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学？ ——简评刘瑜的新书《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_风闻

我一直认为，刘瑜不太适合去做政治学这样的学问，而应该是写写充满小资情调和俏皮语言小文章的文艺青年（中年），最近看了她的新书《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愈发肯定了我的判断。

这本书简单说就是中国版的福山“政治学”的最新修订版，福山这位著名的传教士的心路历程，尤其是近些年为了解释所谓的“民主制度”现实的困境而加入了“国家能力”的概念、亨廷顿的“复活”，也基本反映在这本书里，但从头到尾贯穿的“民主”必胜的信念，在字里行间里也体现的很清楚。

当然，福山理论的时空混乱、政治制度的比较标准“为我所用”的灵活，以及急于为“民主灯塔”辩护而造成论据浅薄，论点矛盾，等等槽点，此书也完全继承。（这也可以看出中国有些所谓的“学者”的学术创新能力实在是……）

一、“张飞打岳飞式”对比

例如，刘瑜在书中称自己是“准文化决定论者”，强调“民主制度”的文化约束，并且写到：

“当我们谈论文化差异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特定的历史时刻’的差异，也就是在同一个时间的横切面里，不同文化是否存在着价值差异。毕竟，文化的冲突是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刻，400年前的英国人可能比今天的巴基斯坦人更加保守，但是他们不会相遇，会相遇的，是今天的巴基斯坦人和今天的英国人，所以特定历史时刻的文化落差很重要。”

这个原则是没问题，但若只针对文化差异，就大有猫腻了。假如谈论政体和制度的比较，却又不考虑“特定的历史时刻”和“同一时间的横切面”，就难以说服人了。刘瑜在书中不止一次提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造成的生命损失，“反正就是每隔一段时间重打一次，如此循环往复。”显然她是将中国传统王朝归为“威权”，而以“威权”改朝换代造成的动荡和生命损失此来说明现代“民主制度”政权和平轮替的优越。

然而我们以“同一时间的横切面”来看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若以领土来比较，汉朝该对比的是罗马帝国，唐宋对比的是中世纪欧洲，明清对比的是民族国家形成后的欧洲，顺便说一下，欧洲三十年战争与明清鼎革几乎在同一时期，它们的混乱和人口损失也不遑多让。而且在此之后欧洲民族国家形成“战国”的趋势可以说一直延续到20世纪，拿清代“大一统”稳固上百年的状况对比，假如将人命代价多少和社会（相对）平静或动荡作为政体好坏的标准（当然，欧洲资本主义和科技的革命式发展是另一回事），完全否定中国的王朝政体客观么？以王朝来对比20世纪后半期欧美的政体，合理么？这是把比较政治学当作正经学问来研究的态度么？

二、数据为我所用

在谈论印度时，毕竟“印吹死挺”这些年在网上洋相已出尽，刘瑜很聪明地改变策略：“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和印度最有可比性的不是中国，而是巴基斯坦，因为它们同时从英属印度独立出来，地理、历史因素都更接近，而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和印度相差非常远。”

但是，且不说巴基斯坦也是议会选举制，就说军管（威权）时期是24年不到，更非刘瑜所说的70年历史“有一半的时间是处于威权统治之下”，而且她所对比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经济数据是2018年的，难道严肃的研究不该是对比军管时期的巴基斯坦经济发展数据与同时期印度的数据才能说明问题么，但她又急忙感叹：“我们的问题可能不再是‘为什么民主不管用’，反而变成‘为什么威权不管用’了”。我手上没有巴基斯坦军管时期的经济数据，也不能确定印巴那个时期的发展对比，但如此随意（？）选用数据来作为论据，真不愧为福山的徒子徒孙。

                                                                 （伊斯兰堡）

而且网上的所谓“中印之争”，完全是“印吹死挺”搞出来的。但以人口数量、建国时间，可耕种面积来说，中印的发展对比难道不应该么？但是当所有数据和现实都难以自圆其说后，要么换比较对象，要么怪印度采用了计划经济制度，这样做学问不会太鸡贼了吗？嘿，这两条刘瑜倒是一条不落。

多说一句，关于中印计划经济的区别，我在观网发过一篇《聊聊印度的计划经济》，个人认为依然具有解释力，在此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来看看。

三、多不胜数的自相矛盾：伊拉克和国家建构理论

读此书第13讲“伊拉克：铁腕强人是救星？”仿佛又让我回到了逛天涯国观的岁月。刘瑜承认伊拉克转型失败，但又如网上抬杠般地将萨达姆统治时期的排除异己、战争、镇压、毒气罪证一一例举，经济数据选用的时间点也很有问题，“1979年萨达姆上台时，伊拉克的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但是2004年萨达姆倒台时，其人均GDP不到1500美元。顺便说一句，伊拉克现在的人均GDP是6000美元……”然后反问“萨达姆时代令人怀念？”，她的结论是：“自萨达姆正式上台以来，伊拉克人从一场战争走向另一场战争、一个冲突走向另一个冲突，生活在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中。”

有趣的是，就在下一章，刘瑜展开了“国家建构”的主题，这也是福山近年修正“民主制度”所添加的主要理论。她在第16讲“国家的能力从何而来？战争”中这样说：

“国家建构就像是买房，残酷的暴力冲突则像是付款，你可以选择大额首付，也可以选择大额尾款，或者漫长的分期付款，但是你却无法逃避付款。”

我们再来简单回顾一下现代伊拉克的历史：

1958年，以卡塞姆为首的自由军官集团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费萨尔王朝，宣布成立伊拉克共和国。

1963年2月8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推翻卡塞姆，建立以该党为主的政权，但由党外人士阿里夫任总统。

1968年7月17日，以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为首的复兴党军官集团联合阿卜杜勒·拉扎克·纳伊夫青年军官集团推翻了阿里夫，复兴党再度掌权，推行阿拉伯“统一、自由、社会主义”的纲领，贝克尔出任总统。

1979年7月贝克尔因病辞职，复兴党人萨达姆·侯赛因接任总统。

                                                         （费萨尔二世）

可知，在萨达姆掌权之前，伊拉克共和国政治主线多以军人政变为主，如果说战争是国家建构不可避免的“付款”，那么萨达姆统治时期伊拉克发动的战争，难道不是建构现代伊拉克国家必不可少的过程？如果类比美国历史，镇压库尔德和什叶派，就是南北战争；对伊朗、科威特发动战争，就是美墨战争、美西战争。那说到底，刘瑜这就不是“成王败寇”式的历史观吗？

多说一句，将萨达姆统治时期的战争看作国家建构的过程，也不单纯是抬杠。萨达姆虽然经常穿军装，但他其实是复兴党文官一派，1970年的卡扎尔起义事件就是伊拉克复兴党内部萨达姆为首的文官与哈尔丹为首的军方之间斗争的最高潮，斗争结果是文官一方取得优势，军队力量被文官控制。换句话说，萨达姆掌权就是伊拉克政治进入到文官制约军人的阶段，这也是此书第17讲“国家能力从何而来？文官制与国家”中所述的：“通过抑制武人、财阀、宗教力量等……文官制大大强化了古代中国的国家能力”。这可是形成现代政治制度关键的一步啊。

                                                                    萨达姆

这样的论点前后矛盾还有好多处，例如在谈到全球化时，“当初发展中国家被认为是全球化的牺牲品，发达国家是受益者，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居然180度转弯，发达国家变成了全球化的牺牲品，而发展中国家成了受益者。”后面不久又谈到：“超级全球化虽然给西方的蓝领工人带来一些挑战，但也给西方的广大消费者带来巨大而真实的好处。没有大量的“中国制造”，哪有沃尔玛里便宜到感人的生活用品？而且，中国的崛起，反过来也给西方国家带来巨大的市场，给他们带去了很多新的就业。”

例如谈“文明冲突”时写道：“发展型国家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特色，诸多东亚国家在经济的起飞阶段，都有过这种政府强势干预的倾向。所以，相当程度上，经济水平竞争的背后是经济模式竞争，经济模式竞争的背后是制度甚至是文明竞争。”后面谈中美矛盾时，又否认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利益的冲突、权力的冲突”。并天真地畅想：“老实说，华为当年努力学习IBM的管理模式、TikTok体现的娱乐主义，这里面借鉴的，恰恰是当代西方文化的精神。如果不是因为利益竞争，美国应该为西方文明的传播而高兴才对。”

她一方面批判把“优胜者偏见”，即聚焦于最成功的案例，然后从中得出普遍性结论用于评判“威权”的新加坡。但另一方面又对拉美“唯一的政治转型成功加经济发展顺利”的智利青眼有加。

……

笑笑，只能说世界的现实对于“传教士”们的冲击实在太大，顾头顾不腚已成常态了。

                                                           传教士

四、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学？

其实以上的槽点在我看来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作为一门“严肃”的学问，刘瑜们的政治学最大的问题在于经过对经过百年革命的现代中国的故意忽视。

没错，中国在这本书里似乎处处都在，但要么带着“中央集权”、“王朝交替”、要么就是“百代秦政”、“文官制度”。可是正如前面所说的，对比政治学要在“同一时间横切面”进行才有意义。假如以1960年代美国黑人投票权落实算美国民主制度“成熟”的时间，同时期的中国还是“文官制度”统治吗？

这里我有必要先打个岔，跳到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的政治转型失败。这个题目假如让我来写，我就会以复兴党执政的经验教训来展开，比如萨达姆倒台以前，复兴党如何学习共产党式的组织方式来领导伊拉克，萨达姆个人在党的组织、发展和运作中的正负面影响；美占领伊拉克以后，原本可以继续借用的复兴党体制来恢复和发展的，但因为“民主转型”的教条，不仅把原复兴党的官员军人排除在政治参选之外，甚至还以干预司法来追杀，使得伊拉克原军人IS化，政府文官劣质化，诸如此类云云。

可是，刘瑜们不会这样研究，正如他们忽略清朝之后中国的政治、政体转型，忽略社会主义革命史，忽略世界上存在着不同性质的政党。他们的理论分析一是直接将中国王朝历史套用于现实（皇权简单替换为党），二是暗地里将我们归类为苏联式的政党，迟早要被淘汰的。根本不值得研究的。这也不止刘瑜一人，比如那位周雪光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为视角再套用点西方政治学理论来解释中国政治，就惊艳了美国政治学界，并在美混上一定的学术地位。其实简单了解中国政治的人都听说过“十大关系”，而且他的所谓研究中，党组织依然缺位。

他们不了解也不想了解，是因为我们的党和他们的理论体系严重冲突，而现实又不如他们所预想的那样。但我们自己的“政治学”如果缺少这一块，而一昧的鹦鹉学舌搞些名为“比较政治学”实为“传教学”的，那就是坐在宝山要饭。

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政治学，首先应该明确反对传教士的政治学，并且能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1. 为什么中国的民主自由是要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才能实现；

2. 为什么中国能避免和有手段处理宗教、民族等引起其他国家社会危机的矛盾；

3. 为什么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有的国家失败，有的国家成功，这些国家的命运与国际权力体系、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地位有什么关系，与国际霸权的关系又有什么联系。

4. 现代金融资本主义是如何借助所谓“民主化”操纵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脉的，票选政治如何异化成为颠覆工具的。

先抛砖引玉几条，总而言之，我们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解释体系需要更有力地发声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