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牙走，不能停——我们一家三代人的长征，与诸君共勉_风闻

这个五四青年节不一般，时值建团100周年。在这一天，团团走心了，当天凌晨零点零分发了一条微博：一代又一代人的长征，一百年见证共同青春。

是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正是一代人又一代人奉献了青春，中华民族在短短的一百多年转危为安，目前即将叩响伟大复兴的大门。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个人的前途命运，始终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大国崛起，守护了万家灯火；每个人的奋斗，又汇集成时代洪流。

就拿我们家来说吧，这一百年从祖辈到孩子们这一代，已经有了四代人，参与并见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艰辛而辉煌的历程。

我爷爷奶奶分别出生于1917年和1916年，赶上了军阀混战，也赶上了日本入侵。我爷爷还被鬼子抓走做苦力，后来趁着喂马的机会溜了出来。

他们那代人还经历了很多次自然灾害，尤其是1942年的旱灾，蛋嫂的姥姥就背井离乡去逃荒，我姥姥也曾讨过饭，还曾被拐卖过。

他们也经历了多次的瘟疫大流行，我奶奶每次谈及霍乱天花都很惶恐。那时候，新生儿死亡率很高，我三爷家前七个孩子都没成。

我爷爷奶奶算是勤奋踏实、持家有道的，又是种地又是做工又是开荒，没日没夜地干，终于在解放前从贫农混到了下中农。

那时候粮食产量极低，我奶奶说好年景一亩地也只是打百十斤。旱年庄稼不生长，两头见麦籽。我查了下《民国社会经济史》，印证了我奶奶的说法。

正常年景，河南省小麦平均亩产只有81公斤。而有些地方，由于战争摧残和技术落后，好年景亩收才三斗（每斗30斤）。

产量这么低，却要承担地租和各种苛捐杂税。先说地租。根据《民国社会经济史》记载，河南的大多数地租率在50%左右，也就是大约一半的产量归地主。

而在地少人多的豫北地区，地租率更高。比如林县（现在的林州市），地租率一般在65~75%，甚至更高。而新乡有一种佃户叫做“揽活”，剥削得更厉害。

麦收后，地主先分去八成。剩下两成由长工、揽活、牲口三者平均分配，地主家的三头牲口算一个人头。“揽活”的地租率在90%以上。

什么概念？也就是好年景一个揽活种一季小麦，一亩地只能有不到10斤的小麦作为报酬，加上秋粮一亩地一年的报酬也只是十几斤，这还只是好年景。

就这可怜的一点点收入，还要面临国民政府和日伪政府的苛捐杂税。河南的苛捐杂税，可谓集全国之大成，仅征粮一项，就有十多种名目。

完粮征收之后，还有各种保警伙食费、制服费、招待壮丁费。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税种，比如纺车税、牛车牌照税、做饭的锅底税……

抗战胜利后，洛阳周边各县，各种杂捐高达186种。反正农民每年的收入除了苛捐杂税之外，几乎没有剩余。

除了应付政府的苛捐杂税，还要应付土匪。河南的匪患极为严重。我爷爷跟我讲过，我家附近各种土匪多如牛毛，其中最令大家闻风丧胆的就是大土匪扈全禄。

这个人为祸乡里，无恶不作，罪行罄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他杀害共产党员八路军干部、战士和民兵、村民达5000余人。

杀人手段极为残忍，有枪杀、砍头、活埋、铡死、剥皮、锅煮、油炸、投河、大卸八块等十余种，他还带领匪徒烧毁民房2000余间，抢劫财物不计其数。

他之所以猖狂，主要是有后台，在国民党和日伪政权之间横跳。1938年他看国民党不行了，就带着4400多人投靠了日本。1943年觉得日本不行了，又投靠国民党。

国民党为啥总是一群乌合之众？就是因为没有原则，什么烂货都能成为国民党。收拾这种沾满人民鲜血的人渣，还得靠共产党。

1938年，八路军重创伪军扈全禄部。1947年，刘邓大军再次重创国民党扈全禄部。1949年春，新乡解放，扈全禄被解放军捉拿归案。

就是在这样水深火热的生活，把我爷爷逼成了全能型人才，除了是种地的一把好手，还是瓦匠、木匠、厨师、编织工、养殖能手，也成了村里的积极分子。

新中国成立后，我爷爷入了党，也成了生产队长，后来又成了村干部。也只有翻了身，他们俩才有条件哺育了五个孩子。

我姥爷他们家是铁匠出身，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参了军去了朝鲜。只不过他没有在前线冲锋陷阵，因为他是后勤兵。

他们对新社会无比热爱，建设新中国的热情也空前高涨，哪怕是最困难的1958年，还参与了共产主义渠的兴建。

这是我的祖辈，经历了旧社会的水深火热，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参与了新生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建设。

我的父辈们几乎都是五零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他们的青少年时期，物质条件还依然十分艰苦，也经历了很多磨难。

伤痕文学虽然记述了他们那个时代的青春，但却记述的不是他们。因为他们毕竟是50后的农民，他们不掌握话语权，也不会发出小布尔乔亚的呻吟。

所谓的伤痕文学，都是下乡知青所写。而我的父辈本来就在乡下，所以也不存在下乡的说法，他们的劳动强度其实比知青还要大，且祖祖辈辈皆是如此。

我们家也积极参与到了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为了发家致富，我们家开过磨坊，做过豆腐，闷过豆芽，养过蚕，还养过貂，种植过蔬菜水果和花卉。

无论干什么，挣的都是辛苦钱。比如做豆腐，和撑船、打铁并列为人世间的三苦。从黄豆的浸泡，到碾压，再到磨制烧浆，要投入大量的精力。

比旧社会好一点的是，80年代已经有了电磨，我还记得那个震耳欲聋的声音。起早贪黑把豆腐做好之后，还得走街串巷、沿街叫卖。

最艰巨任务其实是卖出去。那个时候没有冰箱，必须当天做当天卖完，不卖完就砸手里了，还可能血本无归，但卖出去又非常难。

那时候卖豆腐，只能走村串巷，沿街叫卖。当时没有电瓶车，也没有摩托车，我们家也买不起拖拉机和机动车，只能靠人力。

也就是一个自行车，后边还要拖个两轮平板车。关键那时农村的路面还没有硬化，坑坑洼洼、崎岖不平，我爸骑车，大梁上有时还坐个几岁的我。

那时的豫北农村，豆腐属于奢侈品，稍微贵点就没人买。所以经常天很晚才能卖完回家。如果遇上天气不好，生意就全没了。

唯一的好处，那就是自家顿顿都能吃上豆腐。后来把我吃的，看到豆腐都想吐，多少年心里都有阴影。可以看出，这不是一个好生意。

后来我们家卖菜卖了几年，也非常辛苦。就劳动量来说，一亩菜十亩田。这个瓶颈在哪？也是在销售上，这个任务主要是我妈负责。

不过，那时候有了脚蹬三轮。早上爸妈一起装上满满的一车，然后由我妈骑到集市上去“守株待兔”。中午回家，下午再装车去卖。

我爸主要在菜地干活，没活干的时候也去卖菜；没菜可卖的时候，我妈也在菜地忙碌。菜地，机械化无法施展，我还记得我跟妈妈在月下一叉一叉地剜地。

农村的家庭，一般都有自家的小菜地，因此蔬菜销售卖不上价，销量也受到很大限制。虽然种菜比种粮收益高，但是付出的劳动量要大得多得多。

我上大学后，心疼爸妈，不希望爸妈再辛苦了，好说歹说，劝他们来合肥经商。当时在我的强力坚持下，让他们在合肥开了个店，结果血本无归……

2003年，我爸去了科大东区的一个工地当小工，一天工作12个小时，可工钱只有20块钱。浇楼板的时候，还可能24小时连轴转……

2004年，我妈在合肥干起了老本行——卖水果。可后来城管不让摆摊，只好夜里9点以后出摊，有时候我还去帮忙。

可后来经我的手，连着收了两张假币，我妈一气之下不干了，在合肥找了个稳定的工作——扫马路，一月200块钱，且没有节假日……

那一段时间，是我最焦虑的时期，也是最彷徨的时期。心疼他们，却又无能为力。但是他们自己，却十分乐观豁达，对未来充满期待。

他们的辛苦，其实无形之中成了我努力的原动力之一。有一次去粜公粮，我气得直哭。最后一个环节，要从自己车上，扛到堆得像山一样粮堆上。

我心疼我爸爸（他腰不好），而我又扛了几袋之后就扛不动了，且脚下还老打滑。但是粮管所的工作人员跟监工一样，催着你往上扛。

为啥我爱学习，学习比干农活舒服多了。我初中的数学老师，鼓励我们努力学习，常用的一句话就是：考不考上大学，关系到你是前头冒烟还是后头冒烟。

前头冒烟，指的是在家务农，因为四轮拖拉机的烟囱在前；后头冒烟，指的是坐轿车，轿车的烟囱在后头。农村大学生的原动力，那就是跳出农门，改变自己乃至家庭命运。

读书时觉得日子很清苦，那是因为没有步入社会。步入社会之后，时时刻刻可能遭受到生活的毒打。人生的长征，才刚刚到了爬雪山过草地阶段。

我的同学，无论是中学的，还是大学的；无论是工作的，还是创业的；无论是国企的，还是私企的，没有不辛苦的。

去大城市的，都嫌压力大、房价高；留在中小城市或老家的，都抱怨工资低、没前途；进入体制内嫌受拘束，体制外的嫌没安全感。

有个同学毕业去了华为，干了几个月又回来了，因为无法适应那里高强度的工作。一个去中兴的同学，也曾大病一场。

一个创业的同学，为了给工厂通上动力电，当场吹了一瓶白酒；还有个去北京的同学，两点打电话哭诉撑不下去了。

但是十几年后，绝大多数同学，都找到了自己的生活节奏。然而坐到一起一聊，发现每个人都是一本故事书，每个人都是一部奋斗史。

有人总喜欢抱怨新三座大山，总嫌压力大。但抱怨归抱怨，还是要调整心态，脚踏实地、开动脑筋去奋斗，有时候要学会迂回，突围还得找敌人薄弱环节呢。

一个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北京，最开始就是租房子。后来在通县买了房子，再后来又住进了在亚洲（全球）最大的社区——天通苑，每天通勤时间三四个小时……

但人生有时候就是个骑驴找马的过程，攒了点钱就往市中心靠，攒了点钱就往市中心靠，现在终于住到了三环，还有了几套房子。

既要有远大理想，又要脚踏实地，不能上去就把目标定到珠穆朗玛峰，要学习毛主席零敲牛皮糖的策略，学会积小胜为大胜。

我和蛋嫂也是从绝望中一点一点地突围。大学期间，我就勤工俭学干家教，还要帮家里还债。走出校园的时候，别人大多从零起步，我们是从负起步的。

留在了合肥，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无奈。一方面家人都被我拖到了合肥，另一方面，也实在是没有勇气去大城市。

离开校园之后，就租住在平民窟一样的城中村，也没正经找工作，因为我把家教做成了事业，又发展成了课外培训班。

那一段时间真的是挣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抽着中南海的烟，操着中南海的心。工作之余，就看参考消息、环球时报。

我和蛋嫂还坚持到报摊买一份叫《青年创业参考》报纸，在上边找各种创业的路子，学习创业的知识。当时这份报纸承载了我对未来的几乎所有美好期望。

但是突然有一天，我把他们全烧了。因为我去买新的一期，结果没买到。报摊老板说，报社倒闭了。一个教年轻人创业的机构，竟然自己倒闭了，我感觉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

机会有时候来的挺突然，我培训班做的不错，有一个孩子家长刚好是出版社的，他建议我给他们出书稿，可以挣稿酬，从此我又多了一个收入的来源。

稍微有了点着落后，我跟蛋嫂就结婚了，没钱买房，就在城中村结的，不过婚房换了一个带厨卫的一居室，价格贵了一倍，两百一个月。额外20块钱网费，共220块。

说是带厨卫，其实厨房也就只能放下一个煤气灶和一个案板，在这里我学会了烧红烧肉。卫生间窄得连个洗衣盆都放不下，人进门都得侧着身，得亏那时候瘦。

为了营造温馨的气氛，我们自己买油漆把旧家具油漆了一遍，那时候也不知道甲醛的危害，只是开窗通了风，人都没搬出去，结果伤到嗓子了，慢性咽炎。

没钱大操大办，就是双方家人和几个好友一起吃了个饭，婚车就是临时打了个出租。婚宴也是抠抠索索的，大家没吃饱，临时还加了两个菜。

后来，我们东拼西凑买个二居室，总算是在合肥安了家。老家的兄弟姐妹，也都陆续在合肥定居。

现如今，大家依然很辛苦，但是每个小家都算是其乐融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的动力。

老家有句话，有苗不愁长。只要扎下了根，踏踏实实的努力，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

2014年的时候，我又走了弯路。当时流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听了几节成功学的课程后，忍不住创业去了。

那是满脑子就是融资，搞APP。当时设想的是做一款跑步的APP，和一款图书类电子商务平台。结果跑步APP流产，电子商务的压根没怀上。

想忽悠投资人没成功，结果被投资人忽悠了。创业很久头破血流，血本无归。失败之后，把自己闷在办公室开始写疗伤文学，结果走上了码字的不归路，直到现在。

我们这代人，通过长征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也正在改变国家的命运。比如第三首航母的设计师王硕威，竟然是是一位80后（华中科大校友）。

而我的同学中，有的在研究量子，有的在研究智能语音，有的在搞6G和7G，有的在研究自动驾驶，有的在搞光刻机，有的在搞信息安全，有的在搞雷达。

不过他们最近很郁闷，因为他们中有几个“人在上海，而钱在股市”。充分体现了疫情和大癌股面前人人平等。搞光刻机的又怎样，照样得找团长买高价菜。

而同龄人中，更多的是默默无闻的平凡人。比如我堂弟比我小三岁，没上大学，当了几年义务兵，退役之后四处打工，媳妇在家照顾两个孩子。

他目前正在陕西榆林的一处化工厂的工地（煤基乙醇项目）。虽然很辛苦，但是小家庭经营得不错。2015年家里就买上车，最近又在市里买了房。

大上海为什么那么繁华？不仅仅各行各业精英的奋斗，还有很多默默无闻的建设者的奉献。比如我一个表弟，目前就被封在了上海的一处工地。

这个表弟当年可是家里的宠儿，含在嘴里怕化了，捏在手里怕碎了那种。但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责任，让他走上了自己的长征路，让他迅速从男孩成长为男人。

每代人有每代人的长征，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长征。每代人的长征很艰苦，每个人的长征也很艰苦；每代人的长征很精彩，每个人的长征也很精彩。

伟大教员所说过：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我们通过自己的长征，宣告了我们的永不躺平，也给未来播种下了希望。

我们的祖辈，通过他们的长征，让我们远离了战火；我们的父辈，通过他们的长征，让我们远离了饥饿；我们这一代，要通过长征，让民族重回世界之巅。

我相信我们的下一代，也将会通过他们的长征，巩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并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塑人类文明新秩序。

中华民族一代代的长征，永不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