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国际关系研究与历史同行_风闻

**作者：**袁明，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国际关系研究是一门显学，在过去的40多年里成为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一道亮丽风景。未来，中国与世界各地的学者们若有兴趣对这一段历史做研究将会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研究者们对这个题目投入了巨大的人力与心力，每一位都是该领域的“探路者”。2022年3月，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刘德斌的新著《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书名直指“中国和世界”这个核心命题，既是大历史命题，也是大时代命题。

《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封面

学习与了解知识，是一种文明的能力。自晚清以来，一代代中国学人放眼看世界，做的一直是“增量”。来自西方的各种国际关系学说，或历史或理论，纷纷被介绍到中国来，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便蔚然大观。中国不是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开创者，“国际”（International）这个词是欧洲人的发明。作者在书中直接引用了当代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开拓者罗荣渠的判定，“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大转变，它使工业主义渗透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欧洲内部的变化，引发了后来欧洲向全世界的扩张。此外，这些变化也塑造了欧洲内部的国际关系体系，我们都要用大历史眼光来看待这些变化历程。

欧洲内部的国际关系体系，发端于结束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三十年战争期间打了大小数百仗，使德意志大地承载了难以想象的苦难。18世纪德国著名诗人、剧作家与历史学家席勒著有《三十年战争史》一书。在叙述了战争给欧洲带来的惨状以后，席勒沉痛地写道：“千万张嘴千万次地在祈求和平，即使最有害的和平也被当成是上天的善举。” 因此，在书的结尾部分，席勒慎重提出，关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内容应当另成篇章。因为“缔结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命名的著名的、不容践踏的神圣和约是一项巨大的事业”，“要完成这一艰难、昂贵和持久的政治艺术品需要克服无休止的障碍，统一有争执的利益，使一系列偶然事件一起发挥作用”，“仅仅为促成谈判需付出多少辛劳！要使开始的谈判在变化多端的战争风云中持续下去又需付出多少代价”。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上，前人留下了许多的标记，值得我们不断去探识。

中国进入现代国际体系较晚，而且是被强迫拖入的。曾几何时，中国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如今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大国，成为全球更公正、更平等的国际秩序倡导者之一。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呢？这既是时代之问也是历史之问。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不得不深思全球格局发生巨变之时的处世之道。既然是“道”，就必须超越过往的认知，用理性思考从历史和更大的全局看待挑战。刘德斌曾在1999年发表文章《难以告别的20世纪——20世纪留给21世纪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战争、民族冲突、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重压力、冷战意识和全球文化认同等五个问题是20世纪留下的难题。21世纪已经行进到第22个年头，眼下发生的一切已经足以说明这位历史学者的眼光。21世纪初的作者并没有预测到这次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但是“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重压力”的大命题，无疑点出了包括疫情在内的人类共同面临的大挑战。应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双重压力”，也可以说是应对内部和外部叠加的双重挑战。这些都不是单凭一国之力可以做到的，必须寻求全球共治。

学术活动是人在所处时代的思想活动和实践，是“灵性之动”。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人的灵性痕迹被书面化的语言文字覆盖了。如果书面化的语言再被格式化、公式化、程式化，这不是文化的福音，而是文化的悲哀。《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一书帮助我们“活在当下”，但是必须“明白地活在当下”。因此，“问题意识”非常重要。该书一开始就提出“史学危机”这个在20世纪80年代被热议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这么一个历史知识丰富、历史文献浩瀚、著史传统深厚的国家，会出现“史学危机”？该书开篇就提出，当时“史学圈内的人，特别是中青年史学工作者有种危机感，确实是真实的现象”。作者当时是青年史学工作者，敏感且好学，就开始了“探路”，而且把握住了“中国与世界”这个历史大命题，做到了一路与当代历史同行，观察世界、思考中国。或者说，既从中国看世界，也从世界看中国。这个“看”，不是时事评论，不是政策报告，而是学术研究角度的把握，作者称其为“从‘历史’看‘国际关系’”。如此与历史同行，谈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与欧亚变局、世界历史上疫情防治的经验和教训、文化交流，才是从“探路”中找到“路”。

在历史大潮中沉浮需要定力，定力的凝成需要各种养分的不断滋养。对中国学者来说，研究国际关系是研究一门并非在中国本土生长出来的学问。但是观察一下现在几乎遍布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院、全球事务学院，便知在覆盖全球的现代知识体系之中，国际关系正在成为一门世界新学。外交学院原院长秦亚青在2020年第二期《国际观察》上发文表示，“‘全球国际关系学’是各种学派共生共存、互学互鉴的知识生产场所，必然需要中国的理论贡献；另一方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也需要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学界同仁和理论话语进行交流切磋，以便成为全球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对国际关系知识作出的积极贡献”。在笔者参加的一次学术交流活动中，一位美国资深外交人士曾感叹说：“现在人们都爱说多边主义，其实中国是非常维护多边主义的，中国与周边打交道，是有历史经验的。” 在人文交流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需要创造一种文化氛围与环境，即对自身文化的朴素认同与对他人文化的宽容。

已故欧洲问题研究专家陈乐民曾语重心长地提出建议，“长期以来，我就一直有一个想法，即把国际政治纳入世界历史的大框架里去考察”，“在这个大框架里，千变万化的国际政治，无非是其中的戏剧、插曲，都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曲折反映，都是人类文明进程的长江大河中激荡起来的浪花”。识别洪流与浪花是一种现代能力，《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中有一代又一代探路者的足迹与思想印记，这应该是一种文明的提升。

文章选自微信公众号“时政国关分析”，2022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