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为什么出不了马斯克？经济影响了中国年轻人的思想自由》解读 回帖的深层背景_风闻

从“中国为什么出不了马斯克？”“经济影响了中国年轻人的思想自由”一文解读 guan_16301319202655回帖的深层背景

      guan_16301319202655回帖说的不错。 的确，中国的投资人对科学技术还比较生疏，因为中国的投资人本身对纯智性的东西知道的很少，对科学技术隐含的资源禀赋（包括管理决策体系）一无所知。只有少数在某个行业里耕耘多年的人才有可能把握纯知性投资的机遇。所以中国的证券市场就是只看到当下能否赚到钱，看不到科学技术的“内生动力”，说白了这些投资人就是圈钱。中国的这种情况和历史文化有很大关系：西方到了近代宗教与科学有着密切关联，比如牛顿、哥白尼、伽利略都既是宗教信者又是科学的探索者。所以在宗教统治时代，西方的自然科学演化进程就存在着天然的土壤。

       中国的历史不是这样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大夫政治文化占有主导地位。这种“实用主义”的政治文化的背后是皇权法统，也就是士人的出路是做官“治国平天下”。自春秋以来的中国哲学史就是强调“修身治国平天下”和宣扬“安分敬制”，从来不讲“开启民智”探索自然。所以中国的古代，科学萌芽只能产生于“匠人”阶层，自生自灭。即使社会中仅存的、有那么的那一点点离散的“科学智慧”，在皇权法统和宗教规制的约束中也是不可能通过商品流通形成理性的认知体系。而西方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再到现代宇宙观的世界观形成，整个过程都是在宗教的框架下逐步形成了科学体系——因为它至少有比较合适的演化环境。

      如果说春秋前后成就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那只是属于人文政治哲学范畴。与现在讲的自然科学哲学体系至少不完全是一回事。

       如果说早先西方科学是一个面，那么中国古近代科学不过是某几个相对孤立的“点”，中国的医学发展史也告诉我们——中医理论的基础首先就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底子。正如陈嘉映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不是不聪明而是缺乏对纯智性的追求”（《中西思想文化源流的若干差异》）。西方人从“什么”到“为什么”一直有一种执着的精神。中国人则似乎满足于“妙手偶得”为止。

       举个例子：陈景润大家都知道吧？他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当时不为学术界所重视，幸亏王亚南的推荐才得到华罗庚的帮助进了数学所。同样，没有熊庆来的支持华罗庚也没法进入数学界。还有一位就是最近才报道的数学奇才陆家羲——一位民科的数学大家,数学“组合论”的世界权威，在中国数学界举办组合论国际学术讨论大会时邀请加拿大教授讲学被质问：你们不是有一位陆家羲博士吗？要我去做主讲岂不是班门弄斧吗？到这时主办方却一头雾水：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位研究组合论的陆家羲博士。这才开始满世界找陆家羲。最后，还是在当初陆家羲的论文多次被科学院以“意义不大”被退回后，苏州大学那位教授指点他到国外投稿一举成功并连续投送8篇论文震惊世界数学界。到这时，陆家羲才被大呼小叫地被请到各处作学术报告。即使到这时，没有人注意到陆家羲窘迫的家境，此时还只是没有职业，没有收入的“业余数学爱好者”。为了学术开放陆家羲放弃了国外投稿的所有版权，而女儿吃到的唯一的两个橘子还是陆家羲在座谈会上舍不得吃带回家的。回到家，兴奋至极的陆家羲——当夜离开了人世，留下的只有8个世界级数学成果和抽屉里的那份还没有完稿的论文。我们现在知道人才的宝贵了，可是被我们埋没了的那些科学大家：叶企孙（培养了32位中国顶级科学家）、束星北（曾经是爱因斯坦的助理教授，在自己扫厕所的地方借助一个小计算器完成了中国第一次航天器返回地球落地点计算数据且相当精确，而且国家给的100万元也分文不取）和陆家羲们要不要反思？古人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面对人才的种现状，我们这些后人是不是愧对祖先的教诲？

       现在不是都在说程序的算法是核心是基础吗？我们应该清楚：程序的算法底层就是数学算法！而陆家羲的研究成果恰恰是对计算机仿真程序的贡献。我们习惯于“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可是这“亡羊补牢”只不过是一种事后的无奈之举而已。

      说句不好听的话，中国现代科学工程体系直到钱学森回国后通过“两弹一星”项目才真正建立起中国自己的中国现代科学及工程体系。钱学森不仅仅是导弹专家更是伟大战略科学家以及系统工程大师。其实，钱学森对国家的最大贡献还不是导弹，而是他为中国的现代科学及工程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我们后来的所有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工程体系都是基于钱学森的系统思想。

       说起来，撇开政治先不说，就以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能量而言，中国的企业家和投资人自身的科学禀赋和判断力与美国的财富精英远不在同一水平上，连很多高层学者都与大师差距很大。什么是大师？我的理解就是：大师一是要能发现人才，二是要能指引探索的路径。田长霖先生说很早就告诫我们：“大学不能大而化之。要有大师，要能培养出大师”。华为的任正非非常有远见：10年不给俄罗斯的青年数学家施加压力——任其思绪飞扬，直到有一天这位数学天才告诉他“实现5G的数学算法找到了”。任正非是中国为数不多的能“看破天”的企业家。

      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如果人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那么高层次的需求（发展和兴趣）就会减弱。所以现在年轻人对纯智性的追求程度与其生存条件是呈正相关的：即生存问题不解决，对纯智性的追求程度就会减弱。我们不可能让绝大多数人都像华罗庚、陈景润和陆家鑫那样始终沉浸在知识求索的海洋中。

      不仅中国投资人内在禀赋远远不够（因为他们原初只是买卖人），就是金融机构（包括四大国有银行）也不具有资产处置与管理的能力。这也是国企改革中资产处置产和“过剩产能”的无效流失。而在发达国家，相当一部分企业资产和“产能重生再造”都是银行增值的通行手段。不仅如此，这些银行财团·还能通过金融工具控制优势企业而获得更多利润。我们的股权市场就我来看，还远没有脱离“套利”的怪圈。

       guan_16301319202655的确讲到了问题之所在，现以他的一段话来作为结语以示敬意：

       美国的优势在于，风险投资人相对于中国对新技术更敏感，也了解人的潜能可以被压榨到什么程度，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多年媳妇熬成婆。同时比中国风投掌握更高效的市场资源和社交能力，也就是可以在生意方面帮到创业者。相对来说，中国的投资人对技术还比较生疏，自己也欠缺科技行业的基层历练。除了财大气粗的土老板，就是政府或者金融机构的财务出身，最多还了解一些科技情报，也以人云亦云跟风为主。相对美国资本，中国投资人更看重科创企业负责人的经营能力。觉得商业模式流行（比如资本对共享单车的追捧和重复投资）而且经理人做事靠谱才能放心投资，而对书呆子、技术宅不感兴趣，也不想花时间弄懂到底这个有没有前景。中国投资人很少自己介入来做业务，让科创精英专心做研发，最多派个财务来签字管账。

     注: 原贴参见https://user.guancha.cn/main/preview?id=763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