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安处是故乡！求稳是大势？卷不动的海归们,正流向中国小城市_风闻

如今，越来越多的海归正在流向三线城市。

数据显示，2021年海归群体前往三线及以下城市发展的意愿明显增强，简历投递人数同比增长了24.5%。

在疫情的冲击下，海归与国内高校毕业生一样，求稳心态凸显，考公或进国企成为热门选择。

与此同时，面对竞争激烈的一线城市，海归学历不再吃香，走入三线城市成为他们的务实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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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稳是大势

三年前，在韩国留学的李斯收到了一家韩企的offer，年薪近二十万元。李斯拒绝了，他对未来另有规划——回国考公。

从本科到研究生毕业，李斯在韩国待了近十年。多年在韩留学、兼职的经历使得李斯深谙韩国文化，为了发挥自己的优势，回国考公时他的第一选择是山东某二线城市的商务局，这个岗位需要经常前往韩国出差。

图|李斯在济州岛

2019年年底，李斯回国，花了一个月时间备考，该单位计划录取六人，李斯最终考了第七名。

这次失利后，李斯把目光转向了家乡日照。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学，他考上了日照统计局的事业编制。

不过李斯并没有到统计局就职，因为他同时考上了日照某市属国企，担任董事会办公室行政，这份工作李斯干了一年。一年后，李斯再次考公并成功上岸。

如今，像李斯一样选择回到三线城市发展的海归正日益增多。

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向新一线城市投递简历的海归人数同比增长2.6%。

与此同时，2021年海归群体前往三线及以下城市发展的意愿明显增强，投递人数同比增长了24.5%。

报告同时显示，海归群体的求稳心态凸显，2021年向国企投递简历的海归人数同比增长3.7%，3成留学生期望进入国企就业，59%的留学生认为海归群体中存在“考公热”，其中38.3%认为“考公热”近两年明显升温。

在疫情冲击的影响下，就业形势的严峻正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取向求稳。

2020年2月，中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达6.2%，创2018年1月以来的最高纪录。同一年，在猎聘网对应届毕业生选择工作最关键的因素调查中，“收入”和“稳定”分别排在前两位，占比高达76.92%和68.7%。

正如2022年4月历史学家许纪霖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所说：“这几年全球经济形势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在此背景下，人们总是在不确定的时代里面想寻找一种确定性。今天，大家首先求稳，所以才会出现深圳市中心的中学招老师，最后录取的是美国常春藤学校、北大清华毕业的博士生。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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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卷在一线城市

流向三线城市的海归中，一部分人是为了逃离竞争激烈的一线城市，对如今在就业市场中再无明显优势的海归来说，三线城市不失为稳妥的选择。

蛋堡的家乡位于河南某县，2019年之前，当地还是国家级贫困县。

从武汉大学文学系毕业后，蛋堡申请到了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研究生，专业是比较文学。2021年8月，蛋堡毕业回国找工作，一开始的目标是网易的游戏策划岗。

网易的面试官问了一通对阴阳师王者荣耀的看法，蛋堡回答不上来。面试失败，HR最后建议蛋堡“多玩点国产手游”。

图|蛋堡在英国留学时旅行

事实上，对于许多海归朋友趋之若鹜的互联网公司，蛋堡并没有太多向往，“996的工作都不考虑了”。在优渥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不再愿意靠让渡生活的舒适感去换取一份工作。

根据拉勾招聘发布《互联网行业非正常工作制民意调查报告》显示，82%的90后互联网人都曾有过非正常工作制经历，43%的90后对非正常工作制坚决拒绝。

2021年11月，蛋堡入职一家世界500强民企，负责总部旗下子公司的行政跟外宣，公司位于浙江诸暨的一个小镇。这个岗位最吸引蛋堡的地方在于，“可以把工作跟生活平衡得很好”。

平时八点钟上班，五点钟下班，中午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一个月有五六天休假，同时还有寒暑假，“简直是神仙工作”。

图|晚间诸暨小镇广场

诸暨舒缓的工作节奏和浓郁的生活氛围，最令蛋堡留恋。

一次下班后，她在一家小馆子吃了一碗米线，又到路边摊买了一袋小米跟玫瑰花茶，走到小镇的广场边，阿姨们正在唱越剧，旁边有人伴奏，再往前走，一群小男孩拿着泡泡枪，吹着泡泡玩。蛋堡说，那是她回国后印象最深刻的瞬间。

公司简单而纯粹的人际关系，也让蛋堡更加笃定自己的选择。只身从河南来到诸暨工作后，她很快便融入了同事的生活，这里的人情味令她不再孤单，“集团有个菜品研发中心，有次开发胡辣汤，同事都知道我是河南人，专门喊我来试菜，临走时还特地给我打包了很多食物。”

蛋堡的想法，与另一位海归在豆瓣“海归废物回收互助协会”小组的观点不谋而合：“国内的人际关系和行为处事比考试还难”。

特别是当海归回到三线城市，“血缘、姻缘、地缘等强连接‘熟人关系’成为重要的社会网络构建方法，很多生活中的难题往往通过建构在‘高塔’上的复杂人际关系迎刃而解。”

03

回到家乡创业

随着三线城市走出去的留学生越来越多，海归回到家乡创业的比例也逐年上升。

2014年5月，在维也纳音乐学院留学的马龙提前结束学业，回到家乡佳木斯，在堂哥的介绍下，他成为了一名房产销售。

为了干好这份工作，“每栋楼的面积、户型都得背下来，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每一户的厕所门朝哪开，窗户朝哪开我都知道。“马龙说。两个月后，他成了售楼部的销售冠军。

在售楼部干了半年后，马龙打算到大连打工，但当时女友想去苏州，最终马龙跟着女友去了南方。在苏州，他干过P2P理财、APP地推、贵金属交易，每份工作都干不长久，“干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是骗人的，良心上过不去”。半年后，马龙带着女友回到佳木斯。

马龙的父亲开了家物业公司，公司账目都交给代理记账公司打理。刚好那段时间女友在学会计，马龙跟父亲一合计，干脆开个代理记账公司，“行就行，不行这辈子就认了”，创业的初始资金来自父亲赠与的四万块钱。

跟一线城市相比，三线城市创业竞争压力小，创业所需资金少。在父亲的支持下，马龙的代理记账公司顺利开张，第二个月就发展了十来个客户。

但好景不长，随着互联网代理记账平台的崛起，为了抢夺客户资源，马龙不得不打起价格战，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如今，马龙的公司一年盈利在20万左右，为了增加收入，他正在筹划开展新的副业。

跟马龙一样选择回东北老家发展的还有花花。从读研到毕业后从事医疗数据分析工作，花花在美国待了14年。两年前父亲去世，留下一个香肠厂，这个厂子有32年历史，是父亲一辈子的心血。花花决定回到齐齐哈尔老家，接手家族企业。

图|花花家的香肠工厂

从国外回到三线城市，海归需要面临的是迥然不同的生存场景。

对花花来说，回到齐齐哈尔意味着生活的全面调整，这里远无法提供她预期的生活。花花有三个孩子，最大的7岁，最小的4岁，“孩子中文太差，上不了公立学校”，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花花让丈夫去上海全职带娃，一家人只好两地分居。

在美国时花花已经戒酒一年，但“中国的生意场酒文化避免不了，虽然销售经理可以替我喝，但有时为了拿下订单，还是得自己上”。

在过去的工作中，花花自认为 “没承受过太大的压力，没钻研过人性，没玩过办公室政治”，接手厂子后，一下子“被扔到一个信息密度极高，人际交往极频繁的环境” 。

而忙于创业的马龙再也没有碰过心爱的萨克斯，他打算等公司月盈利四万块时再花钱买个新的萨克斯，把过去的爱好捡回来。因为“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他跟妻子正打算要个孩子。

（文中受访者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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