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博良——与托马斯·杨棋逢对手的天才_风闻

法国语言学家商博良系统地研究了罗塞塔石碑，他首先发现古埃及文字有表音和表意两重功能，此后一生致力于古埃及的研究，被认为是“埃及学”创始人。不过，与他同时代还有另一位参与了罗塞塔石碑破译的全能型学者——英国人托马斯·杨（可参见《托马斯·杨——最后一个什么都懂的人》），二人有过颇具戏剧性的交流，可谓棋逢对手，一时瑜亮。

撰文 | 陈关荣（香港城市大学）

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1790年12月23日-1832年3月4日）在人世间逗留了短短的42年，却把自己的名字刻进了古埃及文字研究长长的历史中。

图1 让-弗朗索瓦·商博良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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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甲骨文最早于1899年由金石学家王懿荣（1845-1900年）发现，后人认定该甲骨出于商殷年代（约前1600-1046年）。一百多年来，全国收集到的十多万片甲骨文中出现有不同的单字约4600个，其中目前可识别的只有1100多个，余下的大部分虽然文字结构清楚，有些甚至其意可猜，但是读音几乎都不能确定。由此可见，古文字的探查和考究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图2 商殷甲骨文样本

古埃及文字的出现或许比中国甲骨文字略早，同样是象形文字，据说最早刻在法老王那默尔（Narmer，约前3100年）的盔甲关节板上。古埃及文字被欧洲人称作Hiérpglyphe，是希腊语“神圣”与“铭刻”的复合词，也称作“神碑体”，后来常常书写在“莎草纸”（Papyrus，约前3000年）上面。

历史记录比较清晰的是，古埃及文字的考证比中国甲骨文的考证约早一百年。

1798年，法国统帅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率兵远征埃及。次年，法国远征军在埃及el-Rashid镇附近进行要塞地基扩展工程时，发现了一块“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该石碑是在公元前196年矗立的，上部刻有14行古埃及象形文字，中部有32行古埃及草书，下部有54行古希腊文字。后来考证，这三种文字写的是同一件事，为古埃及法老托勒密五世（Ptolemaic V，约前209-180年）的诏书。但是，由于其中的文字早被废弃，碑文的内容当时无人知晓。

图3 古埃及罗塞塔石碑（照片）

1799年秋，拿破仑留下了自己带去埃及的军队，悄悄返回法国，通过“雾月政变”夺取了政权。但是，那支留守埃及的法国军队在1801年和英军作战时惨遭失败而投降。于是英军缴获了罗塞塔石碑，并于1802年把它运回了英国。后来，英王乔治三世以自己名义把它捐赠给大英博物馆。从此，罗塞塔石碑被放置在埃及厅，成为镇馆之宝。

图4 古埃及罗塞塔石碑（大英博物馆）

罗塞塔石碑的发现，引来了很多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的关注和考究，其中很有影响的一位是瑞典东方学者约翰·奥克布莱德（Johan D. Åkerblad，1763-1819）。奥克布莱德在巴黎求学时的导师是语言学和东方学家西尔维斯特·德·萨西（Silvestre de Sacy，1758-1838）。萨西早已对罗塞塔石碑做过考查，读出了其中五个人的名字。奥克布莱德继承了他的考察工作，从29个符号中辨识出约一半的正确发音。不过，他错误地认为石碑上的象形文字对应着一个字母表。1810年，奥克布莱德将他的报告送给德·萨西出版，题为《备忘录：关于埃及一些城镇和村庄的科普特名称》。然而不知何故，该书的出版被耽搁了，拖到1834 年才正式面世。书名中的“科普特”是一种语言（Coptic Language），是古埃及语的晚期形态，由古希腊语和古埃及语结合而成，还带有一个独特的字母表。科普特语后来逐渐被埃及阿拉伯语取代，但今天尚残留在埃及一些古老传统教会中使用。

罗塞塔石碑破译的一个关键人物是英国博学家托马斯·杨（Thomas Young，1773-1829）。托马斯·杨开始时使用奥克布莱德的象形文字符号字母表。1814 年，他使用增补后有86个象形文字符号的字母表大体上解读了碑文，破译了13位王室成员中的9个人名，同时还指出碑文上部象形文字符号的正确读法，后来成书发表。托马斯·杨对语言和文字很有造诣，他曾对大约四百种语言做过比较，并在1813年就提出了“印欧语系”的分类。1819年，托马斯·杨在《大英百科全书》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埃及的重要文章，明确声称他发现了罗塞塔石碑文字的基本原理。托马斯·杨去世后，后人在他的墓碑上刻上悼词：“他最先破译了数千年来无人能够解读的古埃及文字”。

接下来，法国学者商博良发现象形文字兼有表音和表意两重功能。这一说法起初颇受质疑，但逐渐为学界认可。商博良大体上辨识了多数表音象形文字的含义，并重构了古埃及语的大部分语法和词汇。他在人类文字史上功不可没。

托马斯·杨和商博良有过沟通，但故事颇具戏剧性。1814年，商博良分两册出版了《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一书。同年，他写信给英国皇家学会要求让他对罗塞塔石碑作更好的诠释。时为学会秘书的托马斯·杨收到信件后不高兴了，次年做了个否定的回复，说法国的这个提案和英国已有的版本没有太大区别。那是商博良第一次知道托马斯·杨的古埃及文字研究，并且意识到自己在伦敦有个强劲的竞争对手。此后，两人的考察和研究工作互相保密，再也没有书信往来。

其实商博良早在1808年便开始通过Abbé de Tersan的拓本去研究罗塞塔石碑。1822年，商博良正式发表了象形文字的翻译和语法系统的综合研究成果。他在写给法兰西文学院院长Bon-Joseph Dacier（1795-1833）的“致Dacier关于语音象形文字字母表的信”里，系统地报告了破译罗塞塔石碑上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结果。他写道：“我相信，远在希腊人来到埃及之前，他们刻画的象形文字中就使用了相同的语音符号来表示希腊和罗马专有名称的发音，并且这些复制出来的声音或发音方式与希腊人和罗马人以前雕刻的涡卷装饰图案是一致的。这一重要而决定性的事实的发现，完全是基于我本人对纯粹象形文字的研究。”和许多同行一样，托马斯·杨也公开赞扬了他的工作。不过，据说托马斯·杨随后发表了一篇关于象形文字和古埃及文字新发现的报告，并暗示自己的工作是商博良研究的基础。

图5 取自商博良写给法兰西文学院院长的信（1822）

1822年起，商博良一方面致力于深入学习科普特语，那是埃及考古的必备工具，另一方面致力于研究古埃及历史和世俗生活并试图挖掘古埃及的音乐和艺术遗产。

1824-1826年间，商博良前往剑桥、都灵、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罗马、日内瓦和里昂等地的多个博物馆，考究了数百处石碑、雕像、木乃伊、莎草纸上的古埃及文字。今天法国国家图书馆里依然珍藏着商博良许多手稿，包括考古工作地图、文字解读笔记等，其中有不少与埃及文字相关的手绘图，以及他临摹的石碑、雕像甚至石棺描本。

图6 商博良临摹Amun神庙碎片上的羊（1824-1826）

1828年，商博良带领一支联合考察队（Franco-Tuscan expedition）到埃及做了两年考察。期间，他们主要逗留在尼罗河上游地区特别是东岸的卡纳克（Karnak）。在那里，商博良破译了Amun神庙墙壁和廊柱上的古文字秘密。1829年1月1日，他写信给法兰西文学院院长Bon-Joseph Dacier，说“我可以很自豪地宣布，我已经沿着尼罗河走完了从河口到第二个瀑布的路线。我们不需要改变我们现有象形字字母表中的任何内容。我们的字母表很好：它可以成功地用于罗马和托勒密时代的埃及古迹，以及更重要的法老时代所有神庙、地标和坟墓上的铭文。这一切，都支持了您在象形文字工作远未受到重视时便给予我的鼓励。”埃及考察之后，他感叹道：“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像古埃及人那样构想出如此崇高、广阔、宏伟的建筑。”他的许多考察成果被后人整理在1845出版的《埃及和努比亚纪念碑》文献集里。

1829年托马斯·杨去世，随后1832年商博良去世，于是对古埃及文字的破译工作便停滞下来。不过，到了1850年代，古埃及文字基本上被梳理清楚了。在学术后人的评论和争议里，可以看出英国人基本上支持托马斯·杨，而法国人则普遍推崇商博良。这一切似乎尽在情理之中。

图7 商博良的手绘和笔记（1828-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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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博良1790年12月23日出生于法国南部Figeac镇，父亲贾克·商博良（1773-？）是个书商。他在七个兄弟姐妹中最小，大哥哥贾克·约瑟夫（Jacques-Joseph，1778-1867）比他年长12岁，是他的童年呵护者和日后的人生导师。

商博良小时候读书并不出色，但被发现极具语言天赋，能说好几种不同的外语。他8岁那年从父亲书店的报纸上读到拿破仑率兵攻入埃及的消息，大受吸引，随即成了《埃及信使报》的一名贪婪小读者。

1801年，他跟随哥哥进入了格勒诺布尔大学（Université Grenoble）攻读语言学。在大学里，他掌握了拉丁语、希腊语以及一定水平的希伯来语、阿姆哈拉语、印度梵语、阿维斯坦语、巴列维语、阿拉伯语、叙利亚语、迦勒底语、波斯语和汉语。

1806年，他在毕业后写给哥哥的一封信中说：“我想对埃及这个古老的国家做深入持久的研究。我充满了探查他们的纪念碑以及他们的力量和知识的热情。随着我的成长并获得更多新知识，这热情将会继续增长。在我喜欢的所有人之中，我会说没有别的人比埃及人在我心中更为重要。”

1807年，他进入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专攻东方语言。期间，他感到没有一张按年代顺序排列的大事表不利于历史学和语言学的研究，于是自己编制了一份法老王朝历史年表，取名为《从亚当到小商博良年表》。

1809年，他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并成为格勒诺布尔大学的历史学助理教授。在那里，他任教直到1816年。期间，1812年他与Rosine Blanc（1794-1871）结了婚，两人养育有一个女儿（Zoraïde，1824-1889）。

1818 年，他接受邀请出任英国皇家学院历史和地理系主任，在那里任职至1821年。

1824 年，他出版了专著《象形文字系统概论》，被认为开创了一门“埃及学”。

1826 年，他被任命为卢浮宫博物馆的埃及馆馆长。

1831年，他回到法兰西学院，任职埃及学讲座教授并担任埃及学学会主席。

1832年3月4日，商博良因中风内出血在巴黎逝世，享年42岁，被安葬在Père Lachaise 公墓。

图8 商博良墓碑（巴黎）

商博良去世时留下的手稿《古埃及文法》经后人整理于1836年出版。

2004年，法国埃及学会在商博良哥哥贾克·约瑟夫生活和工作的 Grenoble镇召开了第9届埃及学国际会议，同时在附近一个叫做Vif的地方开始筹建“商博良博物馆”，于2021年建成后正式向公众开放。

图9 商博良部分书籍（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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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是四大古文明之一。埃及不但有自然的尼罗河和撒哈拉沙漠，更有先人创造并留下的灿烂辉煌文化。除了象形文字，埃及还留下了金字塔、木乃伊、宫殿、神庙、莎草纸等等，以及许多引人入胜的神话故事。可是，古埃及文字并不是由埃及人的子孙解读并传承下来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

不过，古埃及的先贤们也许不能责怪他们的子孙。和中国、古印度、古希腊的文明不同，像古巴比伦文明那样，古埃及的文明是曾经中断过或者说湮灭了的古文明。在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古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前356-323年）征服了古埃及，在那里将古希腊语作为官方语言使用。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古罗马又征服了古埃及，摧毁了大部分古埃及文物并在那里推行古拉丁语。到了529年，罗马国王查士丁尼一世（Iustinianus I，约482-565年）还下令关闭了埃及所有的神庙和文化聚集地。埃及的最后一次大灾难发生在644年，强悍的阿拉伯人彻底征服了埃及，在全国改用阿拉伯语并改信伊斯兰教。经过这千年洗劫，即使残留的古埃及文字和文献都被破坏得荡然无存，古埃及文明遗产从此不复存在。

可以相信，如果不是托马斯·杨和商博良的惊人发现，埃及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的祖先曾经拥有过也许是人类最古老的完整象形文字呢。

图10 埃及Khufu金字塔与狮身人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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