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精英、左翼与泥腿子_风闻

文 | 通吃岛岛主

民国时期，知识界左翼力量相当强，毕竟在国家危亡时刻，求进步的声音肯定远大于保守派。而且受苏联革命的影响，全球左翼的呼声都非常高。所以想来延安的高级知识分子也不少。

但是，这些左翼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就能成为真正的革命工作者吗？

绝对不是。

来了很好，先接受改造。

毛泽东年轻时候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对这帮人再了解不过了。他们所谓的“左”只是小资产阶级的左。他们反抗权威大都只是出于简单的反叛心理；有时他们关注底层，那也常常只是出于简单的同情心。这些情感都只来自于他们自己，所以是非常脆弱的。

革命在他们那里只不过是想象中的乌托邦，真正干起来第一个怂。

所以，知识分子要来可以，但必须接受改造。受不了的话请回。

冼星海刚来的时候就受不了。他当时已经是留法精英，国内著名作曲家，为了革命理想来到延安。

但是延安的条件太差了，吃不惯住不惯。冼星海非常烦躁，他喜欢吃鸡，说自己每天必须吃一只鸡，否则一行谱子也写不出来。

他还反感政治学习，艺术就是艺术，艺术家学什么政治？浪费时间！

可是，随着真正深入这片土地和人民，他逐渐转变了观念，摒弃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接受了“为革命而艺术”。

生活上的要求也尽量降低，有鸡吃鸡，没鸡的时候……可以吃点别的嘛。

《黄河大合唱》就是冼星海磕了两斤白糖，连续六天六夜创作出来的。

国共合作时期，毛教员担任过国民政府代理宣传部长。30出头的他无论是对内管理还是宣传工作都做得非常好，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正是在此期间创作，轰动一时。

后来，关系破裂，毛教员走了，后续接手宣传工作的可谓都是“精英”。

1943国民政府建立了“重庆新闻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合办，英文授课……

虽说这个学校的一大任务是培养外宣人才，可是这种模式也还是有点太不接地气了。

而且，后来大部分毕业生也都留在国内，从事新闻工作或者在大学任教。所以，他们还是成为了国民政府的宣传骨干。

而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在学历上也都相当厉害。比如，45年的时候是吴国桢。

此人中学在南开，大学在清华，博士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获政治学博士。50年代重返美国，晚年又当了二十年教授。

46年，彭学沛代替他的宣传部长位置。彭曾经到日本、法国和比利时留学，回国后担任多年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

从学历上看，这些人比老毛可人才多了，就是放到现在那也是海归人才引进重点。

与之相比，老毛就读的湖南一师当时也就是个中专。刘邓周等人说是去法国、俄国勤工俭学，可事实上主要是勤工，没有一个人完成学业，相比之下个个都是泥腿子。

但是，从国共两党宣传工作的最终结果来看，谁才是这方面真正的人才呢？

在国民党这帮博士教授们忙着学各国外语的时候，共党的泥腿子们在干什么？

其实他们也在学习语言，人民的语言。

电视剧《恰同学少年》里面有一段讲了新民学会开办工人夜校的事情。

一开始，他们贴出告示好多天也没人来。毛同学反思之后，用工人能听懂的语言又写了一份，如下：

列位工人来听我们说几句白话：列位最不便利的是什么？就是俗话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才能写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呢？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校，今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听到过的。这个学校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到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时刻需要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求求学的，请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有说时势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每人发讲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校学生就无妨碍了。若有为难之处，我们替你作保，此层只管放心，快快来报名，莫再耽搁。第一师范学友会教学研究部启

但是，这份告示贴出去后，依然没什么反应。毛同学再次调查反思，发现工人识字的很少，不会主动看这种告示，而且告示由警察张贴，他们有恐惧心理怕惹事。再者，即使看了，免费教学这种好事他们也不信。

于是，新民学会又想了新办法，把夜校广告编排成一出戏，正是大家熟悉的花鼓戏“刘海砍樵”。工人们听到锣鼓声，都涌来看戏，夜校报名人数很快破百。

这部电视剧的情节虽有艺术加工，但大体是符合历史的。那封告示是保存的原文，毛同学的反思也是他亲自记录到《夜学日志》当中的。真实的情况是，连续两次张贴告示都没什么效果，毛同学在反思过后新创作了这份口语化的广告，与其他同学一起，带着印好的广告，分头到工人宿舍区和贫民区，边分发边宣传，细细解释。一连持续了五天，吸引了一百多工人报名。以下是夜学日志的原文：

电视剧中加上的，同学们改编“刘海砍樵”来吸引工人以此达到宣传效果，这段“艺术加工”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延安时期，共党在宣传上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改造民间艺人和传统文艺作品。

民间艺人原来都是下九流，知识分子们斜眼都不看一下。但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毛教员要求知识分子“眼睛向下”，向劳动人民学习，向民间艺人学习。民间艺人成为延安政府的座上宾，毛教员亲自请他们来表演，管衣管饭管住；他们从物质上到精神上都受到极大的尊重。

同时，延安也改造他们，帮助这些艺人戒掉烟瘾等，和他们一起改造传统的文艺内容，把宣扬不健康的封建思想的部分去掉，改编成对延安的政策、社会主义新风尚等的宣传。当时，从秦腔、评剧、秧歌、评书到民歌、窗花等等，延安的知识分子们向民间艺人学习，双方互相改造，创造出新的文艺作品。这些新作品既用了人民熟悉的题材乐于接受的形式，又宣传了共党的政策传播了先进的思想。

比如著名说书艺人韩起祥，本人还是瞎子，一直为人所瞧不起。他为了谋生，不仅说书，还兼职算命治病。后来他投奔延安政府，因为这里不仅不歧视瞎子，还有许多盲人党员。他接受改造，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创作出许多反封建迷信作品，比如《反巫神》。朱毛都曾亲自请他到自己的窑洞中说书。

所以——我们以宣传工作为例，一边是满口英文法文日文德文的博士教授，听《玫瑰玫瑰我爱你》《夜上海》，一边是经过改造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带着农民一起满口秦腔评剧信天游，一起扭秧歌剪窗花，唱《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所发挥的作用，对于人民宣传工作的效果影响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