赛尔大力扶持工业，制造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剪刀差以提取剩余，本也无可厚非。但他要面对的，是一个完全小农化的农村社会。

就像著名三农专家温铁军老师总结的那样：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不可能提供剩余，城市工业形成的工业品下不了乡，实现不了工农两大部类交换，你的工业也没法进步。

换言之，纳赛尔的政策在埃及的环境里，农民压根不吃你的剪刀差，结果就成了纯粹的压榨农业，换不来工农业的互动，农民白白牺牲。

从1952年到1979年间，埃及对农业的投资占比从9%一路降至4.8%，而对工业的投资额在1982年时，已达农业的3.46倍。

此外，埃及为了抵御以色列的威胁，更是在军费上投入大笔开销，仅第二次到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花费就消耗了政府总预算的40%，埃及农业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更加明显。

同时，埃及工业的发展也加剧环境污染，大量有害物质进入水源和土壤，造成农作物产量和质量下降，尤其是主粮的生产几乎无利可图，这自然让农民放弃种植粮食。

纳赛尔政府也注意到了问题，经过反复研讨后，决心启动阿斯旺水坝项目。

 

该项目堪称纳赛尔工业化运动时期的最大手笔，水坝由主坝、溢洪道和发电站三部分组成，耗费建筑材料4300万立方米，超过17座胡夫金字塔，是世界七大水利工程之一。

大坝的设计目的除了能提供更多电力以支持工业发展外，更要起到控制尼罗河两岸洪涝灾害以及土地灌溉的作用。

项目于1960年1月开工，历时10年，耗费9亿美元方才全部完工。大坝高111米，当最高蓄水位183米时，水库总库容1689亿立方米，年发电量100亿千瓦时，极大解决了埃及工业、民用电力问题。

 

但是，这座大坝的存在也是一把双刃剑：洪涝灾害和发电问题解决了，却导致尼罗河上游淤泥不能泛滥到下游土地上，两岸大片黑土因肥力缺失而盐碱化，降低了粮食亩产。

见此情景，纳赛尔政府只能继续见招拆招，宣布对农民实行肥料补贴**，但要求只有加入政府组建的农村合作社才能得到补贴。**

但小农土地分出去容易，想集体化可难，更何况这时埃及种粮那是真的赔，进合作社按照要求强行种粮，没有多少埃及农民愿意加入。

纳赛尔政府只能又颁布新的法令：所以曾受惠于政府土改的农民必须加入农村合作社。

针对加入合作社的农民，政府则规定：包括小麦、稻米等主粮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份额和价格出售给公家，剩余的部分才能由农民自行出售。

问题是，国家收购价却要比自由市场低20%至50%，可留给农民自行出售的份额往往不到一半；而农业生产的成本却是“市场决定”，不断攀升，以至于一年到头忙到最后还可能倒贴钱。

这导致广大分到土地的埃及贫农对政府的态度从感恩变成不满，越来越多的农民丧失了希望，其中不少人干脆跑到城里去打零工也不愿意种地，放任土地荒废。

而留下坚持种地的农民则想方设法减少种植效益低下的主粮。

1970年，纳赛尔去世，继任的萨达特政府延续了纳赛尔的农业政策，埃及主要粮食作物产量逐渐走低，到了1981年萨达特遇刺身亡之际，埃及粮食安全已经极度恶化。

萨达特

新上台的穆巴拉克对农业的严峻形势心知肚明，他刚接手埃及政权不久，就开始了对农业的改革。

他首先全面放开了除棉花、主粮外所有农作物的价格，同时降低了包括小麦在内的主要农作物隐性征税税率，并取消了此前纳赛尔、萨达特政府强制低价收购的政策。

但这一套政策下来，埃及农业生产成本依然居高不下。

原来，穆巴拉克政府同时减少了对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补贴，对公共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反而下降了。

穆巴拉克

此外，穆巴拉克政府在经济政策上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选择对外全面开放，埃及进入到城市化快速扩张阶段。

在1980年以前，埃及过百万人口的城市只有两个，可在进入80年代后，短短十年时间，埃及破百万城市就增加到4个，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前夕，埃及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更是增加到8个，人口10万－100万之间的更是超过19座。

 

埃及开罗人群

而埃及的城市人口占比也不断攀升，1960年代仅占33.55%，到了2010年已达53.85%，联合国专家预测在2050年更是会超过62.4%。

加上纳赛尔时期大力改进医疗条件使得新生儿夭折率大幅度降低，人口寿命增加，死亡率不断走低，生育率则不断暴增，最终让埃及的人口开始爆炸。

1980年埃及人口4300万，可到1990年就增至5600万，2001年超过7000万，在2020年突破1亿大关。

埃及人口的暴增为什么跟城市化进程高度贴合？

原来，大量农民在种地难以维生后前往城市发展，可埃及城市主要是第二、第三产业为主，这导致他们因学历及工作岗位数量不足等因素，在城里难以找到工作。

但许多进城的农村人早已变卖了农村的产业，最终只能待在城里混日子，沦为贫民窟的一员。

埃及农村人进城

而城市人口膨胀也导致对粮食的需求不断增加，大量农村人在迁往城市后不但无法生产粮食，反而增加了粮食的需求量，使得城市供粮负担增加。

当这些农村群体最后在城市落脚后，他们的生育率却不降反升。

其中，固然有这些群体普遍保守的伊斯兰教义的缘故——“多子多福”是真主旨意。但如果一股脑将这些问题都归罪在宗教上是不公平的。

埃及中产家庭

事实上，埃及官方并不提倡多生，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大力补贴免费计生用品，同时对只生两胎的群体给予更多补贴和奖励。

埃及政府甚至联合权威宗教机构，试图从教义的角度解释“少生优生也能让真主欢喜”，埃及首席宗教法官绍基·阿拉姆就多次表示：“在先知穆罕默德时期，就提倡通过多种方式避孕，管生不管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人口膨胀危及埃及的国家安全，这才是真正违背真主意志的。”

埃及计划生育宣传

怎奈，埃及人强烈的生育欲望连“真主”面都不给，许多人反而因此开始质疑宗教局的权威。

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即便是高学历的埃及年轻人的生育欲望同样很强，据统计，埃及城市中产群体的生育率在2020年超过3.5。

城市人口猛增，不仅是荒废了粮食种植，还让“住房”侵占了耕地。因为埃及合适建造的土地基本也都是尼罗河两岸沃土，要盖房只能占据珍贵的耕地，而城市人口暴增也促使让埃及房地产市场长期火爆，这使得不少农民选择出让土地给房企获利，导致大批耕地、农村被毁。

 

埃及贫民窟

当你走在埃及街头，会发现那里根本没有楼间距这个概念，小区绿化那是传说中的事，只要能遮风避雨就是好房子，不少贫民甚至只能睡在荒废的墓地里。

需要说明的是，埃及农村群体贫困率高达53%，也就是一天平均生活费折合人民币不到13元，真可谓“越生越穷”的典型案例。

但埃及政府的应对方法却不是努力促进他们脱贫致富，而是靠“送大饼”维持其最低生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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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60年代初，纳赛尔政府在面对日益降低的粮食自给率，选择了当时看来性价比更高的外购粮食，实行食品补贴，以稳定民心。

最初进口的只有软麦，专门用来生产当地一种叫“巴拉迪”的传统面包，由政府补贴后以极低约合1.43美分的低价销售持续至今。

此后，埃及政府对更多种类的食品进行补贴，其中包括大米、食用油、白面等主粮外，还有诸如茶叶、白糖等日常饮品。

这些食品都以补给卡的形式发放给城市居民**，该系统覆盖了埃及50%以上的人口，持卡者每月可以购买以2公斤食糖、1.5公斤油 和50克茶叶、2公斤大米，每种食品价格均为15埃镑（折合5人民币）。**

购买配给的埃及市民

除此之外，对于城市赤贫群体来说，还有一种更为低廉，旨在维持基本生存的“神器”——大饼。

这种大饼是1984年开始推出的，味道十分一般，但可以长期储存，每张至少足够一个成年人一顿果腹，补贴后的售价折合人民币仅2分钱，这也保证了埃及基本上不会饿死人。

也就是这些食品补贴使得大量城市贫困人口能够维持基本的温饱，也是埃及生育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毕竟对于广大埃及贫困群体来说，只要饿不死不能生，生得多，还能得到更多食物。

对于埃及政府来说，虽然每年都要消耗不少外汇购粮，但这些补贴起码可以保证社会的大体稳定，维持自己统治的稳定，还算是不亏本的买卖。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埃及政府逐渐开始放弃恢复粮食自给，将粮食安全交给国际市场。

其实在上世纪60至80年代，埃及政府仍想“挣扎”一下。

1966年、1983年，埃及先后颁布了旨在保护耕地的第53号、116号法令，同时还附带了几项军事法令，明确指出：任何农业耕地都不可用于建筑目的，并在城市建设规划上优先考虑环境、农田等因素，同时开垦荒漠地区，以增加新的农业用地。

不过，由于沙漠地区想实现退沙的难度及成本过大，埃及在经过一番尝试后，基本放弃了向沙漠里田地的想法，只能将垦荒目标集中在尼罗河谷及三角洲地区的荒地上。

 

尼罗河三角洲

1960年－1971年，埃及在三角洲西部开垦了91.2万费丹的土地；1981年－2004年，再度增加220万费丹耕地，而在2007-2008年，埃及官方开垦达到高潮，一年内就开垦240万费丹，截止2011年颜色革命前，埃及共在三角洲及尼罗河两岸区域拓荒耕地843.2万费丹。

此外，埃及对荒漠的开发虽然艰难，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2005年－2017年，埃及沙漠绿洲的总面积从8.2亿费丹扩展到11.4亿费丹。

除了政府层面积极实行拓荒外，埃及官方更是鼓励私人出资来拓荒，并许诺投入资金越多，将有限获得分配土地权力，并且10年内免征土地税。

 

埃及沙漠拓荒

同时，埃及在沙漠建造了数座远离农业用地的新城镇，用来疏通部分人口，缓解大城市的拥挤问题。

埃及政府一系列开垦计划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并在保护现有耕地基础上扩大了面积，并延缓了城市化对农田的侵蚀，提高了一定的粮食产量。

不过，这点粮食增产在几何增长的人口面前杯水车薪，而且这些荒漠开垦计划和新城镇项目都需要海量的资金，比如在南部河谷工程计划投资就高达800亿美元，埃及方面仅能负担20%，剩余部分完全依靠外国投资。

 

为了拉拢投资，埃及许诺：凡是在该地区投资的外企可享受20年免税待遇，同时免受这些公司所需社保的关税，每费丹土地的年租金为7美元。

这些优惠政策确实吸引了包括海湾石油富国以及欧美发达国家投资，但埃及将国家项目托付给外资也充满着风险：一旦国家间产生纠纷， 就会影响到资金到位，而这有可能给国家主权带来损伤。

埃及政府对此心知肚明，但他们也清楚自己别无选择。

因为随着国际粮食危机加剧，粮价不断上涨，埃及政府用于粮食补贴的支出日益增加，比如2008年，埃及在食物补贴的资金投入比2007年增加了56%；到了2020年，埃及超过30%财政花在能源、粮食补贴上，财政赤字不断增加。

 

但是，埃及政府对此却束手无策，因为一旦减少补贴，就会引发民众的不满，乃至酿成社会动荡。早在1977年1月，萨达特提出要削减20%的面包补贴时就引发全国大规模暴动，共有1000多人被捕、550多人受伤、70多人死亡。

 

埃及廉价大饼往往产生大量浪费

2011年埃及爆发阿拉伯之春，穆巴拉克政府垮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导火索也是抗议政府削减福利。

结果，等埃及的塞西政府上台后，再也不敢轻易提大饼涨价的了。

哪怕因为新冠疫情，埃及政府财政锐减，不得不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并开始着手处理燃料补贴等其他巨额政府补贴问题，监督该国货币的浮动，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贷款规定的征收增值税。

可唯独不敢动“2分钱”大饼！

2011年有埃及大学生专门写中文标语抗议

一切的一切，结果就是，一旦全球粮食危机爆发，埃及就必然是受伤最大的那一个。

如今逆全球化迹象显现，粮食安全早已超出了民生问题的范畴，更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围绕粮食安全所展开的纷争已经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显现。

 

正如基辛格说的那句：“控制了粮食就意味着控制所有人。”

如今，粮食战争的序幕已经拉开，将粮食安全作为武器将会堪比战略核武器一般的杀手锏。

只因民以食为天！

参考资料：

秦精欢：《当代埃及食品补贴研究》

徐振伟：《世界粮食危机与中东北非动荡 ———以埃及为例》

杨光：《埃及的人口 、 失业与工业化》

张帅：《埃及应对粮食安全的政策措施浅议》

刘志华：《1952—2011 年埃及 粮食问题研究》

@知乎：地球知识局、吴兴威VVL

埃及国家新闻总署，《埃及二十一年成就 1981-2002》，埃及驻华使馆新闻处安维华：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

陈万里、王有勇：《当代埃及社会和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年

车效梅：《全球化与中东城市发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

Ahmed,  Akhter U. and  Howarth  E.Bouis,  The  Egyptian  Food  Subsidy  System  :Structure,  Performance,and  Options for Reform,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Report  119,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