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抱怨天主教的道理_风闻

  雍正帝抱怨天主教的道理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传统王朝，清朝的历史遗产对当代中国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要深刻、准确地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就必须深入认识中外语境下的清史。

  雍正一生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来华传教士则是“合儒辟佛”，极力排斥佛教。因此，从宗教信仰上说，雍正就对天主教教义难以接受。

  礼仪之争爆发后，教皇的蛮横干涉入华传教事务，既引起了康熙帝的愤怒，也增加了雍正帝对天主教的反感。

  关于西方宗教神权与中国帝制皇权的对立，早在明末就有人提出：

“据彼云，国中君主有二，一称治世皇帝，一称教化皇帝。

治世者摄一国之政，教化者统万国之权。

治世者相继 传位于子孙，而所治之国，皆属 教化君统，有输纳 贡献之款。（大教堂金碧辉煌的原因）

教化者传位，则举 国中之习天教之贤者 而逊焉。

是一天而有二日，一国而有二主也。

无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政教纪纲，一日变易其经常，即如我皇上可亦为其所统御，而输贡献耶？

嗟夫！何物妖夷，敢以彼国二主之夷风，乱我国一君之治统？”

  雍正认为：“天主者，天也。世人无不敬天者。国家立祭祀之坛，即所以敬天也。

我满洲之民，亦有‘跳神’。年年岁首，焚香化纸，皆敬天之礼仪也。我满洲之民自有敬天之礼仪，亦犹蒙古、汉、俄罗斯、欧罗巴之民各有祭天之礼仪也。……朕未尝言其不应敬天，然敬天之习俗当各有不同耳。”

   雍正是尊孔崇儒的，坚信“我们圣人们留下的规矩是丝毫不能更改的。” 这也是清朝统治者普遍的认识。康熙的第十三子怡亲王允祥就曾对传教士们明确说道：“自从你们发生争执（中国礼仪之争）以来，你们是看到你们的事情的发展过程的。你们的事情花了我父亲先皇帝（康熙）多少心血？要是我们的人到欧洲去要改变你们祖先圣人制定的法规和风俗习惯，你们会怎么说呢？……我们不能忍受任何人践踏我们的法律，孜孜以求取消我们的风俗习惯的。”

   由此可见，天主教的传播冲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价值观念和法规制度。清朝统治者已经意识到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传统文化，抵制外来势力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佛诞之日，适与西洋国使臣表贺事相值。（佛诞之日，碰巧西洋使臣上表贺喜）

上 因谕廷臣 云：

“向来僧、道家 极口诋毁西洋教，西洋人又极诋佛、道之非，互相讪谤，指为邪恶，此皆以 同乎己者为正道，异乎己者 为邪恶，非圣人所谓邪恶也。

孔子曰：‘攻乎邪恶，斯害也已。’孔子岂以 异乎己者 概斥之为邪恶乎？

凡中外所设之教，用之不以公正，而为世道人心之害者，皆邪恶也。

如西洋人崇尚天主，天以阴阳五行 化生万物，故曰万物本乎天，此即主宰也。

自古有不知敬天之人、不敬天之教乎，如西洋之敬天，有何异乎？

若曰 天转世 化人身，以救 度世，此荒诞之词，乃借天之名 以蛊惑狂愚 率从其教耳，此则西洋之邪恶也。

朕意 西洋立教之初，其人 为本国所敬信，或者 尊之如天。

倘谓 立教之人居然自称为天主，此理之所无也。

释氏 以清净无为为本，明心见性为功，若必弃置伦常、同归寂灭，更妄谈祸福、煽惑凡庸，借口空门，潜藏奸宄，此佛教中之邪恶也。

儒者 守先王之道，读圣贤之书，庶民 奉为坊表，倘以诗书为弋取 功名之具，科目为广通声气之途，或逞流言邪说以动人听辟，或工艳曲淫词以荡人心志，此则儒中之邪恶也。

凡中外设教之意，未有不以 忠君、孝亲、奖善、惩恶、戒淫杀、明己性、端人品为本。

其创设之人 自非凡夫俗子，必有可取，方能令人 久久奉行。

至末学后人，敷衍支离 而生种种无理谬说，遂成邪恶矣。

彼西洋之教 不必行于中国，中国之教 岂能行于西洋，

如苏努之子乌尔陈等 愚昧不法之辈，背祖宗，违朝廷，甘蹈 刑戮 而不恤，岂不怪乎？

西洋天主化身之说，尤为诞幻。

天主既司令于 冥冥之中，又何必 托体于人世？

若云 奉天主者 即为天主后身，则服尧服、诵尧言 者 皆尧之后身乎，此则 悖理谬妄之甚者也；

西洋人精于历法，国家用之。且其国王 慕义抒诚，虔修职贡，数十年来海洋宁谧，其善不可泯。

蒙古之 尊信佛教，惟言是从，故欲约束蒙古，则喇嘛之教亦不轻弃。

而不知者 辄妄生疑议，乃浅近狭小之见也。

总之，人心不公，见理不明，以同己 为是，异己 为非，互相诽讥，几同仇敌，不知人 品类不齐，习尚不一，不能强异，亦不能强同。

且各有长短，惟 存其长 而弃其短，知其短 而不昧所长，则彼此可以相安，方得圣帝 明王 明通公溥之道，而成 太和之宇宙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