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再也不愿意去工厂是对官本位守旧思想最有力的反击_风闻

我们国家工业制造业整体的转型或升级，注定是一场需要持续多年“痛并快乐”的经历。

无论经济结构调整，还是供给侧改革，很大程度都是指我国的工业制造业向着进一步的机械化、电子自动化、数字智能化、人工智能化生产水平的跃进。

纵观西方整个工业化发展的历程，无不是智力（知识和技术）劳动一步步扩大并替代或者更新体力劳动方式的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

劳动工资可以是成本也必要作为成本来核算，但是只有劳动（包括体力和脑力劳动及其成果的变体：如企业家行为、新技术应用和知识产权等）才是经济财富创造的源泉。

而现代工厂高度细致化劳动分工的流水线作业，或大规模零配件同步组装式作业的生产方式，一定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和约束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进而对劳动者的身心调适造成很大的制约甚至是伤害。尤其在计件工资体系考核的强大压力下，企业主或管理者当局对于工人劳动生产过程的技术指导事实上非常地有限，他们更像是一批行政官僚在履行着命令、指挥、督促，甚至包含着某种恫吓、要挟“高效劳动”的“工作职责”。

而这样的情形，现如今早已绝不再仅仅局限在那些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和制造业领域，官僚或官本位守旧思想的体现，也已经蔓延到了一些从事大规模应用软件开发的所谓“高科技企业”，“码农”之所以自讽为码“农”，它真实而诙谐地表明，太多长期从事于知识性劳动的“现代化的工人”，其实就像封建时代的农民一样，机械而又乏味地执行着土地封建主的价值逻辑和意志。

要知道，当代中国工业中的无产阶级，他们的民主意识再一次觉醒和再一次觉悟的速度就像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一样，也是史无前例的。新一代青年人他们宁愿接受风吹日晒烈日隆冬去送外卖、送快递，甚至吃盒饭、打零工，也不愿意再回到工厂里去受“那份罪”，工资待遇只是他们生活需要的一部分。很多情况下他们并非惧怕工厂工作的辛劳和单调（诸如送外卖、送快递，在一些连锁商店做导购、做中介很多时候丝毫也不比那不轻松），他们需要的是得到一些必要的理解、尊重和时间上相对自主一些的自由。但是，官员们或一些老板他不会这么想，他们会担心我们中国的实体经济将来会不会“空心化”。

学而优则仕，是古老中国已经流传了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也是现代或当代中国之前的知识分子群体基本上唯一可以“光宗耀祖”的出路。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星夜赶科场。在中国，曾经知识分子追求做官或当官，有相当一部分他不见得是为了将来作威作福欺负人，而是力求避免被当官做官的人所欺侮。

至于做官当官了之后，一个人他究竟会不会被一朝权力在手所诱惑、所污染、所腐化，那就另说了，很多人实在难以抵挡住“权力微妙”的引诱，做官当官事实上也就成为了其人生追求的目的。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只要有团体的场合，就必然包含着政治。

企业里面有政治，无论公有或私有，这应该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已经教给了人们的最大的经验。而企业政治机能发育的健康还是不健康，企业管理者当局究竟是保守的官僚主义者，还是引领时代发展潮流的富有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政治开明人士，决定了一家企业能不能够行稳而致远。

企业家精神与官本位和各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存在天然地对立与冲突。

官僚主义和“官本位”的幽灵，仍然在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制造业领域最突出，最典型。而且近些年，在最广大的民营经济领域，甚至有比公有制经济领域还要突出、明显的迹象。换句话说，不少民营企业内部的政治组织腐败与堕落的程度，未必就比二、三十多年前的一些国有企业更轻微。

新一代的青年人出生生长在一个与以往中国已经截然不同的年代，他们的所思所想与人生追求的可选择的自由度，已经远远地超越了他们的父辈或祖辈。

而守旧的官本位传统思想，不会是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提高就那么容易被稀释、被教育和被改变转变到一个它最适宜的社会样态之上的。当官好办事，有位当官的亲戚或朋友就好办事，仍然是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经验性常识。

这些年公共教育领域有关于“普职教育过早地分离”是好还是不好的话题，一再引起公众关注热议，其实背后凸显的是广大的学生家长以及未成年的学生对于未来进入“传统工厂式工作”坚决的抗议，抗议的本质是对社会组织管理中较普遍存在的官本位官僚主义的社会性反击。

包括近些年一再升温的考公考编热，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新一代青年人，力求回避或摆脱官本位束缚与官僚主义侵犯的本能。

新一代的青年人总是非常地反感官本位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那一套，甚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鄙视与不屑 —— 这让很多中老年人充满了困惑 —— 并且些许无奈地坦言：这些年轻人的确还很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