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来这么多“敬畏家”？_风闻

近日国际米兰意大利杯夺冠，“少东家”张康阳微博发文庆祝，江苏队旧将们纷纷转发重提讨薪旧事，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对江苏球迷来说，近三十年的信仰因苏宁运营不善而崩塌，本是刻骨铭心的伤痛，但相关话题评论下却出现了一些嘲讽的声音，认为中超球队没有价值理应解散，苏宁不该承受指责。

这种资本至上的观念在国内足坛并不少见，今天笔者就从他山之石说起，探讨一下职业足球的本质。

已被拆除的苏宁训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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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英甲升班马伯里因财政问题被勒令退出联赛，成为自1992年以来英格兰第一家被驱逐出职业联赛的俱乐部，之后这家两届足总杯的得主宣告破产。

伯里的崩坏始自前任老板斯图亚特-戴治下，这位地产商自2013年收购俱乐部后便大肆招兵买马。可好景不长，随着地产公司经营不善，斯图亚特无力资助球队运营，俱乐部财政状况迅速恶化。

2018年底，另一个商人史蒂夫-戴尔以1英镑承债接下伯里，情况并没有改善。球队争气地在18/19赛季以英乙第三的身份直升英甲，换来的却是四个月后因资不抵债被逐出联赛。

伤心欲绝的伯里球迷

这家老字号在134年的历史里，熬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数次经济危机、上世纪80年代英国足球黑暗年代，却最终毁于“最好”的金元时代。斯图亚特-戴和史蒂夫-戴尔二人被钉在了伯里这座8万人口小城的耻辱柱上。

英国足坛开始反思资本与足球的关系，诚然，金元给英格兰足球带来了繁荣，却也动摇了英国足球的社区根基。自英超1992年成立以来，有62家俱乐部被行政托管，幸运如利兹联、莱斯特城等队历经艰辛转危为安，但不幸如伯里、麦克尔斯菲尔德则不得不接受破产清算的结局。

2019年英国大选正值伯里事件后不久，约翰逊政府承诺由政府引导球迷对英国足球进行治理审查。历经半年对130家俱乐部的走访，长达162页的调查报告被发布，最核心的主张是成立足球独立监管机构，对足球行业实行更严格的监管，已得到政府批准。

5月女王演讲中提出设立独立监管机构

伯里的市民也没有一直沉浸在哀怨中。2019年12月，球迷100%持股的伯里AFC成立，每年会费60磅，目前已拥有1,600名会员。本赛季伯里AFC勇夺西北郡足球联赛甲组北区（第十级别）冠军，获得直升资格。

与此同时，更怀旧的一半球迷依然忠于原来的伯里队。就在最近，他们在政府和地方议会合计145万英镑拨款，以及长居于美国的死忠皮特-亚历山大捐款的资助下，与原俱乐部托管方达成协议，以新成立的公司Est 1885为主体买回了球队主场吉格巷和“伯里FC”的商标。

伯里AFC自诞生起一直租用附近拉德克里夫队主场，下赛季搬回吉格巷、甚至与Est 1885合并似乎顺理成章。然而Est 1885倾向于以类似德甲“50+1”的理念组建球队，与AFC完全球迷所有的宗旨有所冲突，两派的共同点是在经历资本的“毒害”后，都能意识到球迷作主的重要性。

伯里球迷自发打扫废弃两年的吉格巷球场

经历万难后，这样的理念分歧似乎不算什么，但越是在这种问题上较真，越能体现球迷的主人翁精神。伯里重生的故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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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回来讨论苏宁对江苏队的是非功过。

从商业逻辑上讲，砍掉亏损严重的业务无可厚非。从法律层面讲，若真对江苏队进行破产清算，讨薪的前员工也无可奈何。法无禁止即可为，但不代表人们要坦然接受。一个企业行走在“江湖”，除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还要履行社会责任。

管理学中有个概念叫“stakeholder（利益相关者）”，不同于“shareholder（股东）”，是组织外部环境中受组织决策和行动影响的任何相关者。球迷是利益相关者，员工也是利益相关者，英国足球治理审查正是基于利益相关者，而非单纯的股东视角进行的。对于足球这项社区运动，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尤甚。

社交媒体上伯里球迷对相关责任方的指责

在社交媒体上搜索“伯里”和先后两任老板的名字，充斥着伯里球迷的指责甚至谩骂。实际上，伯里在他们手中并不算太差，分别完成一次从英乙到英甲的升级，而斯图亚特更是曾一度为升级投入了不少资金，最后落得如此名声，英国球迷是不是太苛刻了？

不止是英国，在所有足球文化深厚的国家，老牌俱乐部破产都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诚然，这些老板可能为球队付出过心血，但哪个百年俱乐部没经历过成绩不如意的灰暗时刻？伯里在英超时代一直是英甲英乙“升降机”，成绩差不可怕，失去传承才最可怕，管理不善导致俱乐部破产是不可接受的。

同样地，在江苏队27年的职业化历史里，蹉跎低级别联赛的岁月多达15年，对坚守下来的球迷来说，能够带来一次中超冠军固然荣耀，但如果代价是球队解散，又有什么意义？

2008年江苏舜天时隔14年重返顶级联赛

平心而论，苏宁也许别无选择。伴随主业的衰落和意料外的债务危机，无论苏宁是否如报道般要求过收回过往十位数的投资，2020年未支付的九位数欠薪都会成为球队转让的巨大障碍。

苏宁和金元足球时代弄巧成拙的其他企业一样，在场外利益的诱惑下犯下非理性投资的错误。从另一个角度讲，这对他们来说也许并不算错误，从当年的“去舜天”“去江苏化”、球迷出勤管理、取消北看台套票等一系列行为看，江苏队在苏宁眼中就是一个普通的下属部门，一切为企业利益服务。

有利可图时大力投入，无利可图时果断砍掉，俱乐部的持续经营、带动地区足球发展这些责任并不重要。俱乐部6个青训梯队惨遭解散，小球员们不得不另寻出路，包括当初省足协完整交给球队的2001年龄段梯队，导致江苏缺席去年全运会U20年龄段比赛。

江苏球迷抵制苏宁的活动

如今不只是本土球员、外援和教练这些金元足球受益者被欠薪，队医、保洁、食堂阿姨等普通员工也一样失去生活来源。去年俱乐部与员工庭外和解签署的还款协议并没有得到履行，劳动者作为弱势群体也无可奈何，毕竟俱乐部随时可能破产清算，他们到时一样讨薪无门。

而苏宁也为自己的无序经营付出了代价，如今苏宁易购已戴上了象征连续亏损的“ST”帽子，2021年巨亏432亿。

与此同时， ST易购董事张家少爷正在意大利开着超跑，和国米一起享受冠军时刻。在现代商业社会里，有的人永远不会输。

张康阳手捧国米获得的意大利杯

带领球队夺回阔别已久的冠军奖杯，以各种形式为球队注资5.49亿欧元，张家父子却并没有在遥远的米兰城获得众人膜拜的地位。这并不是因为本土球迷排外，而是球队已连续巨亏多年，如今苏宁已失去过往的输血能力，截至上赛季末国米净负债高达3.74亿，金融负债高居意甲俱乐部之首。

在自负盈亏的方针下举债维持竞争力，拖到一份可观的收购报价覆盖所有投入，苏宁打的商业算盘，众人看得明明白白。但本地内拉祖里关心的是自己主队的安危，而并非苏宁的成败，因此社交媒体上的讨伐之声屡见不鲜。

当然，作为早86年诞生的国际品牌，国米的投资价值远非中超球队可比拟的，不可能重蹈江苏队覆辙。可球迷没有高下之分，自己的信仰是一件更好的商品，这又多值得骄傲呢？

去年夏窗国米球迷打出抗议张家的横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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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们做的一切都合乎商业逻辑，唯独欠缺的是对足球的尊重。足协主席陈戌源做客央视接受白岩松采访时，曾说过一句引来无数嘲讽的话，“足球是公益性事业”。这句话也许不全面，但绝不好笑。

英美著作《足球经济学》就曾在“世界上最糟糕的生意——足球俱乐部为什么没有（也不应该）赚钱”一章中做出经典论断：“足球俱乐部不应该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是BBA航空公司，他们更像大英博物馆，是那种心系公众、在为公众服务的同时，保持自身具备一定清偿能力的组织。”

这一点整日泡在财务报表里的笔者最有发言权，除了商业价值集大成的几大顶级联赛里的豪门球队，大部分足球俱乐部长年挣扎在盈亏平衡线附近，遑论估值提升带来的投资价值了。在足球后进国家球迷基数有限，若只考虑财务收益，俱乐部对股东来说个个都是“包袱”。

而在中国，近三十年的伪职业化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职业氛围和足球文化。究其原因，除了职业足球的顺位长期低于国家队荣誉外，理念上的引导也至关重要。我们一直误将“职业化”等同于“企业化”，从国家出资变成企业出资，让体工队变成“厂队”，形成了唯资本论的误区。

我们都在羡慕日本足球的腾飞，尤其喜欢讨论日本壮大的留洋军团，却鲜有人研究作为基础的日本职业联赛是如何发展的。J联赛仅比甲A早成立一年，如今二者境遇大相径庭。

1993年之前，日本足球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实业团”时代。球队作为企业持有物，存亡兴废皆取决于企业经营策略甚至老板的个人喜好，而由于企业对球迷没有利益回馈的义务，球迷自然对球队也无真正的归属感，群众基础薄弱。

日本足球教父川渊三郎

时任日本职业足球联赛主席的川渊三郎没有选择改良路线，而是力排众议设立高标准，要求职业俱乐部独立“法人化”，不得由母公司冠名，并设立固定“根据地”深耕一城。这次超前的赌博成功了，企业与地方结合的新理念成为吸引政商界参与的动力，申请数量远超预期。

当时的中国足协也曾前往日本取经，得知日本企业投资足球的目的是扩大影响力和为日本足球出力。于是学到“精髓”的足协领导们选择了实用主义道路——企业冠名，简单粗暴地为企业找来了掏钱的理由，只要有钱，何愁联赛不兴？

对于企业与俱乐部深度绑定的种种弊端，时任领导只留下一句：“国情不同，日后解决。”这一等，就是27年…

94年甲A联赛开幕式

钱很重要，可以买来很多东西，甚至包括爱，但花钱有边际效应，到达阈值后，花钱的效益会越来越差。而人性又是由奢入俭难，泡沫越胀越大，终于到达临界点，“嘭”地一声炸了。回过头来看，导致一片狼藉的真的是小小的“中性名”政策吗？

资本是无情的，钱不能生钱，那就只能灭亡。这些把足球当做工具的人无视足球规律，把钱花在博人眼球而非有长远效用的地方，哄抬物价，失去利益后便抽身离开，留下来挨骂的是那群“高薪低能的废物”，却没有人在乎“高薪”和“低能”从何而来。

另一个牺牲品则是球迷。企业足球背景下，俱乐部没有动机发展球迷文化，首要考虑是如何与母公司保持一致，而球迷热爱的是一方水土上的一方足球，很难与企业形成真正共鸣。等到企业垮台时，球迷自然没有动力和财力像欧洲球迷一样接下球队的财政黑洞，反倒给了资本至上者以话柄：“瞧，靠你们自己是不行的吧！”

江苏死忠只能通过舆论支持俱乐部

在资本野蛮生长的道路上，监管者也难辞其咎。英国足球能在最鼎盛的时候反思自我，而我们每次都只能慢一拍，大批俱乐部破产才知道该限薪了，房地产行业退潮才知道该中性化和股权多元化了，从资本至上一下子转变为公益足球，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说到底，足球这门“生意”实在太过特殊。它以公益性为基础，由商业化发扬壮大。今日萧条之“危”未必不能成为明日复兴之“机”，疫情中留住职业足球的火种，趁机重塑俱乐部和球迷之间的关系，坏事也有好的一面。

曾与张家一样顶着“投机”帽子的恒大以身作则，纵使顶着嘲笑以60万顶薪建队，也没有让广州足球的番号熄灭。为求生存，昔日中超霸主放下身段开辟直播带货的副业，这一点都不寒碜，如果曾坐拥中超第一上座率的两届亚冠得主都卖不动货，那才是职业化的巨大失败。

广州队直播间

足球是群众性运动，真谛在于全民参与。巨大的人口基数摆着，中国并非缺乏热爱足球的群众，而是因为给予大众参与的机会太少，才会催生出优越感极高的“纯海外”球迷。遥远的欣赏无法领略到足球运动真正的魅力，也无益于推动足球的普及和提高，这种受众层面的巨大损失值得中国足球人深刻反思。

而在疫情之下，职业联赛也应当在正本清源的同时注意保护投资人利益，节流固然重要，也不能放弃开源的尝试。长期的赛会制、压缩的赛程、低下的比赛质量，这些只会把球迷越推越远。亚洲杯异地不是末日，巨资修建的高质量场地无用武之地才是。

希望功利的敬畏家越来越少，尊重足球的实干家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