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本质区别与联系_风闻

前按，

【本文追求结合历史经验和既有部分社科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特征或性质及其二者间的联系进行学术性探讨，旨在试图破除一些经济学专家学者对于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本身不必要的误解与迷思】

本文所谓市场经济，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模式；计划经济，则指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的经济模式。

无论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都需要有众多经济主体（即企业以及非企业社会功能型组织）的参与。经济主体，不一定是市场主体。市场主体，即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功能型组织体，它一定是经济主体。经济主体，可以营利为目的，也可以非营利为目的。

以物易物的小农经济时代，不是不存在经济行为和经济主体，是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和市场主体；或者更准确地说，小农经济时代，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尚处在相当次要的经济边缘的地位，有条件经常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人口与经济主体的数量占比非常小。

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小农经济为典型的自然经济，既区别于当时社会存在的官办经济，也有别于现代政府在经济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的计划经济。无论小农经济还是传统社会的官办经济，在社会经济范畴中仍属于接近于完全自发的性质。

无论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都是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了工业化之后形成，并塑造出了一系列社会意识形态范畴的前提下所谓现代社会中的新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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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亚当.斯密（1723-1790）生活的年代大约在中国清朝的中期，此时距离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640-1689）已经过去将近100年。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方式在亚当.斯密出版著名的《国富论》（1776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时，已经在英国为典型的西北部欧洲的一些国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经济史学家称之为“重商主义”（区别于欧洲内陆以及欧洲之外仍然盛行的所谓“重农主义”）。

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方式也就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自由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方式。尽管起初它不刻意排除政府对于市场经济行为的干预（事实是，具体的市场主体往往制止不了政府对市场主体行为强有力的干预），但是它依然会十分顽强地抗拒或有意地回避政府对市场经济行为有意的干预，却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能。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当中，对政府有意干预市场经济的行为做了消极的处理，他并不认为（似乎也没感受到）有限政府具有干预市场经济行为的必要性和主动性。

因此，**从亚当.斯密到哈耶克（1899-1992），无不强调自由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属于一种社会自发秩序。**经济学界将亚当.斯密经济学称之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将后者称之为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区别在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时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没有发展到工业化大生产阶段，政府对市场主体行为有意的干预也没有发展到十分突出自觉的程度，因而当时也没有后来所谓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区分。

宏观经济学的鼻祖（或代表性开创者），是在20世纪初叶才著书立说的凯恩斯（1883-1946）。此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发展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的阶段。由此，政治政府和所谓市场经济自发秩序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

在亚当.斯密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助力下，其内生性矛盾（社会化大生产与有效社会需求相对不足）冲突在19世纪中期便达到了一个最高潮，巨大的经济社会危机最终在欧洲内部大爆发，史称1848年革命。

首次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产生重大经济社会危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创立了崭新的政治经济学，它从现代社会经济和现代政治现象彼此间无法完全割裂的角度，分析和思考未来社会健康有序运行的逻辑以及社会理想的某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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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马克思主义深刻而全面地认识到，人类自身的社会性劳动才是社会财富真正的源泉，包括早期资本主义赖以托生的原始资本在内。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原理的灵魂和精髓。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相对于大众消费资料而言的）私人所有制（最终必将发展到资本私人所有制），势必导致社会化工业大生产与有效社会（共性）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激烈地周期性冲突，或引发各种社会性危机大爆发。

于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者从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本性内生结构性矛盾的愿望和理想出发，提出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架构与设想，并付诸于探索性和革命性实践。

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在将理论付诸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真诚而严肃地将反对和反击各种历史虚无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纳入到了具体而现实的工作系统中，在与形形色色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民粹主义、伪社会主义以及真实存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了无可妥协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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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深刻全面认识到了现代社会经济和政治行为的矛盾统一性，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才设想出：奉行科学社会主义理念的现代政府，或可以通过计划经济的模式实现现代工业经济有益于整个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和进步。

计划经济模式不仅是伟大的社会主义理念有益的尝试与探索，更重要的是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洲和北美洲之外的广大后发展国家或地区，成为当地强烈抗拒和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对外殖民，实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最有力的工具。

计划经济的有效性，建立在对存量经济资源有着非常明确而统一的国家目标实现的前提下，不少后发展中国家由此建立起了强大而独立的政治系统以及国防和军事反击外来武力侵略的力量，成功地阻止了新一轮殖民帝国主义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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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计划经济，还是我国建国之后相当长时期内实行的计划经济，国家（中央政府）首要追求的目标无不是寻求“现代国家经济体国际政治地位的独立和自主”。只要达到并实现了这一根本性目的，计划经济模式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20世纪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面临的严酷斗争性现实，充分说明了计划经济模式在现代国家经济体赢得国际政治地位独立自主的使命中，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和功效。因此，20世纪上半叶发生在世界多个国家的“计划经济”，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有效的彼此设防与防卫的战时经济的模式。

此时的计划经济，在广大后发展国家无不以工农业之间可以存在“巨大的经济剪刀差”作为计划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前提与社会实践的背景，这几乎是所有后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必然经历的道路。

计划经济以最大化运用国家内部的经济存量为主旨，以有效协调国家公民之间有差别的消费方式和消费水平为依托，同时不完全排除谋求经济增量的多种可能性。但是，由于计划经济首要的目标不在于经济增量的发展或扩张，因而它割除或抑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内在对外掠夺性扩张的本能。

与此同时，由于计划经济内在扩张性动能严重地不足，即使在具备相当科研实力的情况下，由于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需要的市场规模不够大，扩张性的经济发展目的性不够强，其经济效益最大化也难以得到最充分地保障与提高。

只要计划经济足以提供国家对外积极防御保障实力的能力，它便具有了在一个政治国家长期主导生存下去的可能。而能彻底打破这一主导性政治力量的因素，或者主要来自于国家外部势力的干预，或者根本性来自于其内部政治力量格局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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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事实上，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经济计划性往往远超计划经济国家国有企业内部计划的有效性），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实现社会经济发展或国家（中央政府）政治目标的工具。

计划多一些，还是市场多一些，不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1992）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以理解为追求实现“具有一定个人收入及私人占有财富差别的共同富裕”—— 个人收入及私人占有财富的差别究竟需要有多大？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基于当地公众对社会传统价值观念理解和接受的情况，还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系统如何有效地避免爆发重大的社会动荡大规模对抗流血冲突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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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经济的对外扩张性，源于资本（私人资本以及公有资本或共有资本）本身性质具有的特性。资本趋利的本能，决定了自由市场经济关心关注经济效率胜过关心关注社会劳动收入及经济财富分配符合兼顾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

因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公平正义程度的高低，根本上取决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系统（中央政府或联邦制的地方行政当局）政治觉悟与政治信仰实践能力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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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推动和促进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广度、深度及规模，伴随着自由市场经济全球化扩张的进程。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广度、深度及规模，也伴随着资本主义同质化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全球化扩张的进程。

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的全球化经济在各个地区、国家中发展不平衡，由此引发政治分裂的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人类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之间的矛盾或冲突。在这种矛盾与冲突激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即便在21世纪的今天，计划经济作为一种政治目标或特定经济结果实现的工具，也会再一次发挥出市场经济无可取代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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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主权国家内部的消费市场（内需）规模越大，自由市场经济功能发挥腾挪游刃的空间就越大，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空间也越大（内循环）。

独立主权国家内部不同区域（内需）市场规模的大小，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统一大市场法治秩序功能发挥的如何，还取决于当地地方政府政治领导力及其驾驭自由市场资本势力能力的高低，包括恰当运用计划经济的模式、手段或工具，调控或组织当地存量经济资源以达到优化市场环境及因地制宜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升级的目的。

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一旦脱去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思想禁锢与束缚，即可以为奉行经典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指的是政治实体，而非局限于中央或地方政府）所利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和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发展理论的创造。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和革命家邓小平，无疑在这一过程中做出了伟大的开创性历史性贡献。

2013年末，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历史性决议，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持续完善和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大的理论指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发展与不断地完善和改革，有助于使早已丧失了人类文明与政治自觉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再一次回归到类似《论语》或《道德情操论》所揭示警示的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急切需要服务的根本的目的上去。

人类既已摆脱了丛林，为何还要坚持停留在丛林生存的法则之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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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以来，纯而又纯的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只存在于一些教条主义的经济学家或固守某种狭隘政治意识形态观念政治家的思维框架中。

即使在我国（中央政府）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也没有完全取缔民间社会客观存在的大量市场经济的元素，有些是属于地下经济的形态。只有承认计划经济时代我国依然存在着大量市场经济的元素，也才能够解释人民在历史发展创造进程中所具有的主体性作用。

也只有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经济模式仍具有某种程度的建设性和拓展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或才有可能具备使落实“人民政府服务于人民”的执政理念，依然具有其政治现实中的合法性。

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未来与前程，不会因为国际时局的重大改变而止步。相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内容的不断充实、完善与发展，也势必伴随针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孰优孰劣的社会争论而不止。

实践，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

最后，我要说：“理论从来都是抽象的，而生命之树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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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参考：

弄懂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联系和区别 评论 2 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