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会址内“慰庐”、“慎笃”何人题写？_风闻

——作者 李永颐

2008年11月，遵义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刊刊发了本人《黄金山——遵义会议会址的土木工程建筑师》一文。

光阴荏苒，14年过去了。大门内小天井前那“花鸟牌坊”顶端正反两面的题词“慰庐”、“慎笃”书写人，迄今仍未闻有人论及。

我生于1932年，已年逾九十、来日无多。趁脑筋还未糊涂，凭记忆所及，将两位书写人王祖培、杨元桢作一介绍，以供大家参考。

遵义会议会址，建成之日至确定为“会址”之前的三十多年间，在遵义民众的口中，叫“柏家新房子”或“柏家公馆”。

初进“柏家新房子”时，我还在少女时代。记忆中，大门下坎即是石砌地面小天井，左侧房屋一栋，一楼一底。

此房左面楼梯处的窗，是红、黄、蓝、绿四色玻璃镶嵌的图案。据柏宪章烈士之独生女柏丽芳老人告诉我，玻璃图案为“蝴蝶戏珍珠”。

我写的有关黄金山的资料发表后，遵义会议纪念馆文史资料办公室主任告诉我：纪念馆本拟用我写的那篇资料，因为我写了那花玻璃是国产，他们存疑，就不用。写那篇文章的情况，我在此略作回顾。

当时，我好不容易打听到建“柏家公馆”的黄金山的儿子黄绍培老人，92岁、已患喉癌，是唯一在世见证人。那时，我已订了机票要飞昆明去女儿家“团年”。考虑到黄绍培是我唯一了解的见证人，又时日无多，就赶紧去采访他。

他家人把我带进他房里时，房内的气味令我感到恶心想吐，我本想赠他两佰元钱即忙出门。他听明白我的来意后，伸出那已经无法伸直的手比划着，请我等他吞咽完那碗饭就向我介绍，强调的就是“花玻璃”是国产的。

“柏家公馆”的一楼，是柏杰生的二儿子柏辉章与其妻王光敏、子柏思礼居住。我辈对柏辉章的称呼是柏二伯伯。

楼上为柏杰生及其妻张正觉、柏杰生大儿子柏裕章（字继陶）一家居室，其余房屋各有所属，柏宪章、柏锦章等具体住处以他们的后人回忆文章为准。

在“柏家公馆”的小天井，抬头看到的“花鸟牌坊”顶端，正反两面的题词为“慰庐”、“慎笃”，

“慰庐”二字用碎瓷片堆嵌而成，楷书，是民国年间遵义书家王祖培所书。

王祖培（1888一1958年），字筑生，生于遵义县城（今遵义市区）新城石柜台祖宅。石柜台的叫法，源于那里某家商号的柜台有别于本城常见的木柜台，具体地址，在易少荃公馆（现在叫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住址）街对面。王筑生毕业于遵义师范学堂，曾担任过思南、沿河、大定等县县长，也曾在黔军谷正伦旅、贵州省财政厅任职。

羁鸟念旧林。他在政界卸任、返回家乡后，投身于家乡的教育事业。遵义私立玉锡中学是为纪念创设新式教育的遵义末代知府袁玉锡而开办的。该校始建于1935年，1950年与私立城成中学、豫章中学合并为遵义一中、二中。玉锡中学按私立学校章程由董事会筹备资金，董事长为牟琳（字贡三），董事会的事务始终由王筑生负责。

辛亥革命后，牟琳曾经在贵州省政府、北洋政府任职。返回家乡后，任遵义县临时参议会会长时，王筑生任秘书长，任地方委员会主任时，王筑生任秘书长。王筑生就读遵义师范学堂期间，堂长是牟贡三，两人师生关系极好，这可能是后来王筑生长期操持玉锡中学董事会事务的重要原因。

王筑生卸任回家乡后，在遵义老城文化街（玉锡路）自建九柱四列木结构房一栋居住。抗战期间，这个房子的左边厢房一楼一底四间，租给迁来遵义的步兵学校的教育长张卓一家居住。

如果说牟琳和王筑生是师生情深，那么柏杰生和王筑生则是好友深谊。柏杰生的二儿子柏辉章发蒙时，柏杰生请的启蒙师就是王筑生，之后，柏辉章在王筑生的管教下，完成了传统文化教育，包括他那一笔耐看的毛笔字。这也许是新房子落成后，柏家人请王筑生题字的重要原因。

“慰庐”之名，可能与柏辉章关联很大，因他那时履职外地，返家侍双亲时日受限。遵义民间传闻，此宅，他出资颇多，其后代说，由他全部出资，我辈当时年幼，不可知之。

那个时代的遵义书家，王筑生是其一，杨元桢则是存世墨迹也许更多的一位。

杨元桢（1885年一1959年），字干之，遵义县团溪人。他先就读于遵义初级师范，清宣统三年（1911年）毕业于贵州法政学堂。

辛亥革命时，杨干之在省城参加政治活动，曾加入宪政党，1913年当选为省议员。1920——1921年间，任四川铜梁县县长、贵州三穗县知事。后受聘于当时的“军政强人”周西成。

1923年，遵义城被罗成三所部占据，杨干之策反，使周西成顺利兼并罗部。1925年杨担任周西成的“秘书长”。1926年周西成任贵州省长，杨干之任贵州政务厅长，随及因机构更名为民政厅厅长。此时，他与遵义人杨献廷、杨德衡鼎力协助周西成，贵州社会一时相对稳定，周西成治理下的贵州，大规模整肃官吏、整顿治安、大修干线公路、发展经济，还办了大学，一时与山西、广西并称“模范省”，民间称这三位杨姓遵义人为“三杨开泰”。1929年周西成战死，杨干之返回遵义，住老城文庙街。

杨干之刚回遵义时，与士绅们往来不绝。后来，他在老家团溪镇西坪乡石马村修了一所一正房、二厢房的木结构房，移居老家。1942年，他在西坪倡议办明德中学，担任董事长。解放后，他将藏书捐给遵义图书馆。之后，他任过遵义县人民代表、特邀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八第九届驻会秘书长等职，1959年病逝，享年74岁。

此宅牌坊“慎笃”二字，在“慰庐”之背后，为杨元桢手笔，隶书。

《中庸》中有五句话：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我想，当年，杨干之受邀到柏家，受请题字，可能是想到给柏家晚辈一个可以日日看见、日日可思的提醒——即便是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要严格要求自已，遵遵德操守，不做不道德的事情。

我见过的他的重要书作，还有为病逝在遵义的浙江大学教授题写的墓碑“东莞张荫麟之墓”，楷书。

杨干之的文化渊源，还有值得提及之事，他是徐特立在遵义拜访的赵乃康先生的侄女婿。赵氏，是与遵义“清三儒”郑珍、莫友芝、黎庶昌家族传承密切的一个诗礼人家。

杨、王两位书家，墨迹在贵州传承有序的，不少。因“柏家公馆”而聚，可能是唯一。

“柏家公馆”，我所知，1950年至1952年早期，借用为“遵义剿匪委员会”办公地（柏辉章为副主任），家人仍居此；1953年后，家人迁出、下乡，机构进驻；挂牌为“遵义会址会址”，是我青年时代的事了。那时，我的尊长杨干之、外公王筑生，各自与病痛斗抗、离世。

许多年后，访黄少培老人，访杨干之赵氏侄辈，结合家族信息，我得以知之。写下此文，惟念为遵义留一页文化的记忆，不枉我是这个城的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