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4月23日，我与新冠同行的14天_风闻

这两天，我亲戚鼓动我，将我在方舱陪护这段时间，是如何毫发无损的经历写出来，也算是一个人生记录吧。思前想后，我决定还是写一点，以纪念2022年这段终将和1988年上海甲肝大流行一起成为城市记忆的新冠疫情。

先介绍一下我的身体状况——今年47岁，平时没有进行专门的健身锻炼，只是和普通上班族一样，每天早晚两次，总计耗时近三小时在公交，地铁上做着两点一线的站立运动。除了幼年上海甲肝大流行时被感染了一次，平日里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每年也就是有这么一两次感冒发烧。在人群中属于一般般的条件。

这次在方舱医院陪护的背景情况，是我父亲于2022年3月26日因突发脑梗，被送往上海宝山区仁和医院住院治疗。至2022年4月6日，仁和医院神经内科新冠疫情爆发，作为陪护的我母亲于当晚10点也被检测出新冠阳性而被隔离；同一时间，卧床的父亲检测结果依然是阴性，因而到了4月9日，仁和医院经上级决定闭院，转为方舱医院。目前的阴性病患全部转院，我父亲被转移到宝山吴淞中心医院。我因此向街道开了出门证，与当日晚上经过吴淞中心医院的新冠检测，进入位于其2号楼5楼的封控病房区陪护，因此开始了为期14天与新冠病毒的同行之旅。

在吴淞中心医院的封控病房区，我父亲呆在一间设有三个床位，面积约25平方米的病房内，那段时间上海的温度虽然较低，但医院为了安全起见，没有打开中央空调，病房的窗户也24小时开启通风，而整个病房内也只有我父亲一个病患。在4月12日的检测中，我父亲由阴转阳，同时当天其高烧达到39度。这说明他很可能在仁和医院就已经被感染，之前只是潜伏期。因而我在进入病房的一刻，就已经处于病毒环境中。

4月13日凌晨3点，我和我父亲被从吴淞中心医院转回已辟为方舱的仁和医院9层，住在面积约40平方米，放置了五张病床的一间病房内。在入住的第一天，病房内有三名病患，以及我与另一名病患家属，两个之前检测为新冠阴性的陪护；第二天，我母亲申请由其所在临时隔离点转到仁和医院，以病人的身份在这间病房内获得一个床位，同时另一张病床也有新的病患入住。至此，在这间病房内为五名新冠阳性病人，以及两名新冠阴性陪护。作为方舱医院，医院方面对病房的消毒措施是每天早晚两次，由护士背负消毒水喷雾器进病房消杀一次，此外就是每个病房外放置一瓶医用消毒凝胶供轻症患者和陪护使用。

从4月9日开始陪护的那一刻开始，我24小时里除了洗漱和吃饭，平时包括睡眠时都戴着口罩。最初是普通医用口罩，在父亲确诊阳性后，更换为N95口罩，直到15号所携带的N95口罩用完，之后只能每次戴两个一次性医用口罩。

在吴淞中心医院的几天，我倒水，喝水，吃饭，睡眠都位于靠窗上风位置，与父亲的病床间隔约3~4米，只有在喂药喂水，清理清洁垫，翻身擦身等工作时与父亲做近距离接触。转到仁和医院陪护期间，除了这些工作近距离接触外，喝水的方式是把水杯放到这层病房走廊的上风窗口处，热水瓶倒好后等其自然冷却；吃饭是医院提供的盒饭，放在病房的窗台上，尽可能距离所有病患2米以上距离，与无症状的母亲间隔先后次序进食；在进行任何一次手部接触后都立刻使用医院在每个病房门口放置的医用消毒凝胶擦手；进入病房的洗漱间洗漱时也尽量缩短脱下口罩的时间。

就这样，与一个新冠病人共处三天，与三个新冠病人共处一天，与五个新冠病人共处十天的这段时间里，直到4月23日回家这天，我每天的新冠检测都为阴性。而隔壁床位，同为陪护的一位八十岁老太太，直到我离开的这天，她每天的检测结果也为阴性。

现在回想起来，在这么长处于新冠病毒环境下能不中招，首先还是与个人体质有关系。毕竟不管是两层医用口罩还是N95，都不可能百分百防住携带病毒的气溶胶被呼吸进气管乃至肺部，只不过少量的病毒能被身体的免疫系统挡住罢了。其次就是频繁的对个人消毒，每次参与身体接触的陪护，甚至是拿取病房内的各种用品后，都第一时间对双手做消毒处理。再次就是必须吃饭饮水时，尽量远离病患，依靠距离来减少饭菜饮水沾染病毒气溶胶。

最后，以我这次与新冠病毒同行十三天的经历来看，我的结论是：这种病毒本身确实极其霸道，哪怕是现在被西方吹嘘成所谓毒性减弱的奥密克戎。一旦中招，有很大几率会导致高烧不退，肺部感染、引发浓痰、哮喘乃至最终危及生命。

而医院能给出的应对措施也就是青霉素、化痰药、降温药、生理盐水和各种消炎感冒药片来协助人体自身的免疫机能与其对抗；而一丝不苟的个人防御则是重中之重。

毕竟有句俗话：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虽然个人防护不可能阻止所有新冠病毒对人体的入侵，但是少量的新冠病毒依靠人体免疫机能还是能够抵抗并自行灭杀的。这就需要人平时拥有健康的机体和健全的人体机能，当病毒袭来时，它们才是人体最可靠的防线，加上仔细和完备的个人防护，我们就能成功地防御住新冠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