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水西进：两栖大国破茧 ——始于乌克兰危机的欧亚大博弈（赵葆珉）_风闻

背水西进：两栖大国破茧

——始于乌克兰危机的欧亚大博弈

赵葆珉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一期 

Move Westward: Rise of An Amphibious Power

——Grand Game Originated in Ukraine Crisis

Zhao Baomin

[摘要]国际体系经历周期性的霸权更迭，也经历大周期的架构变迁。现今国际体系脱胎于欧洲均势，以陆海两极权力分立与对抗为主轴，因而在这一体系下崛起的所有大国均是残缺的，只能具备或海或陆的单极权力。冷战是欧洲均势的终极形式，美苏相继崩溃或沦落，是缘起于欧洲地理根基的历史时期的永久终结。中国作为两栖大国崛起，超越了两极对峙的世界体系的权力结构。乌克兰危机促使中国的欧亚角色复活，凸显了两栖大国的枢轴地位，“中央体系”应运而生。

[Abstract] International system undergoes cyclical change of hegemony; the system itself also experiences cyclical change.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originated in European balance of power, characterized by the dichotomy and confrontation of land and sea power. All the powers rising in the system are crippled in this sense, unable to acquire complete global influence. The Cold War is the ultimate form of the European scenario of the land-sea power dichotomy and confrontation. The end of Cold War and US decline are the end of a historical period deeply rooted in European geography. China is well-situated in a combined sea and land node, and goes well beyond the geographic limitation of powers coming from European history. China’s Eurasian role is revived in Ukraine crisis, and its pivotal position is brought out; a central system comes into being accordingly.

[关键词] 两栖大国；欧亚均势；两极权力；乌克兰危机；中央体系

[Key words] Amphibious Power; Eurasian Balance; Bipolar System; Ukraine Crisis; Central System

500年大国竞争与不断兴衰的历史构成一个完整而连贯的过程，其背后的权力体系与其权力变迁，顺应并始终遵循着确定不移的地理法则，——也将继续顺应并遵循冥冥之中的地理宿命，由此演进的大国历史显示出清晰而浓烈的地理逻辑的痕迹。在无常的大国兴衰与似乎杂乱无章的经济、技术与社会变迁的背后，地理的隐秘的铁律在背景之中发挥作用，它操纵着大国兴衰的命运之轮，而那些在宏大舞台上川流不息的烜赫帝国不过是“地理宿命”的玩偶。

全球权力体系缘起于欧洲均势，是欧洲地理的产物，因欧洲列国的扩张而启动。欧洲均势为500年全球政治注入了破碎的基因，且使由此产生的大国权力结构受制于陆海分立的双元地理鸿沟，以欧洲列国为起点的大国竞争与融合的全球历史即在这一下权力结构下展开。自大历史的视野审视，500年来起于或陆或海的所有大国，其权力构造均是残缺的，被困于不可逾越的陆海权力分立与对抗的割据模式中，只能在单一的陆海地缘分野之一占据主宰地位。

一、两栖中国的枢轴地位

中国立身于全球体系的枢轴位置，处于两大交互影响的陆海均势变迁的中心，这一地位因西方入侵而形成。中央王国曾是漫长亚洲历史的地理根基，是华夷秩序的权力轴心。在西方海权崛起之前，中国作为一个大陆体系的中心，在几十个世纪中维持了半个世界的稳定，且以自身的历史节奏经历周期性的兴衰。

传统中国孤立于欧亚大陆的东缘，是欧洲扩张的最后地理边疆。中国以两栖国家的身份纳入欧洲均势，两百年来被困于陆海权力分立与对抗这一欧洲历史的经典范式。西方衰落凸显了中央王国的枢轴地位，这一角色契合中国的漫长传统，也构成这一角色的自然延伸。

（1）国际体系的先天不足

1.残缺的欧洲均势

现今国际体系脱胎于欧洲均势，受制于欧洲地理逻辑的宿命性力量。欧洲均势植根于破碎的欧洲地理，以陆海两极权力分立为特征。这一先天缺陷限定了欧洲均势的扩张模式，塑造了残缺的全球历史，也限定了西方历史所能达到的高度。在欧洲均势中，列国势均力敌，政治分裂与割据的传统根深蒂固，催生了世纪之久的战国乱世与强权争霸。体系中对抗的主角不断变迁，列国力量无常消长，但存在一种固有的均势, 陆海大国均无法超越固有的地缘天限，只能蜷缩于其赖以生存且享有权力优势的地理范畴之内，均势藉此一再得以重建[1]。欧洲均势向全球扩张，以侧翼海权和侧翼大陆国家为前茅，顺应本能与天然的地理鸿沟，以渐进蚕食而破裂的方式展开，形成几乎并行不悖的两个平行战线。这一群雄并起的扩张模式，加剧了体系中两极权力分立与对抗的破裂态势，且使在这一体系中崛起的所有大国永远背负了先天的残缺。欧洲联合霸权姗姗来迟。占据新航路开辟的先机，携工业革命的强势，仍像是大历史背景下的一场闹剧。

全球体系传承着欧洲历史的残缺，依然处于生成混沌之中，成为滋生侧翼大国的温床。欧洲均势浑然天成，根深蒂固，列国力量均等制衡永久消解了整体合力，不能生成坚强的中央权威，且在一种持久的大国混战中，促使体系权力持续向侧翼聚集。受限于均势体系的钳制与两极权力的制衡，500年来崛起的所有大国均先天不足：蜗居侧翼，发端于被冷落的地缘政治死角，投机崛起，以操弄均势维持霸权，且只能偏安于陆海两大地缘政治空间之一。侧翼大国英俄寄生于欧洲均势，以小国寡民开始扩张，因群雄混战渔利，秉承欧洲均势的残缺，分据陆海权力并以此展开争夺。英国力量止步于海洋，不能深入欧亚大陆腹地，这一直是西方海权的构造性特征，美国继承并延续了这一缺陷；俄罗斯深陷于欧亚大陆腹地，画地为牢，300年纵横欧亚大陆，而不能将力量有效地投射到大洋上。进入工业时代，英美海权发挥技术与海洋机动性优势，在几个世纪中成功地遏制了俄（苏），但它们依然只能称雄于半个世界，不能撼动根深蒂固的两极权力体系。

2. 欧洲均势的自我毁灭

就权力构造而言，迄今为止的全球体系依然受制于两极权力，被欧洲均势的扩张惯性所主宰。欧洲均势在地缘上先天不足，具有强烈的混沌或过度性质，一再滋生了失序的大国崛起与大国混战。欧洲均势向全球扩张，缓冲了内部的兵争与冲突，但不能摆脱命定的结局。500年间，哈布斯堡联合体、拿破仑帝国与威廉德国和纳粹帝国相继崛起，驱动体系权力持续向侧翼偏转，并促成这一体系的绷紧与最终崩溃。自19世纪拿破仑战争结束，体系中权势分布的极化趋势愈益加速。两次世界大战本质上是欧洲内战，是欧洲均势的自我冲突，其作为有力和急剧的催化剂，造就了全球体系中传统中心欧洲的迅速衰落，侧翼大国美苏两极权势的勃然兴盛。[2]欧洲扩张以分裂与混沌始，更像是大历史的偏差，困于无常的列国割据，陷于先天的残缺和掣肘，不能建立持久、稳定的权力秩序。两级体制是欧洲均势的无缝链接，是五个世纪以来欧洲均势中权力不断向侧翼聚集的结果，也是欧洲均势所能容纳的权力聚合的极限。

冷战是欧洲均势的延伸，也是欧洲均势的最后和终极形式。在冷战中，美苏割据陆海地理范畴之一，分据终极的海陆权力并以此展开争夺，凸显了欧洲均势中经典的陆海权力对抗的两极特征。冷战依然是西方内战，是源于欧洲均势的两大侧翼大国的终极冲突，是欧洲均势中陆海权力对抗的极致。冷战的终结与美苏两败俱伤和相继沦亡，延续着欧洲均势破灭的固有模式，是欧洲均势的终极毁灭，也是源于欧洲均势的权力演进周期的寿终正寝，象征着这个根源于欧洲“地理根基”的历史时期的永久终结。从粗犷的长周期的历史观照，500年来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和变迁，顺应着不可抗拒的地理法则，遵循着由分散混沌走向统一和聚集的命定逻辑，体系权力始终向两翼汇聚且有归一的趋势，所有的大国雄心与权力斗争均不能逃脱这一终极的地理宿命，——这似乎是一种反弹，是体系对过于分散的权力格局的自我转型与反叛。欧洲均势与两极体系的覆灭，其背后是不可抗拒的地理逻辑，体系权力继续汇聚需要突破陆海限隔的地缘瓶颈。

（2）中国崛起：向中央王国回归

1.中国作为“中央大国”的崛起

中国向两栖大国演变，开500年历史之先河。两栖中国始于西方入侵。近代以来欧洲均势的扩张，沿中国陆海两线汇聚，唤醒了中国的海洋潜力。被困于西方权力秩序中，也被迫在西方两极权力的持续钳击中向两栖大国演变，中国以丧失周边战略空间和庞大的边疆领土为代价，获得喘息并得以重生。中国崛起沿陆海两线辗转推进，在源于欧洲历史的两极权力的夹缝中崛起，逆转了欧洲均势，打破了海权体系，且使政治上的东方与地理文化上的东方趋同。成功向海洋国家蜕变，且挣脱海权掣肘以欧亚大国的身份从全球枢轴地带脱颖而出，成为交互影响的陆海体系的地理中枢，中国崛起超越了两极权力对峙的经典观念，终结了体系权力旁落、大国偏安侧翼的扭曲历史。立国欧亚大陆，处于全球人口和几乎所有财富的地理中枢，自由进出大洋，将自然地使其余大国处于从属地位。应运而生的高铁，使中国获得了一种聚合陆海体系的空前机运，可破除海洋封锁，建立与环海经济并立的大陆经济圈，并处以这一大格局的核心。[3]

近代中国被纳入了西方秩序，以一种削足适履的方式寄居于西方权力框架，也获得了超越西方列强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机缘：成为两栖大国，站在体系的中央。中国在冷战中崛起，从枢轴地带发挥威力，打破了美苏（俄）并立的侧翼地位，使起源于欧洲历史泾渭分明的两极权力模式走形。美俄（苏）立国侧翼，割据陆海两大范畴之一，借助于残缺的欧洲均势得以扩张壮大。在一个久远的陆海权力对抗的世界中，美俄各自占据半壁江山，成为历史的主角。因新中国的复兴，俄罗斯丧失了其崛起且得以在欧亚大陆长驱扩张达四个世纪之久的地缘根基；而美国丧失了侧翼海权国家的战略集中，陷于战略分裂，被迫在两洋之间左右支绌。美俄衰落更凸显了这一中枢地位。过去20年，中国游刃于陆海两线，将源于欧洲均势的两极侧翼大国逐一拖垮。在业已变迁的世界上，美俄屈服于不可抗拒的地理宿命。美国逐渐沦为欧亚大陆海岸外的一座孤岛[4]，而俄罗斯蜷伏在欧亚大陆腹地。这一趋势将随中国的崛起而继续凸显。

2.中国崛起的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是两栖大国，占据全球枢轴位置，特立独行且空前绝后，有着完整潜力发展成为世界的中流砥柱。[5]大国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首先取决于地理条件[6]。迄今为止（在美国衰落之后），500年来觊觎全球地位的所有大国均是残缺的，起于破碎的欧洲历史，植根于狭隘的欧洲均势，延续着小国寡民的欧洲列国仓促崛起的惯性，被单一视野和单一权力资源所限定，不能发展成为完整的世界威权。中国向两栖大国蜕变，突破了两极对峙的世界体系的权力结构，混一陆海权力资源，游刃于一个空前的两栖空间，得以从容加入海权体系并在辽阔的欧亚大陆上完成了工业革命。“一带一路”赋予中国的战略性和全球性，依然深植于这一两栖地理逻辑。从全球枢轴地带突起，中国崛起向陆海两线辗转推进，摆脱了世界历史钟情于岛国或半岛的偏差[7]，颠覆了根深蒂固的两极世界，打破了侧翼大国垄断全球海权或独霸欧亚大陆的两极历史，驱使体系的权力重心位移，且开创了新的大国崛起的模式，启动了残缺的侧翼大国逆扩张的历史时代。

中国以中央大国的身份崛起，突破了迄今国际体系的残缺范式，开启了体系权力由侧翼向中心回归的进程，具备了自立体系的潜力。美俄衰落是这一变迁的历史潮流的一部分。屹立于陆海枢轴地带，拥有战略性的人口规模与工业实力，成为全球物流的枢纽，具备了大国自主模式，且以推回的方式逆转欧洲均势，不仅意味着中国浴火重生，恢复了漫长时期在东方占据的角色，也意味着这一角色向一个空前的两栖世界延伸。在这一壮阔的历史潮流背后，是占据枢轴位置带来的力量源泉。中国崛起是世界权力转移命定的周期性轮回，也是全球体系脱胎换骨的空前飞跃。“中央体系”是欧洲均势与两极体制的扬弃，摆脱了贯穿西方历史的两极权力的困扰，更具有汇聚体系权力的潜力。欧洲均势与其延伸的两极秩序，造成了血腥的霸权频繁更迭的历史。仿佛是不懈的自我救赎，欧洲均势中权力聚集的进程一直在进行，依稀指向归一的终极目标。中国以两极权力聚合的方式崛起，注定了重启大国权力轮回并充当再造全球体系的地理枢轴。

（2）中央王国的地缘政治枢轴地位

1．位于枢轴地位的困境

占据全球枢轴位置与两栖大国属性，是中国外交折冲的立足点，决定了迄今中国外交持重隐忍与迂回多变的特征。自晚清海洋天堑被突破，被强行纳入欧洲秩序，中央王国即与欧洲两极权力纠缠在一起，被迫在陆海两线灭顶的双重压力下艰难求生。适应西方挑战意味着中国向两栖大国蜕变，丧失五千年立国单一指向大陆的战略集中，被迫在陆海之间寻求两全，畏首畏尾，且永远定格。中国在冷战中崛起，以第三力量的身份从美苏两极的中间地带突起，从西方陆海两极权力的真空地带脱颖而出，带有强烈的夹缝崛起的色彩，遂先天陷入两极权力的战略挤压。这一困境预示着此后新中国与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所有冲突以及与之相伴的在美苏间一再的戏剧性外交变迁。中国外交的自然法则开始形成：游刃于陆海列强之间，变换敌友，以权宜之计维持两线之一的稳定。中国崛起打破了全球体系赖以运转的地理法则，同时侵入陆海侧翼大国根深蒂固的势力范围，先天直档陆海大国合纵的锋芒。这一困境依然是今日中国所有战略规划的软肋所在。

占据枢轴位置与两栖大国属性将继续主宰中国的崛起，决定了这一进程将冒险犯难，如履薄冰。在单极权力退潮之后，中国依然是被包围的国家，跨距陆海，处四战之地，战略破裂，形势涣散，不能享有侧翼大国的战略单一，也不能在任一战略方向凝聚起足够的战略集中。中国崛起沿陆海两线多个战略方面展开，在北亚、南亚与中东同时陷入大国均势，且在更为险恶的海洋竞争中与美国僵持。“中央体系”成为向心状轮辐性权力结构，处在与众多陆海列强冲突的潜在交点上，面临敌对列强结盟的梦魇与无所不在的掣肘与纠缠。迄今为止的中国崛起享尽命运的眷宠，因列强异动而一再脱困，但内在的脆弱注定了随崛起而凸现。鉴于多线趋利的先天短板，中国迫游走于列强之间，背靠权宜而脆弱的战略安排，间不容发。走错一步，将万劫不复。命运的眷顾与精深的战略规划同样生死攸关。保持战略克制，谨慎节制地使用力量，回避与陆海大国之一陷入生死对决，避免任一战略方面挫动全局，是中国崛起必须恪守的战略红线。

2．乌克兰危机的深远影响

乌克兰危机突兀而起，瞬间撼动了大国关系，美俄均陷入无法脱困的缠斗，而中国开始扮演陆海均势的核心权力角色。乌克兰危机凸显了单极霸权扩张过度的窘境。后冷战初期美国四面出击，同时遏制中俄，盲目深入欧亚腹地，在衰落的背景下，竟一发不可收拾。美国以侧翼地位起家，因欧亚均势坐大且以操控欧亚均势维系霸权。丧失对欧亚强权俄罗斯的遏制，美国霸权即消弭于无形。乌克兰危机始于俄战略盲动，它将不得不长久忍受西方的经济制裁以及与西方对抗的沉重压力。美俄缠斗缓解了中美竞争，且使中国在尼克松对华破冰四十年之后，重新游刃于美俄之间。但从长期的战略视野审视，欧亚大陆纷争与中美海权竞争一道显现，预示着中国更为艰难的处境。后冷战时代背靠稳定的战略侧翼，破击单极体系的战略集中将不复存在。枢轴地位以及与此相伴的所有战略尴尬再现，中国将被迫在陆海两线同时布控，并决定大战略的优先突击方向，而迄今指向美国偏重海洋的外交将被迫转型，向以美俄为轴心，陆海并重的方向演进。

乌克兰危机唤醒了中央王国深埋的地理宿命，寄居于西方秩序中的时代结束了。中国在西方秩序中脱颖而出，突破欧洲两极权力的挟制，不仅赢得了国家竞争，也赢得了重启东西方竞争的历史机运，——仿佛是近代历史的回归。中国的崛起，不仅是经济的上升，也不仅是一个大国再度走向历史的前台，它是一个古老世界的复活，以及孕育这一古老世界的地理法则的再现。大国的战略追求是不灭的，根源于地理宿命、深植于华夏民族历史血液中的国家抱负将再度复苏。欧亚大陆纷争唤醒了中国的大陆角色，凸显了两栖大国的地位与中央枢轴位置，也唤醒了中国在一个新生的两栖世界中扮演一种久违角色的潜力，中国将因此重新进入自身的历史循环。乌克兰危机是单极霸权坍塌的最后一枚骨牌，源自欧洲历史的最后一支侧翼力量沦亡，意味着欧洲扩张经历了完整的盛衰，寿终正寝，而全球秩序向一种更具历史适应性的“中央体系”转型。世界历史的欧美瞬间不复存在，两百年俯仰之间，中央王国重新出发。

倾国西进——转换突击方向

“中央体系”悄然显现在历史的天际，在单极霸权衰落的背景中，镌刻下刚健而又祥和的深邃轮廓，横空出世，如日之升。历百余年奋战，中国在陆海两线抗住并逆转了西方列强的入侵狂潮，获得了纵横两线的战略自主，立于中央，俯视万邦。中央王国是有史以来最为庞大完整的角色，其崛起融攻守于一体：依托核盾牌，携无远弗届的经济力量，以排山倒海之势，如水泻地。“中央体系”挫败两极权力而显现，也将随残存的两极权力退潮而逐渐定格。

两栖地理赋予中国空前的战略边疆和地缘政治潜力。中国崛起是加入海权体系启动的，但中国不必与西方在海上争衡，大陆是更为天然的资源汇聚通道与力量投送走廊，比海权的历史更为久远。迄今为止，中国参与了半个世界的经济循环，在核盾牌下以有限武力实现了和平崛起。可继续依托核盾牌维持“中央体系”的稳定，而避实击虚，实施战略西进。利用内线机动的战略便捷，在诸大国策略不定、狐疑反侧之时抢占先机。大陆经略将赋予中国更为深邃的发展潜力。

（1）欧亚大博弈

1．中亚经略

西进的核心目标，是实现自主崛起，构建与海权并驾齐驱的大陆体系。作为两栖大国，中国寄居于根深蒂固的大陆角色，将只能在一种更具陆权色彩的战略背景下获取突破，并赢得与西方的竞争。西进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破茧，可实现陆权压倒海权的经典预言。中亚幅员辽阔，位于传统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枢纽地带，处于链接几大文明的十字路口。进入这一心脏地带，中国将摆脱孤立于东亚一隅的历史封闭，打开进入欧洲腹地并向非洲推进的前沿基地。穿越封闭的大陆腹地的地理屏障，打造以高铁为核心的贸易网络，可获得超越海权的机动性优势，将中国与欧洲、中东、东南亚与南亚连为统一市场。凭借身处心脏地带的优势和欧亚大陆内辽阔陆地的巨大潜力，以中国投资和技术，建立起一个工业化的大陆体系，将削弱500年来西方以海权垄断全球资源的定势，促使欧亚大陆上被海权禁锢的众多战略区域重新归向。在此变迁的战略背景下，一个空前的两栖大国将脱颖而出，且在一种持久的历史进程中压倒单一依赖海权的西方。

中亚格局是中俄持久竞争的结果，折射出中俄国运与力量对比的深刻消长。中亚经略顺应中国大战略的基本逻辑，也将继续笼罩在中俄竞争的巨大阴影之下。中亚经略是中国多变曲折的崛起进程的缩影，在中国夹缝崛起的掣肘和制衡中推进，注定了浸透这一进程的所有战略尴尬。受制于先天的战略短板，在陆海两线，中国同期只能在一面取得突破且不能走得太远。[8]中亚经略同时享有内线迂回的相对战略集中，在大国均陷入多线临敌的丛林竞争中，据此可确保占据先机。在欧亚大陆的深远腹地，中国享有自然的陆上优势，可自定游戏规则且控制战略进取的节奏。中俄在欧亚腹地陷入几个世纪的地缘政治争夺，权力优势几度易手，而这次中俄在这一地缘背景下展开的竞争，更多地聚焦经济，地缘政治斗争不过是经济折冲的背景和手段。可迁就俄罗斯欧亚雄心，顺应俄衰亡的节奏，构建大陆均势，约束其行为，同时保持与其长期接触[9]。哈萨克与蒙古位于中俄权力交汇的锋线，维持两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是中国对俄外交的底线。

2．中俄新型大国关系

中俄新型关系始于冷战。冷战刷新了中俄两大欧亚巨人沿枢纽地带持续几个世纪的竞争，也将继续牵动未来中俄国运的消长。新中国的复兴，打破了俄罗斯对欧亚大陆权力的垄断，一举侵蚀了俄立国的侧翼地位，促使经典的权力心脏地带向东方偏转。俄从此孤悬于东西方之间，陷入东西方力量的钳击之中。这一尴尬态势在冷战中显露无遗，苏联因此而解体。后冷战20年，中国从枢轴地带崛起，以经济权力反客为主，击破单极海权，且携工业文明的力量深入欧亚大陆的权力心脏，隐然取代了由俄占据世纪之久的欧亚大陆的战略中心位置。这一连续的空前战略跃进始于冷战，是在冷战突破奠定的地缘政治框架下取得的。冷战是中俄权力转换的枢纽，也是康熙大帝以来持续几个世纪中俄博弈的延续。因为冷战中国占据了中俄关系的先机，也因为冷战中国力量及其辐射区域所依托的地理基础，又接近于俄扩张前的版图。这一战略前景将随单极海权的插曲消失而更加清晰。与19世纪大博弈时代相比，中俄攻守易势，战略优势悉数操诸我手。

经济衰落以及在欧洲腹地陷入与西方对抗，使俄罗斯无暇东顾，削弱了其在亚洲的角色，将减缓因中国战略重心向欧亚大陆迂回而加剧的中俄竞争态势。全球体系是海权启动的，在一脉相传的英美海权体系中，俄罗斯更多的是作为对立物而存在，一个大国霸权的搅局者。俄罗斯居于传统欧洲均势的边缘，以侧翼地位起家，300年来一直享有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主体的地位，是面积广袤、但贫瘠的农业-原料帝国，偶尔距欧洲霸主地位一步之遥，但大部分时期都陷入争夺霸权的混战。俄过去、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都首先是一个原料出口国。[10]经济短板造成了俄罗斯的历史脆弱性，使其不能发挥占据心脏地带的地缘威力，几个世纪蹉跎岁月，放纵海权国家执世界历史之牛耳。苏联因经济衰亡而解体，俄罗斯重蹈经济衰落的覆辙。过去20年，中国在以经济为核心的大国竞争中挫败了单极体系，也赢得了与俄罗斯的竞争。乌克兰危机预定俄罗斯外交政策。俄盲目出击，受空名而处实祸。因俄罗斯盲动，中国再次获得战略喘息。

（2）“中央体系”的牵制力量

1．新生的“中央体系”

中央体系脱胎于两极权力，在两极权力的废墟上和平崛起，无暇实施体系的彻底转型，它必须在核均势施加的和平框架与隐在幕后左右所有大国命运的整体棋局的约束下运作，且必须接受残留的两极权力芒刺在背的掣肘。中美俄居于这一体系的核心。虎踞东方权力中心五千年的中央大国与发端于西方五百年秩序的两极权力，沿陆海轴线对峙，有着宿命般的历史意义。依稀是两种文明体系的终极竞争，是衰残的西方与卷土重生的东方直面相向。在这一大三角的外围，环绕着众多的中等大国，它们处于这三大力量中心的挤压之下，也获得了在它们之间左右逢源的灵活地位。追求战略自主的日本、摇摆于统合与分裂之间的欧盟和勃兴的印度，与伊斯兰世界的区域大国伊朗和土耳其一道，构成主要的牵制力量。依托残存的单极霸权，“中央体系”将在相当长时期，处于形成与混沌状态。体系中的每一位棋手，都因此处于举棋不定与变幻莫测的变迁之中。而任一力量中心均陷入两线或多线临敌的处境，不能组织起突破这一体系约束的战略集中。

孤独地占据舞台的中央，背负着千年大国的沉重荣光，中央王国执体系变迁之牛耳。困于陆海均势，承受列强聚合的压力，中国并不是捉襟现肘、守株待兔的被动角色。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古老文明体系的中心重新活跃，是中央权力的崛起，它以一种森严的整体性，在破碎的西方世界的废墟上挺立。在“中央体系”中，大国竞争具备明确的经济特征。大国共同制定规则并以大致平等为条件展开博弈，确保对权力的争夺不致演变为全面战争。[11]握枢轴地位，挟核武之力，拥陆海形胜，居中以御四方，纵横两线，以经济崛起驱动大国力量变迁，中央王国立于不败之地，可以静制动，以逸待劳，据长策坐定大国地位。占据枢轴位置，具有破击陆海两线任一方面的战略自主，体系中集体行动的涣散，大国异动或策略不定，将使中国拥有空前机运实施分而制之的连横策略。中央王国曾几十个世纪在半个世界居于主宰地位，且在跨越百年的大国丛林竞争中逆势崛起，它拥有意志、智慧和道德原动力依据其价值重塑国际体系。[12]

2．中等大国的困扰

“中央体系”的形成与单极霸权的蜕变如影随形，将驱使大国关系裂变重组。战后美国的海权体系，建立在臣服西欧与日本的基础上。美国衰落促使欧洲列国与日本摆脱附庸地位，向独立主体回归。欧盟是欧洲衰落的产物，因苏（俄）一再获取动力，是对列国割据这一破局的本能反叛。战后七十年，欧洲列国被美国霸权所淹没，沉溺于乌托邦式的福利国家。传统地缘政治争夺再度回归，将迫使欧洲列国在一个没有美国卵翼的世界中摸索生存。依赖中国平衡俄罗斯的压力，——地缘政治铁律将驱使欧洲列国进入新生的欧亚均势，进入中国的战略边疆，融入中央体系的权力链条。在中美隐然对峙的世界里，一个趋向战略独立的欧盟将会起到稳定中俄关系的作用。俄罗斯游刃于中美之间，对华潜在的战略牵制态势被消解。中美权力消长在东亚的辐射影响之一，即是日本开始摆脱战后体制，向独立国家回归。日本战略自主意味着东亚格局由中美对峙向更具多极特征的三足鼎力演变。中国由此可摆脱陆海方向的过度牵制，执大国权力消长之牛耳。

两线持重，侧翼突破，将成为中国崛起的核心行动方略。印度和伊朗构成中国大战略的侧翼，是中国欧亚战略的两大牵制势力。携经济权力崛起，中国力量自然地向外伸展，也将深入南亚与中东均势，与区域大国印度和伊朗相撞。印度居于印度洋要冲，与中国的两洋战略深刻冲突，且处于牵制中国海权与大陆经略的中心位置；而伊朗位于中东心脏，控扼里海与波斯湾能源地带，拥有从巴格达至贝鲁特的什叶派战略腹地，其人口、地理幅员与文明传统，决定了其在中东秩序重塑中拥有重建波斯帝国的强烈动机。[13]这一趋势与中国的欧亚战略相悖。未来数十年，中国不能在海上获得压倒西方的力量优势，也不必执意如此。可固守南海主权，实施海权割据，与美国实现海上生命线确保相互摧毁，以建立稳定的中美协作，而依赖占据枢轴地位的优势与压倒性的陆上力量，将与两国的竞争限定在陆地上，同时从侧翼迂回，经略缅甸、尼不两国与阿富汗，与背景中经济崛起相呼应，以促成大局缓慢变迁。如此可维持大战略稳定而兼顾与两国的竞争。

结语：中国大战略应遵循的原则

就本质而言，中国崛起将继续是一种权宜之计，游刃于美俄之间，且必须在多重牵制与纠结的大国制衡中艰难挪动，战略持重隐忍将一如既往的构成中国所有外交政策的底色。两栖大国的地缘困境，迫使中国兼顾中美与中俄竞争的重负。以中央王国本身的力量，是无法实现自身战略目标且避免拓展过度的。中国的战略出路在于，在列强聚合的重压之下，依赖背景中缓慢伸张的经济力量，以长策坐定大国地位。因而中俄与中美竞争更多地是经济折冲，是漫长、艰难而耐心的角逐。与此相伴的是调整、妥协与偶尔后退。中美与中俄竞争在辽阔的大洋与大陆上同时展开，三位巨人棋手间史诗般的比赛，中国将被迫小心翼翼地挪动棋子，以自然的步伐，以免触动背景中挥之不去的潜在隐忧，而那些庞大而宏伟的战略只能潜藏在单调而昏暗的僵局背后，杰出的远见和战术有时更像是怯懦。

将大国关系稳定在和平范围之内，为背景中经济折冲赢得时间，即可执大国权力变迁之牛耳。核均势锁定了大国和平竞争的宿命，为中央王国实施既定战略提供了命定的历史机缘。可在陆海两线均保持克制以维持战略集中，将美俄皆纳入和平崛起的进程，容忍美国虚幻的全球霸权，并迁就欧亚联盟的抱负。残存的单极霸权依然是中央体系的核心稳定力量。过去30年，中国在美国奠定的自由秩序中崛起。鉴于“中央体系”的脆弱与中国海权的先天软肋，中国依然需要美国全球抱负构成的稳定性。与华盛顿一起打造新型大国关系，继续催生权力的和平转移，符合中国利益。可在经济推进的和平战略之下，将战略上的持重保守与经济上的进取出击融为一炉。据中央之势，抱元守一，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维持中美与中俄数十年的和平，则中国将大出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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