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与变通：读正史悟事理_风闻

    俗话说“坚持到底，就是胜利”。那么，胜利是终点，还是一段路程？应该说，胜利是没有终点的。所以，在追求胜利的过程中一切顺利，那才是胜利。

    条条道路通罗马。保障一切顺利的办法很多，归结到一点，惟有通晓事物变化而灵活应对。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但它不说话。研读它留下的一段段无声而沧桑的记录，让我感悟到有关坚持与变通的人间事理。

    （1）“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在《史记·春申君列传》中，司马迁用这句话是为春申君了不得的一生作个遗憾的总结。

    春申君（公元前314年—前238年），姓黄，名歇，楚国人，战国四公子之一。曾经辅佐楚顷襄王与楚考烈王，多次游说秦王放弃攻楚的念头并多次帮助楚国打败秦国的进攻。因为帮助考烈王登上楚国王位，春申君被拜为楚相。

    当时，考烈王无子嗣，春申君给他找来很多女子，可惜全都没有生育。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考烈王很可能患有不育之症。正在春申君为这件事烦心忧愁的时候，赵国人李园主动要把他的妹妹献给楚王，在献给楚王之前，李园带他妹妹先来见春申君。

    李园的妹妹很漂亮，令春申君一见倾心，李园便顺水推舟，让他妹妹跟春申君发生了关系，而且还怀孕了。李园趁机游说春申君说，楚王无子可能是他自己的问题，你现在使我妹妹有了身孕，正好可以把她献给楚王，这样将来你的儿子就能继承楚国王位，那楚国不就是你的了吗？

    春申君接受了李园的劝说。不久，李园的妹妹果然生下一个儿子，并被楚王立为了太子。毕竟那是给楚王带绿帽子的丑闻，李园担心天机泄露对自己不利，于是私下里养了一帮死士，想除掉春申君，但很快被春申君的食客朱英识破。朱英随即密告春申君先下手为强，否则楚王一死，李园必会动手。可惜，春申君自信过了头，没有听从朱英的建议，结果被李园所害。

    司马迁评价春申君“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字面意思是说，在关键的时刻，尤其面临生死攸关或大是大非，明智的人应该立即下决断，否则，优柔寡断，坐失良机，必然反过来深受其害。

    春申君之死表面上看是他的决断出了错，但事实上是大错在于他所“坚持”的。春申君“坚持”的即是他不可告人的私心，致使他沦为一个盲目的赌徒，却不知掩人耳目的侥幸使自己丧失了敏锐的洞察力，进而无法快速把握事情发展的方向和做出精准的决断。

    坚持只是意志的助手，变通才是决断的体现。因此，没有一成不变的事实，当断即断也不是盲目下决断，而是需要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做出正确的变通。

    （2）“日中则移，月满则亏”

    这是《史记·蔡泽列传》中所记录的战国时人蔡泽劝说范睢的话。

    范睢（约卒于公元前255年）本为魏国人，善辩而多能，但因出身贫寒，不但在魏国没有得到重用，反而还多次受到魏国公子魏齐的诬陷与羞辱。后来，他逃到了秦国，化名张禄，得到秦昭王的重用，成为秦相。在他的帮助下，秦昭王不仅铲除了秦国内部隐藏的祸患，而且还多次打败与秦国相邻的魏国与韩国，扩展了秦国的疆土，为秦国的兴盛立下了汗马功劳。秦昭王对待他也非常优厚，不仅替他报了羞辱之仇，让人杀死了曾羞辱过他的魏齐，而且还封他于应这个地方，号称应侯。

    正当范睢在秦国权倾一时之际，燕国纲成（今河北万全）有个叫蔡泽的人来到秦国，扬言要做秦国的宰相。范睢听说后非常不快，就派人把蔡泽叫来，询问此事是否属实。没想到，蔡泽不仅当面承认，而且还给范睢讲了一通道理，劝说他把秦相的位子让给他。蔡泽为范睢列举了各个诸侯国中曾经权倾一时的人物，比如商鞅、吴起、大夫种等，他们都辉煌一时，且都为所在诸侯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最后的结局却都非常悲惨，其原因就在于，他们都不明白“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的道理。

    蔡泽认为，盛衰变化是天地间的法则，真正聪明的人应该顺应这个法则，做到进退盈缩，与时变化。若不懂得这个道理，必然引来杀身之祸。范睢还真听信了蔡泽的劝告，让出了相位，得以全身而退，寿终正寝。

    “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讲的是人世间的一个普遍法则，人世间的万事万物，无不有一个产生、发展、成熟与灭亡的过程，当事物发展到顶点的时候，必然物极必反，向其对立面转化，所以周易乾卦的九五爻的爻辞是“飞龙在天”，这意味着事物达到了顶点，接下来的上就爻则是“亢龙有悔”，由极盛而转向衰落。

    然而，世间之人，尤其是那些事业正处于巅峰状态的人们，常常无视这个道理，一味坚持进取，结果落得个身死受辱的结局。正因如此，老子才在《道德经》中劝人要“功成而身退”。平常心即道，只有无论在什麽情况下，都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就会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3）“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

    这是《史记·项羽本纪》中记录的樊哙劝刘邦从鸿门宴上脱溜时说的一句话。

    还未称帝时，刘邦（公元前256年—前195年）跟项羽一起打天下，相互约定，谁先攻占咸阳，就立谁为王。后来，刘邦先攻入咸阳，虽然他没有立即称王，但他手下的左司马曹无伤却派人对项羽说：“刘邦想在关中称王。”项羽一听这话，非常生气，决定派兵攻打刘邦。当时刘邦的兵马只有十万人，而项羽却有四十多万精兵，刘邦显然不是项羽的对手。

    因此，刘邦听说这件事后，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项羽驻军的新丰鸿门，向项羽请罪，项羽设酒宴招待他。在宴席上，项羽的谋士范增想让项庄借舞剑杀死刘邦。在危机关头，樊哙强行闯入，才给刘邦解了围。刘邦借故要上厕所，跑了出来。按常识，刘邦上厕所的举动已表明他有逃离之心，但故事不能这么编。

    正在此时，刘邦的谋士张良劝他赶紧逃走，刘邦却说不辞而别，很不光彩。见刘邦犹豫不决，樊哙便劝他说“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既然逃是众望所寄，刘邦欣然应允，带着樊哙等少数几个人，一溜烟地回到他当时驻军的霸上，顺利地躲过了这一劫。

    这句格言告诉人们，在关键的时候要懂得分辨轻重缓急，不要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与后来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而宁死不渡江的英雄气概相比，刘邦那一点“不光彩”的顾虑也不是没有道理，因此后世对刘邦的逃席故事充满争议。一种持肯定的态度，主张做大事的人，应该不拘小节，否则不仅会坐失良机，而且还会追悔莫及。另一种则是否定态度，强度小事的重要性，主张“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无论什麽时候，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不要以“善小而不为，恶小而为之”。

    这两种看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它们都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视情况的变化而定。当事态变得严峻重大，而小节又无关紧要的时候，就应该不拘小节；当事情还未朝着紧急状况发展，完全可以大事小事一起做好的时候，当然要顾及小节，以免“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4）“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

    这是司马迁称赞游侠的话，司马迁本人骨子里就有一股豪侠气概。

    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司马迁对游侠怀着崇敬之心说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在司马迁的心目中，游侠都是一些重诺轻死、施恩不图报的具有任侠品格的人。其中“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便是对游侠信守诺言这一点的赞赏。虽然司马迁对游侠这种行为极为赞赏，但是“言必行，行必果”的行为容易过激，错误的坚持更会导致乱法犯禁的严重后果，所以孔子及其所服务的对象多半不太喜欢这样的人。

    在《论语·子路》中，孔子就曾说：“言必行，行必果，然小人哉！”孔子之所以斥责这样的人是小人，就是因为他们不管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义，只是以坚守诺言为目的，一条道走到黑，这是很不对的。

    中国人重守信，但同时强调“信”须以义为准则，也就是要符合道义。若不违背道义，我当履行；反之，就不履行。在中国人看来，不问青红皂白，专以守信履诺为务的人是不可取的，这不是真正的讲信用，而是极端偏激的愚信，是江湖任性。

    在孔子的学生中，子路就是一位“言必行，行必果”有任侠气质的人，所以经常受到孔子的批评。有一次，孔子严厉地批评他，“像你这种性格，将来一定不得好死”。果然被孔子言中，子路后来无故卷入卫国的宫廷政变，死于乱刀之下。

   （5）“患人知进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

    此言出自《三国志·魏书二十七·王昶传》中那一段魏明帝时期关内侯王昶告诫儿子王浑的《诫子书》。

    三国至两晋时期，《诫子书》曾大为流行，诸葛亮也曾给他的儿子写过一篇，给后世留下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两个成语。言归正传，接下来要说的是不那么知名的王昶的《诫子书》。

    王昶为人做官谦虚恭谨，知进知退，从他给侄子与儿子起的名字中，可以看出他的处世态度与他对后代的期望。他有两个侄子，一个名默，字处静，一个名沈，字处道；同时，他也有两个儿子，一个名浑，字玄冲，一个名深，字道冲。由处静、处道、玄冲、道冲这些名字来看，王昶是一个富有禅学意味的儒家人物，他的《诫子书》充分表明了他的这一思想特征。在《诫子书》中，王昶多有精辟之语，他说：“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身之本也。”又说：“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又说：“浮华则有虚伪之累，朋党则有彼此之患。”这些话都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人生哲理。

    “患人知进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一句，正是其《诫子书》的主旨，他劝诫他的侄子和儿子们，不要急功近利，要知足常乐，进退适宜，只有这样才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他说：“夫富贵声名，人情所乐，而君子或得而不处，何也？恶不由其道耳。患人知进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语曰：‘如不知足，则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览往事之成败，察将来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厌，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者也。”

    一般情况下，人都是知进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然而，正如老子所言，物壮则老，物极必反，任何事物只要到达顶点，就必然要走向反面，所以，在坚持进取的同时，其实也正是在走向衰亡，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因此，要想常保富贵荣华，就要懂得动静适宜、进退有度的道理，并能付之于行动。

    人最大的失败，源于不知变通。知进退、知欲足，是最大的变通之智。

    （6）“太刚则折，至察无徒，以之为政，则害于国；用之行己，则凶于乃家”

    这是《晋书》史臣评价周顗时所说的话。周顗（公元269—322年）为人行事不拘小节，他身上最大的毛病也是时人的一大通病——嗜酒如命，他曾经多次因醉酒误事而被罢官。

    一次，晋元帝司马睿宴请大臣，在饭饱酒酣之时，司马睿见各位大臣欢聚一堂，感到非常高兴，就对群臣说：“今天下名臣济济一堂，真有点像尧舜那时候一样啊？”这显然是司马睿把自己比作尧舜来自吹自捧，群臣大多都顺着他的意思，阿谀奉承，但周顗心中却不满他这种偏安一隅、不求进取、自我满足的态度，于是就借醉酒而直言说：“今天子虽然与尧舜一样都是君主，但当今之世怎么能与尧舜盛世相比呢？”司马睿听后非常生气，周顗因此差点脑袋搬家。这是历史上一次有名的饭局。

    周顗平时性情宽和，胸有雅量，行为虽有些乖张，与其诸位同僚亲友相处却一直很好。由于他经常饮酒误事，引起他的弟弟周嵩的不满，有一天，周嵩气愤地对他说：“你的才能比不上我，为什麽会有这么大的名声呢？”气急之下，把一支正在燃烧的蜡烛扔向他，以示对他的羞辱，但周顗一点也不生气。这说明周顗有容人之量。

    从表面上看，虽然周顗好像对一切都毫不在乎，但实际上他却不是一个做事毫无原则的乡愿，在放荡不羁的外表下，他有自己所坚持的为人处事原则。比如，他醉酒表达对司马睿不思收复江北的不满，但在“王敦之乱”（322—324年）中表现出宁死不屈的忠义气节，这都充分说明，他是一个有所为而又有所不为的君子。正因如此，《晋书》史臣才在评价他时提到了上面的话。

    “太刚则折，至察无徒”，老子在《道德经》中也曾说：“木强则折，兵强则灭”，一个人若是过分地刚强，就不可能长久，这就是老子“强梁者不得其死”的意思。

    同时，“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至察的人对别人要求太严格，而世间人却没有十全十美的，任何人都有优点，也有缺点，若求全责备，怎么会有朋友呢？

    所以，为人之道，在于能屈能伸，机动灵活；用人之道，在于用人所长，避人所短。若不明白这个道理，就不能宽裕有容，不能容众就会制造很多的怨恨，怨恨积累多了，大则祸害累及国家稳定，小则累及自身及家人，故不可不慎。

    （7）“吾平生所学，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尽。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亲睦宗族，未尝须臾离此也”

    这是北宋名臣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的话，见于《宋书·范纯仁传》。

    在《论语·里仁》中，孔子曾对他晚年著名的弟子曾参说过：“曾参啊！我的学问是有一条主线贯穿始终的。”曾参回答说：“是的。”孔子说完这些话就走了出去，其他的学生不理解孔子说的是什麽意思，就问曾参：“老师所说的‘一以贯之’之道到底是指什麽啊？”曾参说：“不过是忠恕罢了。”

    尽管上述这段《论语》很可能是曾子借孔子之名而编撰的，但是用“忠、恕”二字来概括孔子的整体思想也算与时俱进了。由此可知，“忠、恕”在孔子身后的儒家思想中拥有较重要的地位。

    那么，“忠”和“恕”指的到底是什麽呢？“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是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要使别人站得住。“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自己所不喜欢的事物，就不要强加于别人。忠恕是儒家非常重要的两条伦理准则，它们充分体现了儒家所遵循的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处世方法，这是后世儒家仁学思想的实质所在。

    乍一看，这两条准则似乎很简单，事实上并非如此，这两条准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标准，要想彻底做到是非常困难的，它需要人们花费终生的时间去涵养和培育。所以，范纯仁才说自己一生受用不尽。

    综上所述，“坚持到底”唯有讲到做人气节和做学问是适用的，而在解决具体实际问题方面，它远不是一剂合格的良方。

    有人常说做大事如“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所以成大事者贵在坚持，但是，我认为这句话本身的意义已然十分明确，坚持不松劲的只适用于撑船，而且还是一条逆水之舟。舟为何会处于逆水境况，舟上之人能不能及时上岸，另择途径？

    人为制造的逆水行舟不仅形同冥顽不灵的刻舟求剑，更是一出害人害己的苦情戏。

    人间事理值在此，“事不凝滞，理贵变通”（《宋史·赵普列传》）。

    还有人说干工作需要有“愚公移山”之志。可是，我很怀疑说话的人到底清不清楚“愚公移山”故事的真相。移山事业之所以取得“成功”，根本不是愚公坚持到底的结果；愚公充其量是用说硬话的本事“感动”了两位疑似远道而来的“操蛇之神”，是这两位外神显现了移山的神迹。

    历史不是神迹，而是血淋淋的教训。“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周王朝的失败在于它虚弱，秦帝国的失败在于它太强，归结到共同的一点，它们都是不会变通的祸患导致。

    今天，打破“坚持到底”的神话，学会正确变通，回到可持续发展的正轨，乃是当务之急。（2022年5月8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