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等到城市病了才想起乡村_风闻

 刘子 | 文

城市病了吗？

我想从曾经工作过的房地产说起。2015年，我在某新一线城市郊区做一个刚需住宅盘，为了首次开盘顺利去化，价格定在7000元左右，还算合理。

这个阶段，目标客户主要是外地人，他们或做点小生意，或开大货车，或在附近工厂打工，多半在此地呆了多年。他们来到售楼处，拘谨地喝着水，问到价格，大多摇着头表示有点贵，爽快下定的总是少数——我们心里有底，这个定价合理，挑货的才是买货的。

首开果然火爆，之后，领导倒不着急了，我们都有点诧异。事实证明，还是领导知道的多，半年后，当地开始推行大规模棚改，每平米补偿8000元左右，项目销售迎来第二次爆发！我们和周边竞品心照不宣，同时提价到8500左右——什么是好的销售策略？永远不是满足客户（轻易满足就是“贱卖”，要被老板骂），而是让主力客户踮踮脚（差太远客户又会放弃）。

我们的主力客群变成了拆迁户，他们急需房子住，都揣着钱来到售楼处。他们一面抱怨补偿不够还得贷款，一面看着身边的房子在“暴涨”，只得无可奈何地付款。

第一批外地人客户知道了，忧心忡忡地赶来，这回他们得从开始的踮脚，到需要起跳了。但多数人寄望政府调控，掏钱的还是少数。

拆迁户消化后，又面临一段客源短缺的时期。当然，我们有的是办法，“小步快跑”，控制出货量，一点一点小涨价，通过制造紧缺、还要继续涨价的氛围逼定犹豫客户。

终于，我们等到第三波高潮！果然，地方政府比我们急，棚改完成后，地方需要新的刺激点，“为进一步引进人才”，市政府宣布大幅放宽落户条件，只要购房90㎡就可以。由于户籍与教育捆绑，以往许多被学历、社保等条件卡住的外地人们“轰”地炸了，为了留在本地，为了给孩子一个平等的教育，什么都不管了，不要说“六个钱包”，首付贷什么的，能上的都上了。随着全城楼盘一片涨，我们的项目迅速涨到一万多。

还是第一批来看房的外地人，等了两年，在前赴后继的政府调控中，他们越来越失望，又越来越无奈。那几年，制造业困难，电商冲击下小生意难做，他们的收入估计还缩水了。凡是能贷款蹦跶上的，都叹息着交了钱，实在付不起的，就一边咒骂着，一边准备退回老家。

好在购买的客户并没有吃亏。2018年初，城市房价对标上海、杭州，疯了一样的继续“补涨”，我们项目短短几个月再次翻倍，被卖到2万多！

三年翻了三倍，买了的庆幸，没买的肠子都悔青了。眼见价格猛涨，想买的都杀红了眼，那些为了留在城市想尽各种办法筹到钱的人，那些以普通家庭为代表的疯狂的小投机者，咬着牙入了最后的局，站在了最高处……

多少年后，人们写经济史，都应该重点分析一下2018年。清华大学鞠建东教授也指出，2018年是中国经济从工业化时代到知识化时代的大转折的一年，外部，美国发起贸易战遏制中国经济升级，内部，“世界工厂”的“规模红利”，其长期累积的“产能过剩”“劳动力过剩”“核心技术依赖进口”等问题不断暴露，制造业和许多传统行业的巅峰都停留在了那一年。

那座以制造、外贸为基础的城市，无疑大多数人都身处“传统”，经济状况每况愈下，那些咬着牙、杀红眼站到了最高处的家庭，欲哭无泪。近两年再去问，据说不少人陆陆续续断供了……

房子还是那些房子，人也还是那些人。变的是什么？除了越来越“漂亮”的城市，还有人们从心底发出来的叹息。

后来，这样的叹息越来越多，并逐渐从小老百姓扩展至中产，化作一个大多数人都不得不面对的字眼——“内卷”。

我时常想，如果就“停”在2015年（当然，不是主张倒退），从地方政府到开发商到人民，都不要那么急功近利，房价7000多元/平，或者跟着GDP以每年6%-7%地合理增长（到今天11000元/平左右），那个城市郊区，以及那座城市的人们会不会好一些？

如果那些外地人，老家农村也有还马马虎虎的教育，他们就可以选择带着几十万、近百万的钱回乡，盖个小别墅、买辆小车，再在老家打个工、做点小生意，顺便拉动一点地方经济发展，那或许就是共同富裕了。那样，总要比辛辛苦苦白干很多年、背负很多债务、乃至最终落个一场空，要好得多吧。

没有如果。那座光鲜亮丽的城市，这个从上往下看一片繁华的时代，亏欠人们太多。城市化、房地产、商业逻辑、市场经济、经济刺激，怎么看都是对的，但“刺激”的成本，最终都要落到老百姓头上，而“刺激”的成果，虽然看上去大众共享，但实际上，随圈子不同、阶层不同而差距悬殊。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今天怕是要打上个问号了。

城市病了吗？今天的答案更是显然的。

内卷之下，三年疫情又席卷而来。一面是扩散的风险、对老年群体潜在的巨大冲击，一面是债务负担加剧与实际收入停滞乃至倒退，人们的生活苦不堪言。

长期以来，房地产旗手、“大国大城”式的经济学家和社会精英们，只讲聚集、规模化、城市化、经济刺激的好处，不讲它们带来的内卷、城市病和社会风险——毕竟，他们不用挤公交地铁，内卷也不会卷到他们头上。

但这场疫情，却是公平的，纵你是资本巨鳄，也得早起抢菜，纵你是学者教授，也得隔离难受。

他们看不到，以城市化、工业化、大分工、自由竞争为导向的现代经济和思想，有其根本弊病——就是把世间万物，包括人，物化、标价、推向竞争，然后在竞争中推动发展，在优胜劣汰、资源聚集中加速分化、对立。

好的一面，确实发展了，坏的一面，确实分化和对立了。

譬如，城与乡的对立。试问，城与乡为何要竞争？需知千百年来，虽然城市要优越一些，但城乡相互依存，谈不上、也不需要竞争和对立。缘何今天，双方非得就劳动力、土地、民间资本（储蓄）乃至社会舆论展开竞争——这“竞争”还是单向的，因为乡村根本毫无招架之力。

譬如，人与人的零和博弈。千百年来，我们的文化讲求各得其所、心安理得。缘何今天非得只有“竞争”这一条道？而所谓竞争，无非是谁能以更低的成本抢占更多资源谁就能胜利，谁先耗尽相应资源谁就败下阵来。到最后，“优胜者”为守住成果忧心忡忡、疲于奔命，“劣汰者”则为失败愤懑不已、躁动难平，最终人人不安，这“现代化”的意义又何在？

譬如，人与自然的对立。千百年来，人类虽然需要向自然获取生存条件，但总体还是自然循环、有限度的。但现代工业化以来，却成了生态灾难。无需举太多例子，且看人类被偷走的这两年多时光，带给了大自然多么久违的喘息自由。

据统计，疫情期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超过6%，大西洋海岸海水清洁度评级直接从差晋升到良，印度恒河氧气含量增加了80%，动物们开始以我们几十年都没有见过的规模繁衍生息，印度人民甚至惊讶地看到了，在雾霾后隐藏了30年的遥远的喜马拉雅山。人类的禁足反倒成全了世界的清澈与安静，人类的疫情灾难，却成了自然界的太平盛世！

｜《地球改变之年》

眼中只见发展而不见“人”，终将困于发展！

眼中只见“大国大城”，而不见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最终也将困于城市！譬如这两年大量失业、高不成低不就的房地产人，譬如深陷内卷的亿万城市中产，譬如疫情下无可逃遁的城市人……

大家还能去向何处？

最近，身处上海的我，就成为老家亲人、邻里关心的对象。他们每天打来电话，担心我们买不到菜，担心我们会饿死，担心我们憋出病来，又都说要给我们寄食品和物资。遥远的老家乡下，虽然附近县也有无症状，地方政府一片紧张，但人们并不需要发愁，米在缸里，菜在地里，蛋在鸡窝，又没有负债，该怎么过还怎么过。

今年来上海过年的父亲，也半开玩笑地说，幸亏他过完年就回去了，不然，现在真的要一大家子人坐在大上海的小房子里大眼瞪小眼了。

他们问起怎么买菜，当得知我花180元团购了9斤水果，200元买了一些肉和菜，还有浦东一个朋友花200块买了2斤肉，都惊讶得说不出话。200元钱，别说疫情期间，就连平时也买不了多少东西，但在乡下，它依然称得上“购买力”。

末了，父亲沉默许久，说，我去查查车，要不我带着东西来上海吧……

这些年，我始终对生活了15年的上海有一些隔阂，比如，多年来，我始终只有寥寥一两个上海本地人朋友。疫情期间，我跟“外地人”朋友聊起来，大家纷纷苦笑，“要不，我们还是准备回老家吧”。

**田园将芜胡不归？实际上，综合房贷（租）、教育、交通、养车、物价等综合因素，上海中产月收入两万，跟内地省城一万多，县城五六千，农村三千，生活水平其实并无本质差别，但背后的质量、实际“获得感”差别却挺大……**便要问，这辛辛苦苦、谨小慎微、忍辱负重的生活，意义又在哪里？

自古以来，大疫止于乡野。大多数疫情，都在城市爆发，甚至引发动乱。而乡村，由于其分散性和生态性，往往问题要小得多——即便有问题，也更容易阻隔、控制。譬如，2003年的SARS就止步于乡村，今天的新冠，6亿农民也少有感染者，所以温铁军教授说，“世界上最低成本的防疫，就是在乡村”。

当然，城市之病，何止疫情。那么，我们再扩大一点，更多的城市病，又何尝不需要乡村？

只是多年来，我们习惯站在城市化、规模化的视角，将乡村视作“脏乱差”、落后的包袱。仿佛乡村是个毒瘤，切掉它，或者让它自生自灭就好，这样我们就可以腾出手来全力搞“经济建设”。

这个思想，主导了中国近四十年“建设”，从八九十年代政府甩包袱、退出乡村公共服务，到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公司化对乡村的疏远，从房地产、工业园对乡村土地的大肆侵占，到前些年大量的合村并居、撤并乡村中小学……

的确，我们的经济发展了，但“切掉”乡村后，我们的社会、你的生活，真的更好了吗？

也许，我们是时候换一种眼光了，比如——乡村，非但不是“包袱”，其实，她也可以是一种解放。

作者：民间观察派，独立思考者。专栏作者，撰稿人，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学者。个人公号：刘子的自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