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云| 选“清零”还是“共存”，是医学问题，也是心理问题_风闻

简单聊聊疫情的事。

01有人动摇了

大家对谭德塞应该还有印象，就是之前被武汉防疫感动得热泪盈眶的世卫组织总干事。

当时他说过一句话我还引用过，他说，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

其实这话还有后半句，“我相信中国能够控制这场疫情，所以世界卫生组织不会建议限制贸易和活动。”

不过最近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翻脸了，他公开称我国的“清零政策不可持续”，必须更改防疫政策。

其实谭德塞不是今天才翻脸的，自从拜登上台后，他就一改此前还算中立的立场，跑偏得不行。

美国要搞“武汉新冠溯源”，谭德塞支持，搞一遍不行，还要配合再搞一遍。最近他在日内瓦讲话时声称：“中国隐瞒了一些疫情的原始信息，放弃新冠病毒是人造病毒的理论还为时过早。”

随后，世界卫生组织便提出第二阶段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计划，要求对中国武汉病毒实验室等地点再次审查。

查你M呀，你个工具人。

真当中国是软柿子了，那么多国家要求世卫组织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他查了吗？

其实谭德塞这种人就是典型的政客，利益永远比节操重要。此前说中国好话，也未必是被中国人感动，主要还是特朗普宣称要退出世卫组织，拒交会费，他急需另找一个冤大头。

后来拜登赢了，民主党那套又回来了，到处撒钱，谭德塞自然毫不犹豫就投到对方的怀里。

算了，这种人不想聊多了。

但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想，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很多人借谭德塞的话来质疑“清零”政策，以至于人民日报都不得不刊文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动态清零’政策”。

为什么强调“毫不动摇”？说白了就是有人动摇了呗。

自从3月份S市的疫情恶化后，关于“共存”和“清零”的争议就没停过。

这背后当然有人在煽风点火。他们有的是标新立异蹭流量，有的是收钱办事搅混水，还有的是“马某某”之流妄图制造分裂搞事情。

这方面我写过很多文章，今天想换个角度聊聊。

02公共政策

从公共政策学角度看，“共存”和“清零”无疑属于公共决策。

公共政策学认为，公共决策会影响民众群体心理，而民众群体心理又会反作用公共决策。

有两方面客观的事实我们必须承认：

一方面，当存在多个公共政策选项时，民众是无法理性认知到每一个选项的真实体验的，也是缺乏信息去提前预知各自对应的代价的。

说人话就是，群体是盲目的。

以“共存”和“清零”为例，在做出决策前，民众并不清楚选择这两者会有什么区别和后果。

那么公共决策如何做出？

最理想的状况是，一个被筛选出来的精英群体，基于民众的根本利益，动用自己的优势信息和更高理性，去做出更符合民众利益的政策选择。

这就是公共政策学的基础。

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又要面对这样的事实：一是精英选拔方式并不完美，选出来的精英未必是精英；二是精英屁股不一定正，他们未必能真心实意基于民众利益做出决策；三是心理学层面，人对负面体验的敏感度要远高于正面体验。

前两点很好理解，重点讲讲第三点。事实上，无论公共决策多么科学，考虑多么全面，总会让社会付出代价。这代价，既包括选择本身对应的纸面分析层面的代价，也包括在落地时绝对无法百分百有效执行的现实代价。

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决策能让所有人受益，总有一部分人在公共决策中受损。

而民众对受损的敏感度会远高于对获益的敏感度。

例如，“清零”能让更多的人远离感染，也能最大限度避免经济损失，但民众往往没什么体会，反而是“清零”带来的不方便让民众体验更深。

这就是负面体验敏感度高于正面体验。

这两个客观事实会造成民众本能地怀疑公共政策选择正确性。

既然如此，有什么办法能化解民众的怀疑？最理想的答案是让民众分别体验一下不同决策的后果，再由民众做出选择，但这样代价会很大。

公共决策不是买水果，先尝后买的可能性不大。

03边际递减效应

西方选举制度的特点是，它貌似给了民众尝试不同公共决策的机会，可事实上却造成政治比烂。

A政党提供A方案，说得天花乱坠，民众认为不错，大家把票投给它，结果体验很差，引发民怨。

于是B政党趁机踩一脚，并提供B方案，民众认为可以试试，于是转投它，短期内负面体验清除，民怨缓和，可用不了多久又发现，B方案同样很差。

所以你会发现，多数时候西方选民根本找不到自己满意的候选人。选B不是因为赞同B，而是因为讨厌A。即便了真心支持的，在度过最初的蜜月期后，很快就开始反感，最终导致政客各种甩锅，政党交替坐庄，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根子在于，资本控制下，西方精英并非真心实意基于民众利益做出决策。

那么，如果某个政党真心实意基于民众利益去做出决策能否得到大家认可？

仍然很难，因为公共决策还有边际递减效应。

在社会管理中，一个政策出台以后，刚开始往往管理或者规范效应很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政策的功能就越来越小了，也就是说政策的管理规范制约或者引导效应在不断减弱，这就是边际递减效应。

换句话说，即便A决策是最有利于保障民众利益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边际递减效应出现，规范性和制约力会减弱，同时，民众负面体验会攀升，甚至成为主导，最终引导民众倾向于B决策。

仍以“共存”和“清零”为例。

无数事实摆在面前，“清零”是最有利于保障民众利益的，但民众因“清零”产生的负面体验在攀升，而该决策又遭遇边际递减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群体心理会随着负面体验的攀升而迷茫，最终转化成尝试“共存”的冲动。

这就是边际递减效应带来的必然结果。

正如《乌合之众》的作者所说，群体是盲目而冲动的。

04迷茫的人类

那怎么办？顺着民众的情绪来吗？在一个不存在外部竞争，也不需要考虑向上发展空间的稳定社会里，这很可能就是最佳选择。

中国古人说的无为而治，以及马爷的国家消亡论就产生于这种状态。

这段可能让一些人懵逼，我解释一下。

什么是“不存在外部竞争”的“稳定环境”？

大家都听过“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由于凭借某种优势（自然资源、人口等），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均收入达到了一定水准，但长期停留在该水准的情况。比如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东南亚的菲律宾。

一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经济问题，可事实上它也是个公共管理问题。

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很多，其中核心问题就是国家工业未能完成升级，而民众对工资待遇、社会福利的期待却在上升。

这种“期待”会转化成行政决策。

决策者因“福利政治”的需要，顺应这种期待，最终造成工业成本上升，原有工业能力被外部竞争淘汰，从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人均1万美元）。

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在“共存”和“清零”之间，为了顺应民众的冲动选择共存，那陷入泥潭是必然。

但是，民众的主观体验又是不容忽视的，如果完全不管，最终会引发滔天的怒意，稍微有人煽动，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再次提醒，群体是盲目而冲动的。

就人类社会进程而言，苏联解体无疑是一种退步，但民意在别有用心者的操纵下，照样能引发这种退步。

人类社会并不是一直向前的。

看到这，大伙大概应该明白我写此文的目的了。

“清零”和“共存”不是简单的医学问题，也不是非黑即白的政治问题，而是关系到群体心理学、公共管理学的社会管理问题。

管理者不应该忽视民众的主观体验，更不能因为科学正确就盲目自信可以走到最后。

05尾声

那么应该怎样做？一是不断用行动证明，管理者是真心实意基于民众利益做出的决策，取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二是不断调整公共政策选择，让民众产生“有了变化” 的认知，从而抵消民众的负面体验。

“清零”政策的前提是“动态”，“动态”更考验科学性和有效性，必须充分考虑民众体验，不能一味地加码，也不能盲目乐观。

这很难，尤其是看不到尽头的时候更难，但我相信我党能做到。

中国不是第一次面临这种考验，我党也不止一次用行动证明在公共政策选择上超强的校准能力。

我想这次也不会例外。

全文完，谢谢阅读。

文章首发于个人公众号“观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