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背后的军事工业建设竞赛_风闻

解放战争背后的军事工业建设竞赛

说实话，查询当年的数据，感觉两党的组织能力差距实在差太多， 表现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军工生产竞赛中国民党可以说完败。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手里握着中国大部分军工产能，其中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兵工厂，华北的太原兵工厂和东北的沈阳兵工厂三个最大。

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民族军工基地是四川省重庆市，

重庆一个城市就供应了抗战时期全国超过60%的枪械和弹药产量，

今天重庆最大的工业企业长安集团，在1945年抗战胜利时就已经是员工超过一万人的军工大厂了。

而1945年8月重庆还有一家员工人数超过5000人的大型军工厂，叫做兵工署第一工厂，这家工厂大家都没听过，但是大名鼎鼎的汉阳造步枪，新中国第一款制式步枪53式步骑枪，56式半自动步枪，81式枪族，95式，95-1式自动步枪这些大家都听过，都是该厂仿制和研发生产的。该厂前身是汉阳兵工厂，抗战搬迁到重庆后改名为兵工署第一工厂，建国后改名296厂，到今天名字是重庆建设集团。

1945年8月重庆还有一家专门造炮弹和火炮的工厂，叫做兵工署第50工厂，是抗战初期从广东省搬过去的，抗战胜利时有三千八百多名员工，后来抗美援朝时该厂制造的无后坐力炮成为我军主要的反坦克利器之一，先后向朝鲜战场制造了超过4000门无后坐力炮，我军也因此涌现了不少使用无后坐力炮击毁多辆敌军坦克的反坦克英雄。

抗战时期两家中央飞机制造厂之一的南昌厂也搬迁到了重庆，抗战期间组装生产了几十架飞机（以教练机和滑翔机为主），抗战胜利后该厂迁回了南昌，逐渐发展为今天的洪都集团。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不仅接受了全国大量日军投降的装备，还得到了海量的美军武器援助，同时在原有的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署兵工厂集群（包括陕西，四川，贵州，湖南等地的兵工厂），总共七万多员工的情况下，还接收了太原兵工厂，沈阳兵工厂两座华北和东北规模最大的兵工厂，

不仅如此，国民党同时手里掌握了广州，武汉，南京，上海，北京，天津，青岛等大城市，以及鞍山这样的钢铁工业城市，

尤其是天津和上海，是中国当时少有的发电量超过2亿度的两个大城市，拥有不少工人，同时本市及周边高校数量众多，完全具备大规模发展军事工业的条件。

像太原兵工厂，是华北最大的兵工厂，

后来1949年被我军接收后，新中国开国大典上的礼炮，当时选中的是晋造36式75毫米山炮，于是从部队和库存中调集了总共108门（54门用于开国大典，另外54门备用），炮弹也是由太原兵工厂生产。

当然，从保存至今的第一代礼炮来看，有一部分并不是太原兵工厂生产，而是缴获自日军的94式75毫米山炮，不过晋造36式本来就是仿制的日军94式，外观差不多。

还有沈阳兵工厂，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兵工厂，也是当时中国设备最先进的兵工厂，是日本二战时期给侵华日军生产弹药的主力工厂，当时名叫南满陆军造兵厂，是隶属于日本陆军省陆军兵器本部直辖的八大兵工厂之一

尽管在1944年12月的美军大规模空袭，以及1945年遭到苏军大量拉走工厂设备（苏联人特意选择最好的机器优先运走），日本技术人员大量撤走，但基础设施和一部分设备及不少中国工人还在，投入高级人才资源，同时还可以寻求美国的技术支持，也是可以恢复很大一部分产量的，和我军控制的东北其他兵工厂相比，沈阳兵工厂的设备优势仍然非常明显。

但是国民党对军工事业发展并不给力，高度依赖美国援助，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其旗下唯一实现较大增产的兵工厂只有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其他原有的兵工署旗下兵工厂发展都处于停滞状态，在东北接收的沈阳兵工厂，以及鞍山钢铁公司产量恢复也不尽如人意。

而沈阳兵工厂在被我军接收后，就大放异彩，抗美援朝时期我国搞南厂北迁，

该厂的枪厂搬迁到黑龙江组建的庆华厂，引进苏联技术仿制成功了50式冲锋枪，抗美援朝期间庆华厂生产了30多万支50式冲锋枪支援前线，后来雷锋的标准像也用的是50式冲锋枪。

而对比之下，解放军在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接收了日伪在华北的一些工厂设备，扩大原有的太行山脉（八路军军工部建立的一系列兵工厂主要在太行山脉区域，其中黄崖洞兵工厂最为有名），胶东兵工厂两个军工基地的生产规模，

同时又在接收的东北地区陆续成立多个兵工厂（其中以大连建新公司最为有名，建新公司在1947-1950年存在的三年多时间里生产了54万多发炮弹，虽然数量上看并不多，但这是以75mm口径为主的后膛炮弹，也就是从后面装弹的火炮炮弹为主，这是阵地攻坚的利器，比迫击炮弹射程远，威力大，对于辽沈和淮海战役的攻坚助力很大），

形成了华北，华东，东北三大军工基地，源源不断的为各地的解放军提供武器弹药。

在1949年6月28日《中央军委关于今后兵工生产的决定》，可看出当时对三大军工基地的军火生产安排，因为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为了节省财政支出，安排对三大兵工基地生产的子弹和炮弹进行了减产。

1、子弹——本年全区平均每月生产500万发，今后照原计划生产计划，东北330万发、华东100万发、华北30万发。

比例为东北产量66%，华东20%，华北6%。

不过这里三大基地之和为460万发，并不到500万发之数，不知道是资料错误还是确实计划就是少量减产。

2、60迫击炮弹——全军有炮1万门。本年全区每月平均生产41万余发，今后每月生产16万发（计东北、华北各产6万发，华东4万发）。

六零炮是我军的主战武器之一，抗美援朝时期我军也大量使用，魏巍的小说《东方》里面就有不少志愿军使用60炮的描写，其安排炮弹生产比例为东北37.5%，华北37.5%，华东25%。

3、82迫击炮弹——全军有炮3000余门，本年每月平均生产33万余发，今后每月生产6万发（计华北4万发，华东2万发，另东北按本地区需要生产若干）。

比例为华北67%，华东33%，东北若有需求再生产。

4、120迫击炮弹——全军有炮200门左右。本年每月平均生产33000发，今后每月生产4000发（全由华北制造）。

5、各种后膛炮弹——全军现有火炮（包括山炮、野炮、加农炮、榴弹炮、步兵炮、平射炮、高射炮、战防炮）估计在2500门以上。本年每月平均生产14万余发。今后每月生产6万发（全由东北制造）。

各种后膛炮弹的具体种类、数目，候各部队所有火炮种类详细统计后，具体规定。各区所存后膛炮弹的弹药筒统归东北接收。以后东北制造后膛炮弹必须正规（一弹一壳）。

6、手榴弹——本年每月生产150万枚，今后每月生产10万枚（全由华北制造）。

7、信号弹——本年每月平均生产9万发，今后每月生产各种信号弹5万发（全由华东制造）。

以上种种弹药均应提高质量，统一标准、规格，完全正规化，一般只装药，不装引信、火工，以便长期保存。其它口径的弹药、军火一律停止生产。

可看出，1949年6月解放军的三大兵工基地的后续生产安排，

东北在子弹和各种后膛炮弹（也就是炮弹从火炮后面装入）生产方面产量最多，那句淮海战役靠大连的大炮弹，可见当时东北地区在生产大口径后膛炮弹方面的优势。

华北在迫击炮弹，手榴弹生产方面产量最多，

华东则信号弹，子弹，迫击炮弹等都有生产。

注意，此时太原在1949年4月刚刚解放，太原兵工厂也是有能力生产后膛炮弹的，不过从时间看，太原兵工厂还在我军接收后的整合工作中，因为文件未安排华北生产后膛炮弹。

另外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因此我军又增加了重庆兵工基地，

重庆的解放对后来的抗美援朝军工生产有很大帮助，

据不完全统计，在抗美援朝时期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兵工厂为朝鲜前线制造了无后坐力炮4600余门、迫击炮900门、机枪7400余挺、各类炮弹262.9万余发、子弹1.2亿余发。

其中代表性武器是重庆望江厂造的无后坐力炮，是志愿军反坦克和车辆的利器，朝鲜战场很多我军士兵因为操控这种炮击毁敌军坦克而立功。

该厂今天叫做重庆望江工业公司。

出于集中资源建设军工基地，把工厂从分散的地区集中到大城市的原则，华东地区（最主要是胶东兵工厂，下辖九个工厂，总员工到1949年达到1.2万人）兵工厂在1949年开始进行了撤并。

这个被撤并的胶东兵工厂在解放战争期间为华东野战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7年8月23日华东野战军电文：“胶东为我全军军事供应之主要基地”;

26日电：“华野数十万军队之炮弹、炸药及子弹供应，至少十分之七依靠胶东。”，

据统计解放战争期间胶东兵工厂为华野生产了迫击炮弹为主的炮弹250多万发，

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前后，胶东兵工厂连续奋战，一个月时间生产了三万六千多发炮弹供应前线。

不仅如此，1947年5月筹建，主要由华东局出资（东北局也出资，华东局投资的黄金相当于3.5亿（法币），东北局投资1.5亿），1947年7月正式成立的大连建新公司。

胶东兵工厂也调去了不少技术人员，像原胶东兵工总厂副厂长刘振就带队到建新公司，修复了水压机、车床，并以火车轴作原料，试验生产炮弹体获得成功，使得建新公司开始具备制造炮弹体的能力，建新公司主要生产炮弹和引信，刘振担任炮弹厂（裕华厂）的副厂长。

胶东兵工厂在1949年7月后开始进行了撤并，员工调到各个大城市，像胶东兵工五厂的工人就集体搬迁去了沈阳。

1949-1950年总后勤部和重工业部对国内各个兵工生产基地进行了调研，

1950年7月19日，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重工业部副部长刘鼎二人根据调查结果提出了《国防工业建设初步意见》。意见指出我国国防工业生产基地以东北（沈阳）和西南（重庆）为主要基地，华北（太原）为次要基地，同时指出也要在西北地区建设军事工业。

从中可以看出，在解放战争的初始阶段，沈阳，重庆，太原三个全国最大的军工城市都是掌握在国民党手中的，其基础是远好于解放军手里的太行兵工厂和胶东兵工厂的。

不仅如此，国民党还手里有全国几乎所有的钢铁产能（主要在辽宁鞍山），拥有上海，天津，青岛，北京，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有全国最多的高等教育智力资源，其军工发展却总体迟缓，高度依赖于美国的援助，和我军军工迅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

这体现了其组织能力确实远远弱于其对手，最终战败也是可以预料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