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之问：由奥密克戎想到的 || 大视野_风闻

秦朔 | 文  

历史充满着偶然。

有些偶然对历史的走向毫无影响，有些则会影响历史的走向。

2022年春天上海爆发的奥密克戎疫情，是前一种偶然？还是后一种偶然？我不知道，只希望它能成为好的偶然，也就是导向一个更好未来的偶然，尽管代价是如此沉重。

从3月19日小区开始封闭，这是我最长一段完全在家的时间。虽然一家三口靠团购和投喂生活无忧，但每每想到那些熟悉的地名下身处困难与灾害的人们的命运，就有一种痛切，挥之难去。

国家一直要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2020年春我在湖州、宁波、嘉兴、苏州等地都做过调研，那时虽然新冠病毒“泰山压顶”，但各地一手抓防控、一手拼经济，看后对中国供应链的韧性很有信心。事实也是如此，2020、2021年中国的出口在“三驾马车”中一枝独秀。

而今年，防控这一手硬得狠，不少城市只有几例感染者就封区封路，城与城之间也日渐形成割据之势。然而拼经济这一头，力度明显变软，给人的感觉，好像我们是大户人家，家底很厚，经济放一放停一停都不要紧。

就我最近的了解，因为疫情扰动，大量中小微企业都遇到市场需求不足、收入下降、现金流艰难等困局。不少行业如汽车因为物流受阻，无法进料、出货，大面积停摆。一直有显著优势的出口供应链也受到不小冲击，我采访过的一家长三角出口企业，因为当地有疫情，企业几百人被隔离，无法正常生产。一些上市公司说，一季度情况还是可以的，稳中向上，但4月起情况迅速变差，经营难度加大，运营质量下降，而且缺乏有效应对办法，很被动。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信心，无论是消费信心还是社会资本的投资信心。疫情已进入第三年，叠加整个经济增速下行，不少家庭和企业的储蓄、积累消耗了不少，抗冲击能力弱化，灵活就业转为“间歇失业”的比例不断上升，负债谋生、生计堪忧者也在增加，所以即使疫情控制住了，指望消费和投资迅速复苏也不现实。

外资的信心也受到不小影响。中国供应链一向以性价比高、交货稳定、配套齐全著称，是最高效的选择。经此冲击，外资必然会增加安全方面的考虑，不可能把全部鸡蛋都放在中国。2020年不少外资就有这种想法，但一时还离不开，现在我们自己给了他们离开的理由。

最近就看到一些对中国制造形成挑战的具体信息。苹果宣布在印度生产iPhone 13智能手机，不仅向印度本土市场供货，还第一次面向美国等市场供货。富士康在巴西也开始为苹果生产iPhone 13。越南今年一季度出口总额为885.8亿美元，同比增长12.9%，越南已是对美国出口鞋类和服装的第二大产地。

越南2021年人均GDP为3700多美元，今年预计4000美元，印度2021年人均GDP不到2200美元，和中国的差距都还相当大。且一些越南制造、印度制造源自中国企业的投资，属于中国制造的溢出。但必须看到，他们正在上轨道，追赶速度正在加快。

我有个朋友在越南投资光伏制造，他说美国对中国企业有不少反制措施，但对越南没有，中国现在又受疫情牵绊，所以越南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机会。如果越南制造对中国制造的订单替代大规模、不可逆地发生，中国一定会痛。

越多了解，越意识到，如果说奥密克戎是黑天鹅，经济下行就是灰犀牛，一定要同等重视，疫情不防住不行，经济不稳住也不行。

之前说过，要看清楚奥密克戎的特征，要重视它但不要畏惧它，它并无什么害人能耐，只是在让我们疲于奔命、内卷甚至内斗方面很有能耐。

最近又想到，如果说奥密克戎有什么“阴谋”，其最大阴谋就是让中国和世界分开，让抗疫和日常生产生活分开，通过这“两分开”，慢慢耗掉中国经济的元气，也让中国无法从世界市场获得源源不断的滋养。这样它就得逞了，就遂愿了。

我们该怎么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动态清零，是总方针，不能动摇。同时中央强调，要根据病毒变异和传播的新特点，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我个人深信疫情防控的终局，决不是在过高的防控成本和过大的防控代价下，让大多数人都感到得不偿失，让无数正常人和正常的市场主体都“被动停息”。

所谓统筹，就是兼顾。都不能不顾。

一方面，我们理当承受短期防控代价，牺牲一些正常利益，应该有这种自觉，且今后也要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做好常态化斗争准备。但另一方面，不能不顾病毒本身的演变，随意扩大防控范围和升级防控手段，靠让更多地方、更多人的更长时间的卧倒来保证防控成功率，这既不科学、精确，也将使防控总成本不可控或不可持续。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对人的精神的影响。如果很多人一直处在郁郁寡欢的状态，如何激发活力和创造力，推动创新发展？这种无形损失太大了，也应该计入统筹的损益表。

国家卫健委最近也说，“动态清零”和正常的经济发展、生产生活之间是相互协同的，但如何协同，现在需要的是做法，是落实，而不是说法。

我一直认为，奥密克戎本身的危害性远不足以打垮我们和动摇中国经济的基础，但如果做不好统筹，凝聚不好人心，就会让它趁虚而入，祸乱经济、社会和人心。

这些思考可能是沉重的，但我的确从奥密克戎想到了国家的命运和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我们要跳出一切本位主义，站在国家民族立场，深刻剖解奥密克戎到底是什么？到底想干什么？怎样做才是最佳选择，才能让它的企图落空？

命运是关乎每个人生活的细节，也是关乎所有人前途的趋势。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1902—1985）曾经划分过三种时间：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

地理时间是长时段，以一个世纪或几个世纪为单位，对应的历史形态叫“结构”；

社会时间是中时段，以10至50年为单位，对应的历史形态叫“局势”；

个人时间是短时段，以年月日为单位，对应的历史形态叫“事件”。

地理时间是一种“硬性边界”，比如我们中华民族生长在黄河长江这块土地上，儒家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无论自然地理还是人文地理都很难改变。社会时间是一种周期性的波动，身在其中的人往往要到周期结束才能察觉到波动的存在。只有当下发生的事件，才是个人最能直观感受的时间。

按照这种划分，或许可以说，地理时间是我们的“命”，是天定的、难改的；社会时间是“运”，不同的周期意味着不同的世运，国运；而个人，则是大的命运之下的微弱一员。

中国文化对命运二字非常考究。所谓“人各有命”，命是先天的条件、特质、限制，运是后天的经历、趋势、过程。钱穆先生说，“命是其人之性格，运是其人之遭遇。性格虽前定，但遭遇则随时而有变”。他还说，“大众多数人的命，依随于大气运而定，大气运可以由一二人主持而转移”。

不过，倘若凡事都是命和运，作为个体的“我”还有什么用呢？是不是“命里无时莫强求”，随遇而安、得过且过就是了？

当然也不是。佛说“命由己造，相由心生”，《菜根谭》说“天扼我以遇，吾亨吾道以通之”，意思是上天阻扼我的际遇，我就拓宽人生的道路来摆脱困境。这都是说，自己对命和运是有责任也可以有所为的。

杨绛先生写过《人各有命，命运最是不讲理》。她说，回顾自己一生，许多事情是不由自主的，但有些事是否由命定，或由性格决定，或由自由意志，值得追究。“关键时刻，做主的还是自己。算命的把‘命造’比作船，把‘运途’比作河，船只能在河里走。但‘命造’里，还有‘命主’呢？如果船要搁浅或倾覆的时候，船里还有个‘我’在做主，也可说是这人的个性做主。这就是所谓个性决定命运了。”

由此可见，“做主的是人，不是命”。

从国家角度看，钱穆当年“为中华民族国家前途一推其命运”时说，“若论命，我中华国家民族，显然是一长生好命，后福无穷的。若论运，则五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大变，这最近一百年来，我中华国家民族，正走进了一步大恶运。此恶运则交在东西两大文化之相冲相克上”。

弹指一挥间。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中国的国运从“恶运”而兴盛，乃是不争的事实。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这两个奇迹，作为国运之基，让生逢此时此地的个人有机会大显身手。而人人努力，也才让国家奇迹化为现实。

为什么经济快速发展？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市场搞活，把激励搞对，把规则搞公平，把预期搞稳定，把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

为什么社会长期稳定？除了党的坚强领导和民族文化的内聚力，和我们对世情、国情的准确判断和战略定力也是分不开的。

放之国际，就是坚持“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立足国内，则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的目标。

所以这几十年的国运，是奋斗出来的，也建立在清醒和准确的认知之上。如果对国际环境、国际秩序、人民向往的认知出了大的偏差，我们就不可能享有国运时运的红利。

近年来每当经济出现困难时，就会流传一种说法，某年“是过去十年最差的一年，也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身处疫情的中心，我也常想，难道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到此结束了？其实，这两个奇迹是不能分离的。经济不发展的社会稳定不可能持久，那只是没有活力的僵化稳定；社会不稳定的经济发展也不可能持续，那只是让少数群体获益的畸形发展。

因此我们的国运、时运要延续，必须把积极的、建设性的、人人心情舒畅的社会稳定，和人人参与、人人创造、人人分享的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更好地结合，如此远大前程才继续可期。

我之前写过的《从经济进化机制看中国互联网》中提出，经济发展就是在需求和供给两侧，都能实现让一切人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发展。更多、更具个性化且不断更新的需求，更快响应、更快改善、更具创造性的供给，这两者相互推动，循环递进，就是经济发展的进化机制。

显然，如果没有了个体自下而上、自内而外的自主愿望和探索精神，只靠自上而下的各种要求，活力不可能喷涌而出。

船到中流浪更急，今天中国经济固然面临着国内外许多前所未有的复杂变化，可以说到了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关键时刻，但我始终坚信，蕴含着每个国人内心的进取精神和希望民富国强的巨大善意，以及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政策的期盼，就是克难攻坚的最大法宝。只要相信这种力量，激发这种力量，就能穿越各种疾风暴雨。

2019年我曾调研过中国的药品改革，正是2015到2018年中国药品监管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如加快药品审批，加入ICH（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议）与药品研发国际规范接轨，推行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改善药品质量，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试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等等，让中国药品行业的面貌焕然一新，冒出了许多有理想、肯付出、有建树的新创业者。

例如，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允许持有人与生产企业相分离，从而大大减轻了研发企业的负担，有利于让研发机构做好研发，生产机构做好生产。而在过去，必须先建好药厂才能申请注册，但建药厂需要很多投资，需要时间，建设期间药厂没有药品也只能空置。

多年来我在类似的很多采访中都深刻体会到，莫道世间无人才、无创新、无活力、无动能，只需宽些尺度，给些空间，多些阳光雨露，多些经济自由和自主负责，局势就会迅速改观，为之一变。

对政府和监管机构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我们一向有很强的集中化的管理体系和管理习惯，也很容易为各种管控找理由，而面对强大的监管者，市场主体相对是比较弱势的。用费孝通先生曾经的一个比喻，西方社会像是田里“一捆一捆清楚的柴”，是分权的格局，中国社会“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的波纹”，是中心化的。我们的管理效率很高，但如果精准度和统筹力不够，就会出现“一刀切”，且影响深远而广大。要是各个部门都在不断丢石头，那市场主体的预期就真的太乱了。

中央政治局4月29日召开会议，强调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并从方方面面提出了令人鼓舞的举措。我一字一句看了公布的内容，觉得对不少行业如房地产和平台经济来说，可以说是及时雨。会议还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要有“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担当作为，求真务实，防止各类“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发生。

希望这些措施真正落实，尤其是把措施背后蕴含的精神，即重在发展、信任市场主体，发扬光大，以助中国经济的国运稳中向上、向前。

奥密克戎是一场危机，我们要化危为机，就要忧患而不悲观，科学而不偏执，关切国家的命运，也把握好自己的命运。

心理学家马斯洛说过：“在任何时刻，我们都有两个选择：往前走向成长，或退后走向安全。”

对市场主体和个人来说，即使处困居危，也可以相信，人力能够补天心。虽然我们只是一木一苇，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鲁阳挥戈，落日为之徘徊”，钱穆先生当年倡言，今日仍有意义。

思天命国运，可能过于宏大，但立足自身，在命与运之间，还站着一个人，那就是你，就是我。而一个个你我的冷静与力量汇聚起来，对国运时运，大抵也会有所助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