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播坤：制造业见顶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_风闻

文 | 牛播坤（华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我们从很多学术研究也都看到，制造业是后发国家实现赶超的重要基石和扶梯，制造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关于中国的制造业占比是不是过早回落，学术上其实有非常多的研究，这里我们不做争论，我们只想探究的是其他国家在制造业回落后有什么样的特征，在量的回落之后，是不是发生了制造业的升级，有没有质的提高，围绕这些题目我想一一展开跟大家作报告。

一、主要制造业国家制造业占比见顶回落的一般规律

首先，主要国家制造业回落当中有规律可循。

特征1，**回溯主要国家制造业占比见顶回落的人均GDP，大概都是在2017年不变价1.3万美元左右。**原因有二：供给端，可贸易部门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比较敏感。需求端，随着收入增长到一定阶段，对工业品的需求是逐步下降，逐渐被服务需求所替代。如果取对数人均GDP，大概在9.5左右。

特征2，制造业增加值的占比见顶晚于就业占比见顶回落。讨论制造业的占比见顶，有增加值和就业占比两个视角，就业占比先见顶之后一般才会看到增加值占比的见顶。两者先后见顶的内在逻辑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企业会倾向于通过增加机器替代人，增大资本开支，提升劳动生产率来对冲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生产活动并未因此下降。

**特征3，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业占比见顶基本上是城镇化率达到70%左右。**例外的国家发生在拉美和东南亚的部分国家，也就是我们常常认为没有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像印尼、菲律宾、泰国、南非、哥伦比亚这些国家是典型的城镇化率不到50%，甚至只有30、40%的水平，制造业的就业占比就已经见顶。

**特征4，制造业占比维持相对比较高水平的国家，外向度普遍是比较高的。**这个也是很好理解，制造业需求空间面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能够支撑制造业持续的维持高占比。

基于这四个特征，观察主要国家制造业的就业占比和增加值占比的差异化表现。

美国最突出的特征，是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制造业增加值的占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制造业吸纳的就业占比在70年代之后快速下降，从之前25%的占比下降到了8%左右。当前大家讨论的当今美国的很多问题，都在于制造业就业占比的缩减幅度非常大，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德国是相对比较正面的案例，德国的制造业就业和增加值的占比见顶，大概都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左右。此后的回落相对比较平缓，可以认为见顶回落之后实现了双稳定。

日本相比于德国而言，就业占比下降也是相对快于增加值的占比。

韩国的情况较为特殊，增加值的占比现在还没有看到顶部，背后的解释因素是韩国的产业结构高度集中在电子这一快速迭代产业上，使得增加值能够持续的上升。

二、如何理解中国的制造业见顶的特殊性

如果看人均GDP，中国制造业占比见顶基本符合该值在1.3万美元的国际规律。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一是制造业增加值的占比（2011）是早于就业占比见顶（2015）。**也就是说劳动力成本或者劳动力的部门转移，实际上不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快速回落的最主要因素。同时，这也意味着制造业增加值见顶之后回落的速率可能是会比较快的。以不变价来看，在2020年的时候制造业增加值的占比已经降到了28，相比于2011年差不多下降了4个点。

**第二个特殊之处是我们的城镇化率只有55%的时候，就业占比就已经见顶回落。**从需求来看，城镇化本身是一个巨大内需拉动力，在这个拉动力还在加速释放的时候，不管是增加值还是就业就已经出现了见顶回落，这并非是一个理想的情况。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为什么会过早下降？

首先就是长期视角下外需的相对弱化。2008年之后全球价值链增长停滞，除了这两年疫情扰动，我们的出口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没有回到2008年的高位。在外需回落的同时，内需没有完全承接起外需的空间，制造业内需增加值占GDP比值的提升，远小于制造业外需增加值占GDP比值的下降。

第二，户籍城镇化率长期滞后抑制了制造业的内需空间。非常简单的，2亿多的农村居民实现了职业或者地域空间的转换，由农村进入到城市工作生活，但却没有实现身份的转换，导致其消费倾向是显著偏低的。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也支持这一结论。

第三，不可回避的是，收入分配也对制造业的需求有直接影响。从国外历史经验来看，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见顶比较晚的国家，恰恰是贫富差距相对比较小的国家，而制造业占比提前见顶的国家，则普遍存在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

此外，原材料成本的过快上升也对制造业形成了冲击。历史可比的是，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与主要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见顶同时出现并非偶然。2016年以来，国内上游价格快速上涨，从投入产出表数据拆分来看，其影响程度已经等同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制造业企业面对的是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双重挤压。

三、主要国家制造业见顶回落的1970年代

还是围绕刚才的话题，刚才我们谈论的是制造业占比回落，那么这一现象形成之后究竟会发生什么？有一个时代背景是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基本上很多国家的制造业占比的见顶恰恰都是发生在外部冲击发生的情况下，主要从产业层面看当时的时代背景。

目前来看，中国制造业占比回落是不可逆的，那么在量的峰值之后，是否会发生质变呢，也就是制造业的升级会否发生，如何发生。我们可以从主要制造业国家的路径来窥其一二。

**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占比见顶基本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全球经济巨变期。**从内需来看，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率在70%左右。与此同时，油价从3美元一桶上涨到接近40美元一桶，各国汇率也出现了巨幅波动。受石油危机的冲击，西方世界普遍出现经济降速，特别是德国和日本经济增速降到原来的一半。整个70、80年代，主要国家经济增速相比于上个20年系统性的下了一个台阶。

在全球贸易层面上，全球化扩张停滞，同时全球的贸易结构剧烈调整。石油和石油制品的贸易份额大幅的提升，制造业的产品贸易份额缩减，加上80年代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最典型的是美日持续的贸易摩擦，各国都在缩链，更多强调供应链本土化，使得工业中间品、半成品贸易受到比较大的挫伤，中间品的贸易份额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全球化再次起步的时候才有所上升。这与当下全球化遭遇的困境有诸多类似之处，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工业中间品的贸易有可能会重现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场景？

从出口份额看，主要国家的制造业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表现不尽相同。其中，德国出口结构对于石油危机更加敏感，出口份额下降幅度比较大，其中尤其以运输设备下降的比较突出。相比而言，日本的出口份额大幅上升恰恰是发生在两次石油危机期间，出口从7.3%上升到12%。70年代对美国制造业也是关键的转折点，出口份额受到显著的冲击，进口大幅度提高，1976年之后美国开始出现贸易逆差此后持续扩大。这就是当时主要国家制造业占比见顶大的大的宏观背景。

四、如何衡量制造业升级

既然要讨论制造业占比见顶之后的产业升级，应当使用什么样的指标可以更加客观的量化产业升级呢？产业升级的结果不外乎是制造业生产中“高端产品”的比重不断增大。我们可以用技术复杂度（PRODY指数）来定义高端产品，PRODY指数经济意义是，出口该产品的国家平均意义下有多高的人均GDP，当这个产品更多由较高人均GDP国家出口时，我们认为其具备更高的技术复杂度。同时以显性比较优势（RCA）来衡量不同技术复杂度产品的比较优势。

第二个核心指标是产业链配套水平，其对RCA有比较强的前瞻指示，指的是对于尚未获得比较优势的产品，与之关联的产品中拥有比较优势的比例越大，那么这个产品将越有可能获得比较优势的突破。

第三个核心指标是产品的中心性，也就是比较优势扩散效应非常强的关键产品。为了便于大家理解，举个例子，机械设备当中的非电气零件组别有一个阀门旋塞及类似器具，就是中心性非常强的产品。如果一国在阀门旋塞这类产品当中显示显性比较优势，橡胶软管等约49种贸易品中有超过50%的概率会具备比较优势。

基于这三个核心指标，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上观察和前瞻一国制造业的升级过程。一是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产业配套水平维度，即在高技术复杂度的产品上，产业链的配套水平如何。二是看产品中心性-产业链配套水平，即关键产品的产业链配套水平如何。

五、制造业见顶回落后会发生什么

用上述维度去观察，美德日在制造业占比见顶之后技术复杂度都上升了，也就是制造业都出现了升级。我们以人均GDP1.8万美元国家的出口作为高端产品的认定，这些产品主要集中在化工产品、非电器机械科学仪器、钢铁等领域。

德国在十年间有在高技术复杂度产品当中有126种获得了比较优势，美国是91，日本是73，德国和美国显然更高一些。德国几乎在所有行业均比美日拥有更多的新增比较优势，仅在有机化学品和军火两个领域增量弱于美国，在纺织品和科学仪器两个领域增量弱于日本。与此同时，德美日分别26、41和21种高技术复杂度产品丧失了比较优势。因此，美国虽然获得的比较优势的数量上与德国差距并不大，但是问题在于美国丧失的部分也很高。

如果看当期的数据，**日本出口份额大幅攀升，但其产业链配套水平的降低在三国中尤为突出，特别是进口产业链配套水平大幅上升，表明日本当时发生了显著的产业链转出和外包。**从这一点看，日本在1980年代初宏观经济表现虽然远比德国要好，但其实此后的危机伏笔已经在制造业领域埋下。

具体来看，德国在1975-1985的十年中，即使是在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出口受到严重影响，制造业就业占比和增加值占比也并未出现大幅下降，德国在机械设备、化学品、金属制品等行业的大量高技术复杂度产品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出口份额，并在高技术复杂度领域获得了大量新的比较优势，这些都离不开德国较高水平的产业链配套，为德国带来了产业升级的巨大潜力和受到负面冲击时的产业链粘性。在技术复杂度-产业链配套水平的坐标系上，德国基本上是向右上方倾斜的构成，**越是高技术复杂度的贸易品，德国的产业链配套水平越强。**产品中心性的产业配套水平也是同样的，**越是中心性的、具有扩散效应的产品，德国产业链配套水平越强。**特别是，尽管中低端产品的产业配套水平有所弱化，但整体上德国产业链配套水平相对比较稳定，进口产业链配套水平有所上升，但不存在持续大幅上升的态势，也就是说德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产业外包和转出。

**美国的情况较为特殊，一方面存在着显著的产业升级，高技术复杂度的产业配套水平上升明显，但是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严重的去工业化，低技术复杂度产品的产业链配套水平急剧下降。**美国在1975-1985年的十年间，出口的全球份额基本稳定在11%左右，技术复杂度提升非常突出，但美国进口的全球份额从1975年的10.9%提升至1985年的20.5%，1985年美国进口了全球35%的服装和45%的鞋靴，这个比例比1975年的两倍还多，同期美国在电气设备、有色金属、非金属矿物等领域顺差转为逆差，美国在钢铁领域出口绝迹的同时进口大幅增加，机械设备和运输设备的大幅顺差因为进口的急剧增加而几乎消弭。这也是为什么尽管美国在过去长达50多年的时间里制造业增加值占比是稳定的，但是就业占比出现了大幅的减少。

日本在1975-1985年的十年间制造业就业占比与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的稳定性甚至优于德国，全球的出口份额大幅提升，特别是电气设备、杂项制品、科学仪器、机械设备和非金属矿物领域出口份额显著增长。日本的出口复杂度-产业链配套水平曲线，从斜率上明显没有德国更为突出，在高技术复杂度的配套水平上跟德国、美国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日本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70-80年代进口的产业链配套水平上升的很快，表明从70年代开始到80年代末，日本出现了高强度的产业转出和外包。这与当时的日美贸易摩擦及石油危机都有较大的关联，日本钢铁、有色、非金属矿物等工业半成品进口份额扩大，日本在这个阶段为了降低成本广泛进行了产业外包。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的确为日本此后制造业竞争力的下降埋下了隐患。

韩国整体上产业链配套水平低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出口复杂度-产业链配套水平曲线相对比较平，高端领域势略高。不容忽视的是，2012年之后韩国产业链配套水平提升非常显著，特别是在高技术复杂度的领域，说明之后的产业升级卓有成效的。韩国和日本非常类似的地方是，进口产业链配套水平上升较快，高度依赖全球和东亚地区的产业分工。

六、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潜力和方向

中国制造业崛起的三十年在出口复杂度-产业链配套水平曲线上可以得到完美的体现。到2019年，在高技术复杂度产品领域，中国的产业链配套水平已经高于日本，与美国接近。与此同时，中国和日本非常大的不同的在于，我们低端产业链的配套水平并没有出现下滑，并且还在增强。也就是说，在中低技术复杂度和中低领域，中国拥有更强的全产业链“粘性”，比较优势不易丧失。**从形态上来看，我们倾向于认为中国的整个产业链配套水平会更像德国，而非日本和韩国的高度依赖于海外供应链、并发生大量产业转移和外包。**美国制造业的情况就更加特殊，一些中低端产业链甚至外包和转移都没有发生，而以彻底消失告终，体现为进口规模的快速攀升。

中国进口产业链配套水平是在下降，特别是在中低技术复杂度的产品技术领域，反映在中低技术产品领域发生了显著的进口替代。但是必须承认在高端进口部分，我们还是高度依赖于海外，这是我们跟美国、日本、德国的差距所在。

进一步的，我们来看中国在中心性产品上的优势和升级潜力。以当前的全球贸易格局来看，产业中心最强的100种工业产品，主要是工业中间品和机械电子运输设备。中国仅有35种产品已经获得了比较优势，而德美日韩分别有91、63、56和33种产品拥有比较优势，略高于韩国，与美国和日本差距显著，更是远低于德国的水平。

分制造业大类来看，产业中心性最强的100种制造业产品主要分布在工业中间品和机械电子运输设备两大类，中国在工业中间品领域同日韩水平相当，与美国的差距也并不算太大，而在机械电子运输设备领域，日韩显著逊于美日，更远差于德国，在化学品领域同德美日韩均有极大的差距。

分制造业小类来看，产业中心性最强的100种制造业产品，有近四分之一（23）分布在专用机械和通用机械两类中，中国已有11种产品具备比较优势，数量低于美国（13）和日本（13），高于韩国（5）。而令人意外的是，纺织品这样的中国强势产业，拥有6种top100中心性产品，中国也仅有3种具备比较优势，而德国拥有5种，中国在工业用特种纺织品领域尚无比较优势；初级和非初级形状的塑料两类产品一共有8种top100中心性产品，主要是高端工业材料，中国尚无1种拥有比较优势；中国相对德美日韩比较突出的是纸制品和家具及零件。

从产业中心性最强的1000种制造业产品来看，中国有402种产品已经获得了比较优势，远多于韩国（295），略多于日本（379），略低于美国（446），远低于德国（638）。

分行业大类来看，产业中心性最强的1000种制造业产品主要分布在工业中间品和机械电子运输设备两大类。中国在工业中间品领域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数量与德国差距已经不大，远多于美日韩；在机械电子运输设备领域，中国略逊于美日，略强于韩国，远差于德国；在化学品领域同德美均有极大的差距，但与日韩差距不大；在杂项制品领域同德美相当，远强于日韩。

分行业小类来看，化学品大类，中国在有机化学品和无机化学品领域拥有的比较优势数量已经与德国美国相当，差距最大的是初级和非初级形状的塑料，这部分主要是高端工业合成材料，与德美日韩的差距均较大，在染色原料和盥洗用品两部分与德美差距也非常大，事实上这两大类中国整体拥有比较优势，但在高中心性产品上有所欠缺。工业中间品大类拥有top1000中心性产品最多的三类是纺织品、钢铁和金属制品，中国相对突出的是纺织品，拥有比较优势产品的数量远多于德美日韩，金属制品拥有的比较优势数量接近德国，远多于美日韩，钢铁拥有的比较优势数量远少于的日韩，多于美国。机械电子与运输设备大类拥有top1000中心性产品最多的三类是通用机械、电子设备和专用机械，中国在通用机械小类拥有的比较优势数量略少于日本，显著多于韩国，远少于德国和美国，在电子设备和专用机械两小类拥有的比较优势数量与美日相当，显著少于德国，多于韩国。在杂项制品大类，中国比较突出的是家具及零件、服饰和鞋类，在专业科学控制仪器小类与德国和美国差距很大，显著弱于日本，强于韩国。

中国在Top100和Top1000中心性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数量已经在过去二十年中显著提升，前者已经从9个提升至35个，而后者从221个提升至402个，如果仅以这个增速趋势进行线性外推，中国与德国在这个方面的差距在15年左右。我们估算，在十五年时间维度的潜力，中国在初级形状塑料、橡胶制品、非金属矿产品、动力机械、公路车辆领域仍然难以赶超德国，在德国比较突出的金属制品和通用机械领域有潜力追平，而在纺织品和专用机械领域能够超过德国。边际上看，我们认为RCA在0.8-1，产业链配套水平相对处在中高水平的贸易品最可能在未来几年获得比较优势，这些产品主要分布在通用工业机械、电子设备、非金属矿产品和钢铁。

（本文为作者在177期【鸿儒论道】的演讲，经本人审阅）

（来源：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