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收入偏低，是民工潮年代的后遗症；而降成本与农民工城镇化，两者是矛盾的_风闻

【本文来自《在中国35岁失业了就很难有再就业的机会？》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 小道悠然
• 我觉得吧，你们一定是没有在就业市场上去找过。其次呢，也没有真正体会过你们口中的工作。

任何社会活动，讲究一个投入产出比。你们提的那些重体力工作的投入产出比，大部分是没法让一个人能完成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

举个例子，物流点搬运工。我这边要和物流打交道比较多，目前物流力工基本以散工为主，一吨抛货的实际操作价格大约是30-60不等，平均40左右。一般来说，力工月平均收入大概在5000左右。这是全部收入，包括他的吃喝住用。这个收入的前提是，不生病，每天都有足够的活。一个月30天。这个活，只能男性干，女性的话，低端工作就是普通保洁，月入大约3000左右，也是无社保，有包吃住，有不包。包的收入大约在2200左右。

普通餐厅营业员，包吃住，月入3500左右，日工作时间10-12小时，无社保等。

至于工厂工人，更多是计件制，具体收入情况，网上很多，毋庸赘言。也就是平均在5000-6000区间，月工作时间超过280小时。

以上的工作，如果没有家庭，其实可以做。可是有家庭的话，你们来说，他们该怎么办？我在西安市，一个租房在西安的人，月均收入低于2500，就活不下去。（房租，500。吃，1500。交通，日用，500。）这是单身的情况。如果再有家庭，家庭里有一个上学的孩子，月均收入低于7000，是过不去的。请看仔细，是过不下去。而且，这样的生活，是没有未来保障的。因为没有社保。他们在老后的收入从何来呢？

这还是假设45岁后能有稳定工作的情况，如果没有稳定工作了呢？

你们这些人啊，高高在上，指手画脚，却不肯真正了解底层生活的现状和他们的生存逻辑，更不愿相信他们的努力和奋斗。

你们只会说“何不食肉糜”，却不知蜜水何来。

我承认农民工收入偏低。

在我看来，这是民工潮年代的后遗症。

民工潮年代与今天相比，最大的不同有两点：

第一，民工潮出现时，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刚开始松动。当时，无论是政府与城市市民，还是乡下人自己，能设想的仅仅是乡村劳动力进城打工。农民工的家仍然安在乡村，而不是全家进城落户。

第二，民工潮出现时，中国乡村剩余劳动力数以亿计。农民工进城，使得当时城镇非技术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

以上两点不同，使得在城镇劳动密集型行业，与城镇户籍职工相比，使用农民工有利于城镇用工方降成本。具体表现在：

首先，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城乡生活水平与支出差距巨大。论日常人均生活支出，按户籍人口计算，城镇是乡村的3倍多；按常住人口计算也在2倍以上。乡村人口在本地建房，既不用花钱买宅基地，也没有税费及给房地产开发商的支出，全国乡村每平米建房成本平均不到1000元，仅为同期城镇商品住宅平均售价的1/7-1/8。当劳动力供过于求时，与全家生活在城镇的城镇户籍职工相比，“家庭留乡村”、能靠低工资维持全家生活的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就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应该指出的是，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农民工的月均收入之所以一直稳定在城镇户籍职工50%-60%的水平上，不是因为农民工的劳动生产率比城镇户籍职工低，而是因为劳动力供过于求。反之，农民工供不应求时，“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也不是不给农民工涨工资的正当理由。

其次，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年轻劳动力体力强健、精力旺盛、反应灵敏、动作准确，劳动生产率高于中老年劳动力。因而用工方会尽可能地多使用青年员工。

用工方多使用青年员工，中年员工怎么办？如果这些中年员工是城镇户籍员工，解决他们的就业与收入就成为户籍地政府的工作；但若他们是农民工，中年失业的后果就只能由他们自己承担。

再其次，除了工作挣钱，员工还需要承担家务，特别是照看家中的老幼病残。照看与工作（特别是加班）时间上有冲突，会影响劳动生产率。因而用工方在招聘时，尽可能选择那些目前不需要照看家人，或家人留在家乡、另外有人照看**，**因而可以天天加班的农民工。

举例来说，2020年，包括本省农民工在内的广东户籍人口性别比（104.97）正常，但外省流入人口性别比高达144.60。珠三角外省流入人口比例最高的东莞与深圳，2020年总（常住）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30.06与122.43，下属区（镇街）中，性别比超过130的分别占一半以上与1/3强。

总之，农民工进城之所以受到城镇各方的欢迎，是因为这有利于用工方降低用工成本；但为了降低用工成本，就得让城镇不欢迎的乡村人口——包括非劳动力、需要照看家庭的劳动力、以及不再为城镇所需要的劳动力——留在或回到低收入也能生活的乡村去，而不是让他们的收入大幅度增加到足以全家在城镇落户的水平。降成本与农民工城镇化，两者是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