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学理论是弘扬民主的吗？不对，它在一开始是反民主的！_风闻

大家好，我是青年up主傅正。

因为疫情防控需要，我被封控在家。这迫使我不得不做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忍痛采用录音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内容，所以在这几期节目里，大家就看不到我机智的小眼神了。

在开始本期节目之前，我先澄清一个小小误区。我讲到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相信当今世界是一个被文化多元主义败坏的世界，迫切需要复兴美国传统，以拯救正在走向堕落的西方文明。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MAGA：

事实上，新保守主义跟MAGA不是一个阵营的，非但不是一个阵营，还非常的对立。请大家注意，保守主义跟马克思主义不一样。马克思主义是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理论体系，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繁多，今天还有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但无论它们怎么变，都要围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经典作家的作品展开理论阐释。

但保守主义不一样，从定义上说，只要坚持或复兴本民族或宗教的正统价值，都可以算保守主义。问题是什么才算本民族、本宗教的正统价值？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尤其像美国这种文化拼盘国家，到底哪些才是正统的美国精神？这个争议就大了去了。

新保守主义与MAGA有一个共同点：都鼓吹单边主义。它们共同的思想基础，就是美国不属于欧洲文明，它跟欧洲文明有很大的差别，所以美国也不应该按照欧洲人的方式去做事。

但双方的共同点也就仅止于此了。就好比说，美国第3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和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都宣称美国不同于欧洲，都强调美国要坚持自己的本土特点。但这两个人的精神气质相差十万八千里。杰弗逊是美国知识精英的代表，而杰克逊却是美国尚武民风的体现。

MAGA跟新保守主义的差别比这个还要大。新保守主义是一种强硬的世界主义主张，强调美国的使命就是要输出民主价值观。但MAGA却是美国民间孤立主义传统的体现，你俄罗斯跟乌克兰打成什么样，关我什么事？我不care。我美国没有义务帮你们摆平这些烂事的，你们要我美国保护你们是吧？给钱。所以你看川普有事没事就喜欢把伊拉克战争的事情拎出来喷一通，反正只要我川普在台上，绝对不会让美国去趟这趟浑水。

我不久前曾看到有朋友微信群聊时，讲到俄乌战争对于美国主流舆论的刺激比较大，新保守主义有卷土重来的架势。这个我没有求证过，不知道符不符合事实。不过大家不要怕，我们治不了新保守主义，懂王能治。什么保守主义都干不过懂王。

2008年民主党人奥巴马赢得总统大选，之后共和党就出现了建制派和茶党的分裂。懂王作为第三方势力强势登场，这是之前谁都没有想到的。懂王的登场，让美国的传统保守派势力更加稀碎，我看到有人说分裂为四派，还有说分裂为五派。但现在看来，无论哪一派都不是懂王的对手，谁要是得不到懂王的祝福，谁州议会选举就成问题。

总之，大家想一想就能明白，一个传说中什么都懂的男人，最遭什么样的人厌恶？肯定是知识精英对不对，在美国最反川普的就是那些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人。新保守主义者都是文化人，比如罗伯特·卡根是一名历史学家，他有好几本书早就被翻译过来了，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一下。比如大卫·弗鲁姆是小布什总统的主要笔杆子，小布什很多演讲，包括2002年骂朝鲜、伊朗和伊拉克是邪恶轴心的国情咨文演讲就是弗鲁姆草拟的。这些人最恨懂王了，哦，你什么都懂，还要我们干嘛？

好多他们骂川普的文章都有翻译。网上一搜就能搜出好多。比方说2016年3月份，川普还在参加共和党初选的时候，罗伯特·卡根就骂他是共和党内的“怪兽”，“他现在强大到足以毁灭共和党”：

去年1月6号国会山事件爆发，大卫·弗鲁姆马上就写文章，“今晚必须除掉懂王”：

去年10月份，小布什政府的国务卿，也是共和党内的温和派鲍威尔去世。懂王不按套路出牌，不尊重“人死为大”的基本原则，公开挖苦鲍威尔：

然后威廉·克里斯托尔立马就喷回去了：

其实早在2020年5、6月份弗洛伊德事情期间，威廉·克里斯托尔就没少在发推特号召人们起来推翻懂王。

当然，这些共和党建制派在懂王面前确实战五渣，得不到懂王的祝福，选民不认啊怎么办。于是罗伯特·卡根就十分惊恐地写道，完了，懂王要杀回来了：

卡根说懂王再度崛起，很可能让美国陷入自南北战争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和宪法危机，共和党内的理智派正在遭受系统的清算：

这些评论基本上反映了新保守主义者跟懂王那种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关系。

所以懂王不仅掀起了一股强大的民粹派保守主义浪潮，更让美国右派分裂得一塌糊涂。

在今天的西方，“自由民主”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学术语，倒不如说是一个神学术语或宗教术语。它是完全不能反对，甚至不能有一丝一毫质疑的。无论什么阿猫阿狗，无论他做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都必须高举“民主”的旗号，才有合法性。

不仅西方国家对外干涉，搞“颜色革命”，要喊着“促进民主”或“保卫民主”的口号，抨击那些自己不喜欢的政权是“反民主政权”“威权主义政权”，甚至“极权主义政权”。就连西方政客内部互殴，也必须打着“捍卫民主”的旗号，抨击政敌“违背民主原则”。

不仅西方国家对外干涉，搞“颜色革命”，要喊着“促进民主”或“保卫民主”的口号，抨击那些自己不喜欢的政权是“反民主政权”“威权主义政权”，甚至“极权主义政权”。就连西方政客内部互殴，也必须打着“捍卫民主”的旗号，抨击政敌“违背民主原则”。

2020年美国弗洛伊德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民主党和部分共和党建制派就攻击特朗普总统“玷污了美国的民主精神”，各种“民主”基金会和NGO纷纷砸钱，用来反对川普。这民主一上头，真是，连自己人都铲。

大家回顾一下前年的弗洛伊德事件，不就是美国人拿搞颜色革命的套路搞懂王吗？

我要是美国黑人，我肯定投票给川普。道理很简单啊，川普在台上，这些建制派精英还会站在我们黑人这边，为我们摇旗呐喊，搁着拜登上台了，我死在臭水沟里都没人管。要换了奥巴马时代，弗洛伊德事件算个什么嘛。然而美国黑人就没搞明白这个基本道理。

言归正传，民主与民主化几乎已经成为了打着政治科学旗号的当代新神。以至于今天美国政治科学基本只研究怎么民主化。然而讽刺的是，民主其实不是西方政治的传统精神。一百多年前，民主在西方政治精英眼里还不是什么好东西。

1965年，加拿大左翼知识分子克劳福德·麦克弗森（Crawford Macpherson），这个人的代表作《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被翻译过来了，大家感兴趣可以找来读一读。麦克弗森在一本题为《民主的现实世界》的书的开篇，就说了这样一番话：

民主曾经是一个坏词。每个人都知道，民主的原初意义是人民的统治，或政府依据人民的大多数意志统治，这是一件坏事情——对于个人自由和对于文明生活的一切优雅来说都是致命的。从上古时代到近一百年前，几乎任何有教养的人都持有这样的立场。然而，在五十年内，民主变成了一个好东西。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民主从一个坏东西变成一个好东西，这个过程从19世纪后期开始，到20世纪中期才基本完成。甚至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前，主要还是苏联、中国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宣传民主，而不是美国。美国当时还在扶持蒋介石、吴庭艳、朴正熙、佛朗哥、萨拉查、皮诺切特等军事独裁政权。直到1977年，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出任美国总统以后，美国才绑定了人权外交的政策，把输出民主价值观作为重要的外交目标。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是怎么产生的？“民主”在西方语境中是怎么从一个坏东西变成一个好东西的？

我们这次先看第一讲，“古希腊人的民主观”。请大家带上这三个问题观看视频：

第一，雅典的民主政治需要哪些现实条件？

第二，民主与共和这两个东西有什么区别？

第二，三权分立学说的原型是什么？

西方人喜欢把民主政治的源头追溯到古希腊，尤其雅典政制，被认为是古代民主实践的高峰，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一、古希腊城邦世界

古代希腊文明与今天希腊的地理疆域并不完全重合，除了今天希腊的大部分地区以外，还包括塞浦路斯、土耳其东部和意大利南部，但不包括色雷斯地区。

跟古代中华文明不一样，古希腊文明从来就没有形成过大一统王朝，它是一群城邦的松散集合。各个城邦之间语言有别、风俗有异、神庙祭祀的主神也各不相同，政治制度也有差异。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就指出：

荷马虽出生在特洛伊战争以后很久，但是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用“希腊人”来称呼全体军队。……他甚至没有使用“异族人”一词，大概是由于希腊人那时还没有一个独特的名称，以和世界上其他民族区别开来。

应当说，古希腊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文明整体，很大程度上还要感谢东边的波斯人。波斯人的入侵让希腊各个意识到，我们相对于波斯还是同一个文明。希波战争不仅大体确定了希腊文明的范围，还树立了欧洲与亚洲的分别。

举个例子，“专制”（autocracy，αὐτοκρατία）这个词最初就是亚里士多德用来形容以波斯为代表的亚洲文明。用他的话说：“因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为富于奴性；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为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叛乱。”

这番话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被孟德斯鸠等人扒出来，用来抨击亚洲专制主义，对于近代欧洲人的文明意识和文明等级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比如20世纪的著名英国军事学家约翰·富顿（John Fuller，1878-1966）就把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称为“欧洲出生时的啼哭”。

但请大家千万注意，在亚里士多德的语境中，“专制”的反义词并不是民主，“专制”与“独裁”也不能划上等号。专制指偶然、任意的统治，而不是依据自然秩序的理性统治。古希腊人满足于城邦生活，他们理解不了波斯这种大帝国。这种幅员辽阔的大帝国是没有办法推行那种只适应于城邦的公民政治的。

“政治”（Politics）这个词的古希腊词源“Polis”就是城邦。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也可以翻译为“人天生就是城邦的动物”。在他看来，波斯帝国不是城邦政治，波斯人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只是奴隶而已。

需要补充的是，古希腊世界也有帝国。他们的“帝国”跟我们理解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它不是指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而是指军事同盟集团。比如雅典领导的提洛同盟，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都是古希腊意义上的帝国。今天也有很多西方学者在这个意义上，把北约称为“帝国”。

一言以蔽之，在近代西方人眼里，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欧洲文明与亚洲文明的绝大差异，起源于古希腊文明与波斯文明的分野。古希腊产生的很多核心政治术语一直沿用到今天，成为今天西方政客、媒体最喜欢标榜的东西。但今天西方人嘴里的这些政治术语，又跟古希腊人的本意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比如“自由”（liberty）一词，在古希腊人那里指的是城邦的独立，是指城邦不受外邦人奴役，而不是个人权利或私人空间不受公共权力的侵犯。古希腊人讲的自由不是个人自由，而是“城邦的自由”。

总之，城邦构成了古希腊人对于政治的基本理解。所谓的雅典民主政治只能建立在城邦这个基础之上。

二、民主与独裁

公正地说，尽管亚里士多德把波斯人称为野蛮人，但波斯帝国的文明程度其实远远高于古希腊。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实际上带有浓厚的部落血缘习性。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记载，某个人当选雅典的行政长官以后，需要接受资格审查，通常会被问以下问题：

您的父亲是谁，他属于那一个村社，您父亲的父亲是谁，您的母亲是谁，她的父亲是谁，他属于哪一村社？而后问他是否有祖上崇拜的阿波罗和家庭崇拜的宙斯，以及这些神庙在哪里；而后问他是否有家族坟墓以及这些坟墓何在；而后问他待他的父母好不好，他纳税了没有，他已服了兵役没有。

这些问题的实质就是在确认当选人是不是与城邦有确凿的血缘关系，是不是真正的本邦人。一个人的公民身份是跟他的血缘关系紧密绑定的。这反映出古希腊人的城邦民主实际上体现了比较原始的或比较初级的社会组织结构。

今天的中青年人已经有很少有这种感受了，有传统农村生活经历的老人家就能理解，是不是“本村人”不是依据于你是不是生活在本村，而是依据你本村宗族的人，“本村”不是个地理概念，而是个宗族概念。只有列入宗族谱系的人，才有资格参与本村的大小事务。雅典人的公民身份大体上就是如此。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雅典城邦的贫富分化日益加剧，有条件从事公民事务的人越来越少，大多数人不得不忙于生计。根据西方学者的说法，公元前5至公元前4世纪，雅典大概有25万人口，只有不到1000人算是富人，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和经历参与城邦公共事务。

在这个状况下，雅典出现了尖锐的阶级对立，一边是所谓的“无赖”“穷人”“下等人”“平民”或“暴民”，另一边是“有权有势的人”“优秀的人”“幸运的人”“品德高尚的人”或“贵族”。

因此，民主派与贵族派的斗争，构成了雅典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构成了雅典民主制改革的基本背景。

公元前594年，雅典人邀请梭伦担任执政官，这就是著名的“梭伦改革”。公元前509年，克里斯提尼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民主改革。梭伦改革的内容、克里斯提尼改革的内容，百度百科上就能搜得出来，我就不重复了。请大家注意两点：

第一，梭伦改革、克里斯提尼改革的核心要义，就是站在平民一边，打击富人或贵族。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往往表现为执政官与贵族的矛盾。往往越强悍的执政官，越有领袖气质的执政官，越热衷于扩大公民大会的权力，打压贵族的权力。一边是执政官联合平民，另一边是贵族寡头，双方的冲突构成了雅典政制的常态。

我再说得直白一点，所谓的民主制恰恰需要依靠执政官的独裁或专政（独裁和专政实际上是一个词）。雅典越民主的时候，往往就是执政官越独裁的时候。所以“民主”的反义词最初根本不是独裁。

类似的现象一直延续下来，后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的许多思想家都倾向于认为，真正的君主制反而更加接近于民主制，它是与贵族制对立的。马基雅维利在名著《君主论》的“献词”中讲过这样一段话：

正如那些绘风景画的人们，为了考察山峦和高地的性质便厕身于平原，而为了考察平原便高踞山顶一样，同理，深深地认识人民的性质的人应该是君主，而深深地认识君主的性质的人应属于人民。

20世纪杰出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前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安东尼奥·葛兰西就发展了马基雅维利这个观点，他指出真正的“现代君主”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与贵族寡头的持续斗争中，才能真正代表人民，也只有争取人民，才能战胜贵族寡头。

三、雅典民主的巅峰与衰落

雅典民主制的顶峰是伯里克利独裁时期。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披露：

伯里克利所施行的政策，多数是由俄厄的达摩尼得斯建议的，他后来因此而被陶片放逐。此人向伯里克利建议说，既然他不能在其私人财源上占居上风，就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伯里克利采纳了他的建议，制定了向陪审员发放津贴的办法。

为什么要向陪审员发放津贴？因为这样才能使穷人有能力参加陪审工作，让平民牢牢掌握陪审法庭。亚里士多德的信息道出了雅典民主的实质：伯里克利不能在财产上竞争过贵族，就只能拉拢平民对抗贵族。它再一次证明了，所谓的古典民主政治，其前提是执政官能够运用他的独裁权力压倒贵族寡头。

正是在伯里克利的强力领导下，雅典走向了辉煌的巅峰，让雅典有能力去挑战斯巴达的霸权地位。

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交战双方是雅典领导的提洛联盟和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联盟。

在战争开始后不久，伯里克利就发表了一场《阵亡将士国葬礼上的演说》，动员雅典人为荣誉而战，为保卫雅典帝国而战。这场演说对雅典的民主政治极尽吹捧之能事，把雅典的政治体制说成是“其他城邦模仿的范例”，因为这种体制是最民主、最公平的。

比方说伯里克利就讲了：

（我们的）城邦是由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数人加以管理的。……法律在解决私人争端的时候，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平等的公正；在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所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他属于哪个阶级；任何人，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湮没无闻的。

伯里克利又宣称，雅典人是最幸福的，他们有最好的物资供应和精神财富：

我们安排了种种娱乐活动，以使人们从劳作中得到精神的回复。……我们的城邦如此伟大，它把全世界的产品都带到我们的港口，因此，对雅典人而言，享受其他地方的产品，就如同享受本地的奢侈品一样。

再比方说，伯里克利宣称雅典是最开放、最包容的，这根植于雅典人的民主精神：

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是开放的，我们从未通过排外条例，以防止外人有机会探访或观察，尽管敌人的耳目时而从我们的自由开放中捞取好处。我们所依赖的主要不是制度和政策，而是我们公民的民族精神。

反正，伯里克利总结道：

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城邦是全希腊的学校。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人像雅典人这样，在个人生活的许多方面如此独立自主，温文尔雅而又多才多艺。

怎么样？这个味道是不是很熟悉。今天美国总统的演讲也没有从根本上超出这些内容吧？

好景不长，战争爆发的第二年，雅典城爆发了大瘟疫。伯里克利的统治声望急剧下降，他本人也因感染瘟疫而去世。此后雅典和斯巴达双方打打停停，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04年，雅典战败。

在斯巴达人的扶持下，雅典建立了三十僭主制。这个三十僭主制仅仅维持了大半年，民主派发动了反叛。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斯巴达人果然地抛弃了他们扶持的三十僭主，转过头来就跟民主派签订条约了。还是得益于斯巴达人的庇护，民主派再次获胜，雅典又一次进入了民主政治。

只不过这个时期的雅典民主与伯里克利时期的辉煌判若云泥。它不再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相反，各方势力粉墨登场。比如有一些所谓的诗人，他们把各种小道消息编成段子，到处传播，到处造谣。再比如有一些所谓的智者，他们四处开班讲学，兜售修辞学和雄辩术，靠教人怎么煽动民意来谋生。这好像确实挺像我们今天某一类人的。

所有这些都使得雅典政制走向了衰败，但它反而促使雅典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和政治学理论。

请大家注意，这种混乱不堪的雅典民主政治是西方政治学产生的基本背景。西方政治学在一开始就不是歌颂民主制度，恰恰相反，它产生于对民主政治的反思。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

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

第一，在西方传统的政治语境中，民主制就是指多数人的统治，或者说平民的统治，跟什么代议制或者宪政，没有一毛钱关系。与之相应，少数人的统治是贵族制，一个人的统治是君主制。

第二，古希腊城邦“小国寡民”的状态，是其公民政治的基本前提。所谓的共和制最初就是指城邦的公民政治。共和制不等于民主制，它既有可能是一个人的统治，也有可能是少数人的统治，还有可能是大多数人的统治。

第三，雅典的民主政治产生于一种比较原始的社会结构。公民身份是高度依赖于血缘关系的。随着社会发展，雅典等古希腊城邦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与阶级对立。这种阶级对立表现为贵族制与民主制之间相互交替。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无论是梭伦、克里斯提尼，还是伯里克利，他们的民主改革都是建立在执政官独裁统治的前提之上。往往是越民主，越独裁。所以民主最初的反义词不是独裁。民主与专政本身就具有亲缘性。

第五，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败，使得雅典走向了一个败坏的民主制。各路诗人或者智者粉墨登场，煽动民意，他们时而怂恿群众焚烧5G基站，时而怂恿群众注射消毒液……

不好意思，我真的没有影射某些国家。反正大家设想一下，你要是一名科学家，看到这些景象，会怎么想？想到这里你就能够理解柏拉图的政治观点了。

下一讲我简要地谈谈古希腊哲学家是怎么看待民主政治的？他们的理论对后人有哪些影响？

谢谢大家的一键三连，我们下集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