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采访过阎教授几个问题，其回答老马视之为高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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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采访过阎教授几个问题，其回答老马视之为高。

问：国际关系是一门政策取向性很强的学科，你怎么看待和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答：涉及政策的学术研究有时关系到政治问题，我不会因为与政府的官方立场不符就放弃自己的观点。我不做论证政府决策英明伟大的伪研究。我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一直坚持冷战后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不认同冷战后是向多极化过渡、没有国际格局的判断。我一直认为，人类现有的国际政治知识还预测不了未来20年的变化。

历史最后可能证明有些问题我是错的，但是我不接受任何没有客观的、科学的证据证明的论断。

问：你对“学者”这个词是如何理解的？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答：首先，学者不同于文人。文人用文章来表达他的思想，学者用科学方法论证一个逻辑和观念。文人敢于对所有的事情发表议论，而学者只敢对自己的专业谈看法。另外，学者也不同于专家。专家是指在某一知识领域有相当的独到见解的人，其专业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普通学者。

所以我认为，学者是人格上的标准，如认真、严谨、不随意下结论；专家是知识水平标准。我觉得我就是个学者，只在极个别的问题上可称为专家。

问：由于学科自身的特殊性，某一领域的有些学者会被称为智囊，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智囊发挥专职的政策建议功能。我不认为自己对中国决策者有什么直接的参谋作用，我认为自己的文章只是对职能部门的一些人产生了一些影响而已。（这些）可能间接地对决策有影响，但不是直接作用。学者的影响是通过公开发表的文章来实现的。

就中国的政治体制而言，中国没有实际意义上的智囊制度，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智囊机构。中国不允许高级官员有个人的智囊人员或机构。学者可以说参加过一些会议，谈过一些观点，有一部分思想影响了别人的思考，但这称不上是智囊。智囊功能是一定要有一个明确和固定的制度渠道的。非专职的顾问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智囊。政策建言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在我身上，学者和政策建言人这两个身份兼而有之。

知识分子主要是指有社会责任感并对政府政策进行批评的人，拿了诺贝尔奖的人并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另外，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批评政府，而且还要告诉政府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政策建议的好坏标准应是可行、有效与成本低。

问：观点鲜明是你的一大特色，是性格使然吗？

答：这是人格问题，我敢于承认学术上的错误。我在《世界知识》 上公开发表过承认预测错误的文章。我认为，学者没有倾向性有两个原因：一是客观上对自己的知识本身就没有把握，不足以对某一具体事物做出判断；二是政治上的患得患失。我不怕错，这和我的科学主义思想有关。所有的科学家都知道研究的过程就是不断犯错的过程。研究就是要找出错在哪里，分析为什么错。

只要是坚持科学主义的人，他的立场和观点就一定是明确的；认为国际关系研究不是科学而是政治的人，其立场就不容易明确。

问：你如何评价近些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

答：如果以20年为界，中国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但遗憾的是我们进步的速度较慢，基本还是美国50年前的发展速度。美国从传统主义走向科学主义用了20年，我们就不应该再用20年。抽象地讲是我们的学术环境不好，具体地讲就是我们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批判。这是个体制上的问题，国际关系研究难免与政治问题相关，观点与现行政治不一致就难发表；还有官本位的影响，权威人士多为各单位的领导，批评领导总是有些政治危险的。

另外，真正有意义的学术批判，一定是建立在批评者充分理解对方观点和逻辑的基础上的。批判他人学术观点的前提应是批判者知道这个被批判的观点是如何得出来的，否则是不会对学术研究有任何促进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