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影 视 剧 里 有 钱 人 人 设 的 变 迁 》_风闻

　　国产剧没有穷人，老生常谈。

　　人均中产，出入的是上海陆家嘴，住的是外滩江景房。

　　没钱吃饭，只能用 30 块钱的自热小火锅凑合。

　　但这是现在的富人形象，以前的有钱人可不是这样，又土又俗没文化。

　　不信，你往下看。

　　有钱人摘掉“土俗”标签？

　　如今，我们国产剧里的有钱人都是中产阶级的“隐形富人”。

　　他们住在北上广深，人均企业中高层，爸爸是高管，妈妈五套房，家庭月销四万打底，但偶尔还会觉得生活拮据。

　　典型代表《小欢喜》

　　可20年前，我们在荧幕中看到的却不是这样。

　　国产剧里的富人形象，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如果要用一个词概括千禧年前后荧幕上的富人形象，那就是土大款。

　　最典型的就是冯氏喜剧。

　　冯小刚的电影为我们呈现了千人一面的脸谱化富人形象。

　　肥胖、臃肿、没文化。

　　©SABLO MIKAWA

　　《没完没了》里，老板阮大伟第一次出场时的形象就是如此。

　　剃着寸头、拿着手机、左手戴着硕大的宝石戒指、打电话时不停地说着“OKOKOK”。

　　而他在香山静翠湖撅着屁股和韩东打电话的画面就更可笑。

　　夸张性的大屁股占据了整个画面的中心。

　　《非诚勿扰》也是这样，富有但是愚蠢。

　　金子成为了土、俗的标志。

　　手戴金表，却穿着睡袍，在一个墙壁镶满金砖的餐厅和秦奋见面谈合作。

　　秦奋骗他说东西值200万美元，他却说要付200万英镑。

　　除了形象不佳之外，这一时期的富人大多都存在道德缺陷。

　　首先，从致富手段看，他们的财富往往来路不正。

　　《我叫刘跃进》里，房地产老板严格发家致富就靠两个字——行贿。

　　经营可不是他的主业，如何和政府高官搞好关系才是头等大事。

　　《有话好好说》里，夜总会老板刘德龙的发家史也上不了台面。

　　赵小帅（姜文饰）的挖苦，道出了他的发家之谜——

　　出卖青春，傍上澳洲一个60多岁的富婆，从而获得巨额家产，麻雀变凤凰。

　　《疯狂的石头》虽然没有交代冯海的财富来源，但下属的威胁却道破了天机：“你做的事我都晓得，坐八辈子牢都够了。” 

　　冯董事长的钱显然来路不明。

　　《甲方乙方》《非诚勿扰》则是直接忽略了大款们发家致富的原因，这种忽略其实就是一种隐性质疑。

　　因为光看这两个大款的个人素质，我们怎么能相信他们会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发家致富？

　　其次，从致富之后的行径看，这些富人往往为富不仁。

　　在金钱和权力的诱惑下，人性的阴暗面被无限放大。

　　《蜗居》里，市长秘书宋思明看起来文质彬彬，实际上没少干坏事。

　　贪污受贿，勾搭房地产商，已婚还包养年轻小女孩。

　　还有《黑洞》里的聂明宇。

　　人前是热心企业家，省十大杰出青年改革者，人后却开赌场，进行权钱交易。

　　仗着自己爹是副市长，大肆收买海关人员，做走私生意，牟取暴利。

　　《北京人在纽约》里，当上老板后的王起明也变了。

　　不认可商业规则、讨厌资本家的他也传播起了 996 福报论。

　　还撬杠杆炒楼，从前妻那里套消息，间接让David破产。

　　到了最后，北京的哥们来投奔他，他却像当初姨妈对他们那样，把他接到了地下室，像垃圾一样扔掉了他。

　　这一时期的有钱人很少被塑造为绝对好人，而是行走在黑白之间，亦正亦邪。

　　“人均有钱”的拜金主义

　　但是在 10 年前后，伴随着偶像剧的崛起，有钱人的形象发生了变化。

　　他们的有钱程度超出常人认知，并且越来越浮夸。

　　《公主小妹》里的超级富豪皇甫雄住在城堡里，要随身携带GPS定位器才不会迷路。

　　饭桌有二三十米长，扯着嗓子说话才能听见，吃饭时还有小提琴家现场配乐。

　　给个零花钱都是百万起步。

　　F4 里最有钱的道明寺，每天都要开着跑车上学。

　　甚至只要他高兴，巴黎铁塔都能买。

　　这一时期，这些有钱人的财富来自于家业继承。

　　他们是经过几代沉淀的贵公子、贵小姐，生活精致、品味高级，形象气质也是上乘。

　　金燕西，豪门贵公子，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在20年代每月就有300块的零花钱。

　　除了读书，没有任何不顺心。

　　富家千金米莱，开豪车住豪宅，还有爸爸为自己的梦想买单。

　　不嚣张、不跋扈，更没有鸡毛蒜皮的庸俗劲儿，跟她谈恋爱老丈人十几个亿地送投资。

　　但也正因为自小家境优渥，没有经历过苦难，所以对钱也肆意挥霍。

　　他们不在乎钱，他们在乎感情。

　　金燕西偏偏喜欢家境贫寒的冷清秋，即便是家财万贯，颜值超绝的白秀珠也入不了他的法眼。

　　为了追到冷清秋，他派手下翻遍了整个北京城。

　　找到冷家地址之后，以高出市场价几倍的价格买下冷家旁边的院子。

　　得知冷清秋还在上学，就给学校赞助一笔巨款，让自己成为冷清秋的老师。

　　米莱即便被劈腿，还要跟陆涛做生意，签合同还垫资十个百分点。

　　陆涛失恋她安慰，陆涛破产她提供住处，还让爸爸给他投资开发楼盘。

　　身边刚离婚、在还贷、生意失败的朋友们不明白她为什么不快乐。

　　米莱还要补上：“你们听不懂，是因为你们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

　　“我告诉你们，是感情。”

　　有钱人训诫吃不饱饭的人民最重要的是感情，难免显得吃太饱了。

　　早些年观众可能还会感动于这些有钱人的痴情，但越往后就越显得“何不食肉糜”。

　　因此，之后的有钱人更加全知全能。

　　双商在线，自信爆棚，古道热肠，有钱有人有能力，像个超级英雄。

　　最典型的就是顾里。

　　家底雄厚，住在外滩的江景房，身上盖着的是爱马仕毛毯，衣帽间长到能举办50米短跑比赛。

　　头发永远乌黑发亮，一丝不苟，高跟鞋永远洁净如新，一尘不染。

　　和男朋友吵架，永远不会先低头。

　　面对恶婆婆，绝对不会忍气吞声。

　　为了抢回男朋友，私下收买情敌的前男友，然后自己穿着18米超长裙摆的礼服，杀到订婚现场，当场抢亲。

　　闺蜜的任何烦恼，她三言两语就能解决。

　　南湘不符合设计大赛的报名资格，她二话不说就联系当领导的亲舅舅，帮忙走后门。

　　朋友没钱租房子，就让她们住进自己的静安区别墅。

　　朋友跟对象吵架心情不好，立刻招呼她们开party，还附赠新年礼物。

　　观众第一次见到这么豪横霸气的富家女，不仅不矫情还非常有魅力。

　　于是，我们开始批量生产顾里型有钱人。

　　但金钱毕竟是一种虚拟的东西，必须要寻找金钱的替代物。

　　商品、职业、能力、品味……光有钱，早已是富人的鄙视链底层。

　　安迪是华尔街精英，唐晶是高级咨询师，苏明玉是销售总监，顾清俞是投行金领……

　　安迪帮关雎尔通过试用期，顺利入职全球500强。

　　唐晶利用职务优势让凌玲失业，请收费不菲的离婚律师帮罗子君打官司。

　　讲究吃没什么稀奇，能一打眼就看出产地新鲜度，才是有品位。

　　动辄整一条几万块的鱼，还必须得配白葡萄酒。

　　但是，精英们的生活毕竟太过遥远，于是这两年更流行的是人均有钱的“隐形富人”。

　　他们是大城市的中产家庭，人均企业中高层，满眼都是北上广深。

　　比如《小欢喜》，中产打底。

　　这边爸爸是区长，那边妈妈手握北京五套房。

　　最普通的一家，月支出也有4万。

　　虽然方圆的父母有着自己的焦虑，但北京户口，有房有车，仅凭这三点，就已经令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望尘莫及。

　　即便遇上经济窘迫，换了一套小房子立马多了400万资产。

　　《小舍得》里的父母不是营销总监，就是知名设计师，要么就是年入百万的生意人。

　　宋佳的房子240㎡，市值1200万，25万的车和老公一人一辆，拎9万的包戴6万的表。

　　蒋欣嫁了个富二代，但自己本身也是商场经理，有房有车有户口，为一个培训班名额出动多方力量，每学期几万块的培训费用不带眨眼的。

　　夫妻俩最大的生活困局，除了鸡娃焦虑，就是如何应对父母每月砸钱的“过度好意”。

　　虽然他们的确有自己的焦虑，但这种焦虑也带有阶级限定的属性，普通人甚至够不到，看上去总有一种空中楼阁的荒诞感

　　为何发生这种变化？

　　富人阶层本身是复杂的，但为什么对富人的形象塑造却如此千篇一律？

　　这与社会环境、社会心理的变化分不开。

　　©SilllDa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虽然整个社会仍处于贫困状态，但贫富差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种状态持续了近 40 年，直到改革开放，对财富的渴望才全面爆发，富人阶级才正式形成。

　　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从绝对平均主义、大锅饭到贫富差距拉大，仅仅只有 30 年。

　　30 年里，原先被践踏的地主、资本家忽然有了极大的话语权，普通人对这种转变是难以适应的。

　　©Keith Haring

　　富人阶层的存在给平民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压力，这种压力逐渐转变成对富人阶层普遍的仇视情绪，并最终幻化成荧幕上的富人想象。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那一时期，荧幕上的富人往往多行不义必自毙。

　　《疯狂的石头》中，冯海最后被自己雇来的香港大盗一刀毙命；《疯狂的赛车》中，法拉利最后撞死在隧道里；《我叫刘跃进》中，严格死于自己的结盟者制造的车祸。

　　更有意思的是，你会发现这些富人很多都没有孩子。

　　《苹果》里的林东夫妇有一方不育；《疯狂的赛车》中的法拉利夫妇也没有孩子；《我叫刘跃进》中的严格夫妇也是同床异梦，没有孩子。

　　孩子在影视作品中通常是天真的象征，有孩子的地方就有童真，就有天伦之乐，富人没有孩子的背后无疑隐含了某种诅咒。

　　除了社会心理外，这也是一种是商业策略。

　　影视作品无法摆脱商业利益的羁绊，理性分析与人性探索不是投资人的兴趣。为了迎合不同层次的观众群，它要愤世嫉俗，但要浅尝辄止；为了满足商业化娱乐的需求，它就极力对富人采取为富不仁的处理。

　　©Rea Kolarova

　　善恶对立，引发悲悯，这是对社会问题最简单的处理方式。但也正是这种简单化处理，深层的问题被遮蔽，批判的意义也就此消解。

　　然而，当影视剧成为仇怨情绪的宣泄载体后，它对富人形象及生活的展现又对观众带来了心理暗示。

　　©Rea Kolarova

　　影像会产生一种感召力量，由于这种感召主要通过视觉，因此感性的接受就先于理性的思考。

　　所以，尽管不堪的一面被呈现了出来，但富人的形象以及奢华的生活方式却以影像的形式直接打动了观众。

　　这就很自然地暗示观众，这些是应该努力去获得的东西。

　　©Keith Haring

　　尤其是在当前的消费语境****中，现实中无法获得的物质财富变得更有吸引力。

　　所以，尽管人们会对“成功人士”报以愤怒，但在心底深处却依然对他们有羡慕和期盼。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影视剧虽然人均有钱，但再难看到顾里那种顶级贵妇，并且都有着自己的压力。

　　因为现在着力塑造的是“中产阶级”，或者说是**“知识新阶级”**。

　　既拥有相对的财富勾起观众的期盼，又不至于过分奢侈引发观众的愤怒。

　　同时由于影视剧 80% 的受众是 15-35 岁的年轻人，这种中上的生活方式能够形塑消费主体的欲望。

　　虽然具有一定的“虚幻性”，但也能激励他们向更高的“阶层”努力。

　　所以如今的影视剧，普通人集体消失，整个大环境充斥着拜金和慕强。

　　©Yves Decamps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也被放在了全球化财富权力的逻辑之上。

　　它没有被作为中国性的城市，也没有属于个体的表达，充满了一种“赝品气氛”。

　　它们不是城市，而是时尚。

　　遍地都是帝王将相，再难看到用“显微镜”去观察琐碎的生活和渺小的个人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