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乡村医生成为“光杆司令”_风闻

文章未发布，该页面为预览页面​对于乡村来说，年轻人留下是意外，老年人守望是常态。每个乡村，几乎有这样一群“守护者”，他们用青葱岁月见证了村庄的迁徙与变化，直至两鬓斑白，“我们刚来的时候也是年轻人，现在这个行业里最年轻的同事，也都40岁了。”

一个人，一间卫生室，就是一个村落的医疗中心。据卫健委统计，截至2020年底，全国基层卫生人员超430万，包括100多万的乡村医生——董乐就是其中之一。“国家越来越重视城乡基层医疗，但随着村落空心化、老龄化加剧，鲜有年轻医生愿意到村里来。”

今年是董乐做村医的第27个年头，她的工作忙碌而又充实，“我主要负责村民们的日常诊疗，为他们提供健康管理。”董乐认为自己是乡镇卫生人员中最基层的网底部分，但是肩上的责任是一样的，乡村医生和其他医生并没有什么不同，一样需要丰富的临床经验、良好的沟通能力，以及一颗仁心。

 乡间里的“家庭医生”

董乐骑车进小区的时候，刚刚好上午7点整。日光透过清晨的薄雾，打在楼下车库的雨棚上，遮下一片阴凉，董乐远远瞧见张南和老伴正站在那片阴凉下，她着急忙慌地把车停稳，背上出诊箱迎着老人跑了过去，“张大爷您腿脚不好，快进去坐着。”

看到董乐来，张南老俩口道着说不尽的感激。自打上年纪后，张南的脚踝一直不太好，前些天下地种菜又不小心摔了一跤，已经动弹不得。恰巧，正逢那天董乐打电话让老人前往村医务室做定期的慢病监测，老人慌了神，“董医生啊，我这前两天把腿摔了，过去不太方便。”看了看日历后，董乐决定五一假期去探望一下老俩口。

考虑到要给老人空腹测血糖，她便将时间定在了早上7点，早点结束老俩口也能吃上一口热乎的早饭，对肠胃好。将老人扶进家里，董乐打开了随诊的出诊箱，在村里像张南老俩口这样的情况不止一个，这意味着董乐的出诊箱里要备着常用药品、急救用品以及听诊器、血压表、血糖仪。

董乐踏出张南家门时，老年手机正脆生生地报着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做个慢病监测最多需要20分钟，五一假期，张南的子女都还在外地上班，为老俩口测完血压、血糖，董乐又多陪他们聊了会天，这对老夫妻身上有着董乐父母的影子，平时工作忙，她也很少有时间跟年迈的父母说上话。

董乐是二线城市的一所乡村卫生室室长，今年是她当村医的27年，她笑称自己是“光杆司令”，虽是医务室室长，但卫生室只有2个人。“人少，但该做的事还是要做好。”把工作上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是董乐27年来的信条。

刚入行的时候，董乐所在的医务室覆盖了周围村落3000人的基础医疗，最忙的时候，她一天要接诊50多人。到了2010年后，周围的村庄陆续搬迁，不少村民搬到了镇上，熟悉的村民走了一批又一批，“搬走了的乡亲们就很少回来了，身体不舒服就直接在镇上看了，关键是距离远了。”医务室距离镇上有5公里，村民们往返多靠三轮，并不方便。倒是董乐去镇上办事的时候，常被过去的熟面孔叫住，“董医生啊，很久没看到你了。”现在董乐每天的接诊量平均起来是过去的1/3。

在教堂里进行健康知识宣讲图源受访者

董乐还是和以往一样忙，作为乡村医生，她除了负责卫生防疫和日常诊疗，还要负责公共卫生，包括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和定期开展健康教育等。2016年，卫计委印发《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指导意见的通知》，要求加快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当代村医不只是简单地给村民开开药、挂挂水。”如今，董乐共管理着200多位村民的慢病档案——每一位村民都要定期约测血糖、血压。高高的几摞资料夹常出现在董乐家里，平日上班时间她忙着日常诊疗，村民们忙着务农，晚饭后村民们开始休息，董乐就挨个给村民们打电话约时间。

家庭医生不是私人医生，而是对服务对象实行全面的、连续的、有效的、及时的和个性化医疗保健服务和照顾的新型医生。但在村民刘华看来，董乐就是村民们的“私人医生”，去田间耕种时，他常常能看到董乐骑着电动车在村里出诊。

董乐的手机24小时开机，她常在晚上接到村民们打来的咨询电话，也常在下班锁门时遇见一两个火急火燎赶来就诊的村民。“乡村医生和其他医生没什么不同，都需要一颗仁心。”大医院的医生每天要遇到不同的病人和疑难杂症，而村医遇到的都是附近村落里的村民，董乐自己也是村子中的一员，“大家之间的关系，并不局限于医生与患者。”

 一代传承

董乐的父亲董自强也是村医。上世纪60年代，18岁的董自强从高中毕业，因从小体弱，父母不放心他出远门，就将他托给村里的一位“赤脚”医生做学徒，医人又能医己。那时村里人多，卫生状况远不如现在，一到夏天，不少村民都会上吐下泻，头上和身上长着疖子。在董乐的记忆中，家里常年备着一只小木箱，木箱里有一些常见的药品，父亲就是一个背着木箱，随时都会被叫走的人。

董自强在周围几个村里都是受人尊敬的，他救过不少村民的命，也用双手迎过新生。董乐的成长之路理所当然地印满父亲的标签——小学、初中、高中，她遇到过被父亲接生的同学，也曾在放学路上被大婶招呼着到家里吃饭，“农忙时打农药差点要了命，还好有你父亲在。”

农村的天黑得快，在那满是蝉鸣的夏夜，董乐经常能听到院墙外的急呼，“董医生，在不在，我肚子疼，头也疼。”紧接着就是一阵急促的脚步，院门“吱呀”一声关上，董乐知道父亲又出去了，夜晚的农田崎岖不已，常有毒蛇出没，她有些担心。

1992年，当地的卫校开设了一个乡村医生班，19岁的董乐在父亲的建议下报了名。从小耳濡目染，她天然地对医生这行有好感，父亲年纪也大了，需要人帮忙。进了研修班后，董乐发现班上的同学也多是“医二代”，90年代的村医多是“子承父业”，董乐笑称自己是最后一代“非正统军”，没接受过正规的医务教育，仅有的研修班已经是当时最好的学习资源。

1995年，董乐正式到村卫生室工作，成为了父亲的同事。村民门叫董自强“董医生”，叫董乐“小董医生”。一开始村民们都没太把董乐当回事，但每每扎针时，他们也愿意让董乐试一试，“龙生龙，凤生凤，董医生的女儿肯定不孬”，在乡下，血脉传承被看得尤为重要，对董自强的信任自然而然地嫁接到了董乐身上。

2008年，父亲退休了，董乐正式接过了卫生室室长一职。13年的实战经验，让她在当地小有名气，也就是在这一年，董乐遇到了职业生涯的一次挑战——区卫生局要求每一位乡村医生都要考取执业医师助理资格证书。

系统地接受过医学教育的村医少之又少——文化基础薄弱，基础理论掌握不牢，想考到这个证简直“天方夜谈”，那年很多村医转了行，包括董乐的亲姐姐。董晴比董乐大10岁，实践经验丰富，却是连村医的进修班也没上过，董乐不想离开，趁周末她跑到城里最大的书城，淘了几本厚厚的书和习题。

董乐备考时的部分书籍和习题图源受访者

没有培训课、没有老师，书上的专业名词董乐很多看不懂，习题一做就错上一片。平时工作忙，下班回家又要照顾女儿，董乐只能在晚上丈夫和女儿入睡后看书，“一看就到一两点，早上六点又要爬起来做早饭。”学不会，相当于“零基础”的她用了一种最笨的方法——把题目、答案以及书上对应的知识点全背下来，背得多了，竟也有了做题的路数。

医生是一个需要终身学习的职业，学到的知识是自己的，董乐也乐在其中。当她将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和日常的工作结合起来，开始思考如何为村民制订更加精确的诊疗方案时，董乐意识到自己在进步，“我觉得我变得更专业了。”过去学到的内容不再能支撑如今的工作，董乐一定要考到这个资格证，往后的从医路还很长，医生不专业是对患者的不负责任。

区里同批次的村医里，董乐考了第一名。“董第一”的名号在镇上卫生院传了开来，她笑着说运气好。后来董乐才发现，备考时她买的书是“执业医师资格证参考书与配套习题”，而她需要考的证只是“执业医师助理资格证”，碰巧来了次“降维打击”。5年后，董乐还有一次考执业医师资格证的机会，她暗暗发誓要将“助理”二字拿掉。

执业医师资格证书考到手后，她成为了区里为数不多的拥有此类资格证的村医，“村医也是随时代发展而进步的。”董乐父辈那代学医靠师傅带，只能在实践中摸索着成长，董乐也算是师傅带出来的，幸运的是，国家政策给予了她这一代正式学习的机会。

董乐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半路出家的人”，没有系统地接受过医学教育是他们这一代的遗憾，“师傅带徒弟”的培养模式到董乐这里已经是最后一代，所以这种遗憾也将止步于70-80后这一代。“国家越来越重视乡镇基层医疗，教育体系也愈加完善，以后派来的乡村医生，一定都是正规医学院出来的学生。”

卫生室的对面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树林。“这片树林看着我父亲退休，也见证了我从年轻医生变成了看起来‘值得信任’的医生。”眼下，董乐唯一的同事老马也要退休了。村医这一行的年龄断层很严重，大多集中在45岁以上，留下的和离开的，大多是当初拜师学艺的那一波人，“正规军”什么时候来，董乐也不知道。

 等一朵蔷薇

前两年，董乐的丈夫围着院墙种下了几棵蔷薇花。某天，落日余晖映在董乐归家途中，她惊喜地撞见院内小花攀上围墙，紫红色的花儿和深绿色的枝叶在微风下轻颤着。董乐意识到，又一个春天来了。

董乐家院墙内的蔷薇图源受访者

闲暇的时候，董乐喜欢在院内种些菜，碧绿的小葱和带着锯齿的苦菊她都种过，“这是我自给自足的小菜园，下班的时候种种菜，对我来说是一种放松。”接到电话的那天中午，董乐正顶着烈日给菜园浇水，领导说要从社区里给她分配一个年轻人来，让她带着熟悉环境，看往后能否留在医务室工作。董乐笑着应允，她将桶里剩下的水舀起，均匀地洒向菜地，看着干涸的土地变成潮湿的深褐色，她想起了领导口中的年轻人。

杨丽本就是作为乡村医生招进乡镇的，按照规定，她需要在上一级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受规培。接到“下乡”通知的那天，杨丽本能地反思是不是自己在社区工作做得不好，让领导不满意了。“这些年轻人就是我们的‘接班人’，但大部分孩子的执业医师助理资格证都还没有考到手，没有资格证书是没有办法到我们医务室工作的。”董乐有些遗憾，杨丽到社区工作两年都还没有考下资格证，像她这样的年轻人不止一个。

与杨丽见面的那天，董乐要骑车走访病人，她想带杨丽一起去看看。董乐远远看见一个有些微胖的姑娘蹲在路边，手里还拔着草。杨丽不是第一次见到董乐，印象中的董乐戴着眼镜、散着披肩发，有点像她的初中英语老师。一路上，杨丽称呼董乐为董老师，青翠碧绿的麦浪一波波涌向身后，董乐想到了自己还在读大学的女儿。到地方后，董乐将包里唯一一袋零食递给了杨丽，“叫我阿姨就行。”

杨丽觉得自己有些力不从心，村医一个人就是一支团队，她要学配药、也要会诊疗——不仅做主治医生、做药师、还要懂护理。每一个来拿药的村民看到杨丽都有些乐呵，“小董啊，来新人了啊！”新来的医生是这间卫生室里的大新闻，老人们热情的招呼在二十多岁的杨丽看来是一种“负担”，她觉得自己像是到访这个村里的局外人，这是和董乐不一样的。

董乐知道杨丽会走，但没想到这么快。第一天工作结束，领导给杨丽打电话，末了强调，“你明天再来这上班。”杨丽哭了，眼泪“啪嗒”一下就掉在了桌子上。董乐理解杨丽怎么想的，20多岁的小姑娘虽在镇上锻炼了两年，但村里的环境哪里比得上镇里。离开了熟悉的社交圈、听着不太懂的乡音、做着最繁琐的工作“在这儿，她能遇到的‘年轻人’可能就是50岁的我了。”董乐不知道怎么安慰杨丽，陪着她回了镇上。

第二天，杨丽没来。董乐只跟女儿提了一嘴，“那个跟你一样可爱的小姑娘回去上班了。”前两天饭桌上董乐都有提起这个女生，女儿好奇，难道母亲真把杨丽当女儿了？

杨丽走后，董乐有时候会想起自己刚参加工作那会，那时条件比现在艰苦多了，村里的医务室就是两间平房，一间用来诊疗，一间用做药房和收费处。2014年，在国家对城乡基层医疗设施的扶持下，董乐搬到了一个新建的200多平的医务室，室外附加一个种满灌木丛的小院子。闲暇时，董乐喜欢陪村里的老人在四季常青的院子里走一走，给他们讲讲宣传栏上的健康知识，再晒晒太阳。

今年8月，董乐就满50岁了。找她看病的乡亲还是习惯叫她“小董医生”，原因很简单，—二十年来，医务室里没有更年轻的新人来，来董乐这看病的村民们也都是同一批。董乐愿意听村民们叫她“小董”，“这些年听习惯了，挺亲切的。”董乐不怕“后继无人”，村医是为村民准备的，只要有村民在，村医就会一直存在。况且，现在国家政策越来越好，村里的条件也越来越好，一定有人能捧住她手里的“接力棒”。

在地缘的强连接下，董乐早就心照不宣地和村民们建立起了“血缘”关系。“做村医是一辈子的事。”工作这些年她不是没有遇到过更好的机会，但一想到每天骑车去上班都能看到三两村民在卫生室门口等她开门，董乐觉得自己放不下。

再过5年，董乐也要退休了，她想在这5年里学一学中医理疗。乡亲们年纪大了，多有风湿、偏头痛等症状，中医对村民们有用。若还有时间，她想在自家院前那棵开了几十年的老槐树旁再垦一块菜地，等粒粒白槐成串绽放之际，亲手摘下鲜绿的果蔬铺满竹编的菜篮。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名、地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