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造业回归的进展如何了？_风闻

政委：供大家参考。

一、美国推动制造业回归的成效有限但总体实力仍然领先

制造业回归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上任之后推行的政策目标。但是，这一努力的成效至今相当有限。

图一：科尔尼咨询公司制造业回归指数

科尔尼咨询公司多年来编制美国制造业回归指数，其编制方法是，首先计算美国从亚洲14个低成本经济体进口制造业产品规模比上美国本土生产的制造业产品规模的比例，然后计算这一比例的年度变化，该变化值对应的指数称为制造业回归指数。如果这一比例下降，则界定为产生了制造业回归，体现为正的制造业回归指数。

例如在2019年，该比例下降了0.98%，这是自2008年以来首次有如此大幅度的下降。科尔尼公司将此比例变化所对应的指数98，界定为2019年的制造业回归指数。从图一我们可以看到，2019年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正的制造业回归指数。

2022年4月13日，科尔尼公司发布了最新的2021年制造业回归指数报告。继2020年-87的指数之后，2021年美国制造业回归指数为-154，是2008年统计该指数以来最大的负数，这主要是体现了从亚洲低成本经济体进口的大幅增加。可以说，无论是在特朗普当政期间还是拜登执政第一年的2021年，科尔尼公司制造业回归指数体现出的美国制造业回归都没有取得进展。

除了科尔尼公司之外，美国的“繁荣美国联盟”（简称CPA）也编制了美国制造业回归指数。CPA制造业回归指数的计算方法更为简单，就是计算美国本土制造业产品占国内所有制造业产品消费量的比例，或者说也就是美国制造业的自给率。这一比例在2002年为77.3%，在2017年和2018年达到最低的68.8%，之后2019和2020年逐渐上升为69.4%和69.6%。

图二：繁荣美国联盟制造业回归指数

从繁荣美国联盟的制造业回归指数可以看出，近年来美国制造业的自给率实际上略有回升。而且，在实物产品层面，美国制造业的自给率能够达到大约70%。这很难说美国的制造业已经完全空心化。

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在2022年3月30日公布的数据，美国2021年的制造业增加值为2.563万亿美元，占GDP的比值为11.1%，比2020年的比值10.9%有所回升。

相比而言，中国在2021年制造业增加值为31.4万亿元人民币（按照年平均汇率折算为4.864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27.4%，比2020年的比重26.18%也有所回升。

美国制造业规模虽然比不上中国，但是目前稳居世界第二。居于第三名的日本在2021年的制造业增加值为0.98万亿美元，不足美国的一半。

美国制造业规模也超过了欧盟27国的总和，欧盟2021年制造业增加值大约为2.47万亿美元。根据中国工程院等单位编制的《2021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在2020年，美国制造强国指数为173.19，远远高于其后的德国（125.94）、日本（118.19）和中国（116.02）。

总的来看，美国制造业总体规模仍然可观，稳居世界第二大制造业大国；与此同时，其服务业中有相当比例是为制造业服务的。美国制造业技术水平和总体实力位于世界领先位置，在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中仍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企业也仍然掌握着众多产业在全球的主导权。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尽管美国半导体制造产能在全球的份额已经降到了12%左右，2021年美国公司仍然占据了全球半导体市场销售总额的54%，远远高于居于第二的韩国（22%）和居于第三的中国台湾地区（9%），中国大陆企业占据的全球半导体市场销售份额仅为4%。

二、近岸外包与去中国化

制造业成为大国竞争的关键领域。不同的指标显示，美国近期制造业回归进展有限甚至是进一步下滑。但是，科尔尼咨询公司认为，美国制造业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越来越多的美资企业在考虑制造业回归。2022年3月，科尔尼咨询公司向115名高管发出问卷。当被问到你所在的公司是否已经实施制造业回归或者正在考虑回归，92%的答卷人做出了偏于肯定的回答，而在2021年的问卷中，做出偏于肯定回答的答卷人比例为78%。

尽管越来越多的美资企业开始有了制造业回归的意愿，将制造业回归到美国所需的成本仍然是不可低估的。因此，为了维护和强化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力，美国也在积极推行近岸外包（re-shoring）和去中国化（China-diversification），这使得拉美地区以及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成为了其转移供应链环节的重要目的地。

2018年，墨西哥占美国制造业产品进口的13.8%。2019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14.7%。然而在接下来的2020年和2021年，这一比例又下降为14%和13.9%。从这些数据看，美国实施近岸外包的进展也并不是很快。但是，近年来，中国向墨西哥的投资也在迅速增长。2020年，中国对墨西哥新增投资翻了一番。2021年上半年，中国对墨西哥新增投资继续接近翻番。

相对而言，美国在去中国化方面似乎是取得了一些进展。在美国进口来源地中，中国（包括香港地区）占亚洲14个低成本经济体的比重从2018年1季度的67%下降到2021年4季度55%，四年之内下降了12个百分点，其中在2020年1季度中国疫情期间和2021年2季度更是降到了48%和50%的低点。

图三：科尔尼去中国化指数

所谓去中国化，实际上是把某些制造业企业或者制造业生产环节移出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越南成为一个重要的目的地。2021年，越南累计出口3362.5亿美元，同比增长19%；同期，越南累计进口3322.5亿美元，同比增长26.5%。但是，越南的贸易顺差规模较小，2021年，越南贸易顺差额仅为40亿美元。

作为越南最大的进口来源地，中国统计的对越顺差高达456.56亿美元。2022年1到4 月，越南累计出口1223.6亿美元，同比增长16.4%；同期累计进口1198.3亿美元，同比增长15.7%，贸易顺差25.3亿美元，同比去年的15亿美元增长近69%，有明显提升。总体来说，目前越南的制造业尚处于加工装配为主的阶段。越南国内增值幅度有限，但发展速度较快。 

三、盟友外包和恰当外包

美国制造业回归计划从奥巴马政府开始，总体来说进展有限，于是逐渐从制造业回归的概念拓展到近岸外包和去中国化的概念。近年来，随着美国越来越强调国家安全和供应链弹性，美国高官例如商务部部长雷蒙多、财政部部长耶伦等人都提出了朋友外包（friend-shoring）、盟友外包（ally-shoring）这样的概念，强调和政治盟友更多开展产业链合作。这使得美国的贸易政策越来越多带有价值观色彩。

近年来逐渐兴起的所谓价值观贸易，具有泛安全化、意识形态非中立化、贸易壁垒社会化等特点。泛安全化体现为不仅在军事领域，而且在传统的经济领域，特别是在供应链问题上强调国家安全因素。意识形态非中立化是指把贸易议题与民主、人权、社会主义制度等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问题挂钩。贸易壁垒社会化是指利用国际经贸规则主要规范政府行为的特点，动员民间非政府组织共同构筑贸易壁垒，并绕开国际规则的约束。

这些变化使得欧美企业在考虑全球产业链布局的时候，越来越多地使用“恰当外包”(right-shoring)的理念。在这一理念下，生产选址的考虑取决于诸多因素，而不仅仅是成本考量。恰当外包考虑的因素包括四大类：经济因素、政治与法律因素、地理因素以及生态系统因素。 这里所说的生态系统，包括教育质量和劳动力素质、人口结构和增长情况、工会、学术机构、供应商生态等诸多影响营商环境的因素。 

四、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在百年变局的背景下，世界政治军事形势和国际经贸体系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面对这些不确定性，中国提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双循环战略是一个兼顾短期和长期，进可攻，退可守，能够适应不同形势发展路径的灵活的战略。

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是打造中国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的重要基础。内循环畅通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得更加完善了，企业能够有更大的国内市场，发明创新者能够有广大的应用场景，这同时能够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能提升中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通过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提高中国与更多贸易伙伴之间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有利于提高整个世界贸易体系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避免当前国际分工体系的分裂。对于国有企业、补贴、环境、劳工、数字经济等各种谈判议题，中国应积极参加谈判和讨论，为维护和发展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多边贸易体系做出贡献，也为维护人类共同价值观做出贡献。

总之，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在于深化供给测结构性改革，国际大循环的关键是扩大制度型开放。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本质就是在新发展阶段继续改革和开放。坚持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有信心推动全球价值链形态以及国际经贸规则向健康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