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11年前提出的一个问题, 直击当下中国人最深的困惑 | 文化纵横_风闻

✪ 陈赟（导读人） |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 莫加南（与谈人） | 台湾 中山大学中文系

✪ 赖锡三（主持人） | 台湾 中山大学中文系

【导读】11年前，《文化纵横》杂志曾刊载汪晖老师的长篇文章《再问“什么的平等”？》。文章从现实中的种种矛盾出发，结合关于“平等”理论的持续探索，通过对章太炎“齐物平等”观念的深入发掘和创造性转化，探讨一种新的平等政治的可能性。十年之后，这样的思考更具迫切性。2021年，来自海峡两岸的几位学者，围绕汪晖老师提出“齐物平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尽管相关讨论涉及概念思辨的复杂推进过程，但其所承载的问题意识却具有高度现实性，“中美的整个格局已经发生改变，而之前在那样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系统当中，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利比亚等诸多亚非拉的悲剧故事已经不能拨动我们的心弦，我们难以设身处地地、同情地理解社会内部的分裂、困境和不同人的命运， 以及他们为探究解决之道而做的巨大努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重要的问题再次浮现出来：**我们需要穿透那些制约我们相互同情和理解能力的各种意识形态成见，真正从人类现实命运的角度去进行思考，讨论新的平等政治是否可能。**那么，“作为理论家，作为哲学家，我们需要为新的平等政治，提供什么样的思想资源？”

本文原发表于《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原题为《汪晖“齐物平等与跨体系社会”的天下想象》，感谢作者授权网络首发，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汪晖 “齐物平等与跨体系社会” 的

天下想象

**赖锡三：**我们开始今天的讨论。在今天的讨论之前，我想在场的线上朋友，应该很多都是参与过前面六七场会议的老朋友了。原则上等一下会有一点时间，也请线上的朋友参与对话，在陈赟老师进行他的导读或是评论之前，请各位朋友把你们的麦克风静音，比较不会有杂音的干扰。我们进行的方式就会给予陈老师更充沛的时间，因为汪晖的天下观、思想体系非常庞大，希望尽量给陈老师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描述，跟他对汪晖的评论。然后会请莫老师先进行第一波的对话跟提问，我再做一点点部分的提问，所以会请莫老师做更充分的讨论，再请陈赟陈老师做回应，我们最后再进行共同的线上讨论。有一些朋友也可以把你们的问题写下来。我知道在今天的场次，线上的一些年轻朋友对于汪晖、章太炎都有一些研读，还有石井刚对章太炎也有所讨论，欢迎你们的提问。

在陈赟老师导读之前，我只做简单的说明。陈赟老师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做思想史研究，做哲学研究的中壮辈的朋友，应该都读过陈赟老师的文章，他有很多很扎实的文章。这五六年来我读了他不少庄子的文章，很有深度，也跟台湾的学界朋友有越来越多的对话，彼此有非常高度的相契，也有一些细微的不同。今天请他来评论汪晖的天下想象。大家知道天下这个概念源远流长，从先秦以来既是一个重要甚至非常根本的政治学的概念，也是一个非常根源性的文化概念。这个概念在中国哲学或中国进入近现代之后，看似退潮了，但是目前大陆的学界朋友们似乎在面对现在的民族国家的概念，nation state的概念开始有许多新的批评、回应，天下观似乎又变成了一个既是古典，又具有当代潜力的文化政治的概念。在这一方面汪晖的著作当然是很有代表性，他恐怕是新左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著作也被翻成英文，日文等等其他国家的语言，而且讨论得非常热烈。莫加南老师就是英文版的，据我所知是第三册的翻译者之一，尤其宋明理学的部分是由莫老师翻译的。莫老师的研究，其实他不管是对葛兆光天下观或许纪霖的天下观，都有一些相当的关注。所以我想今天有莫老师来做陈赟老师的核心对谈人，我相信会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汪晖天下观的讨论，也可能跟他从章太炎那边吸收〈齐物论〉的观点是颇有关系的。我外行就不多说，把时间交给陈老师。

**陈赟：**非常感谢锡三老师、感谢莫老师。讨论汪晖老师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因为我所从事的领域主要还是在中国古典的思想。汪晖老师的研究重点则是现代中国，所以我们可能有一个在领域上的不同。

如刚才锡三老师讲的，汪晖老师作为代表性思想家与学者，致力于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革命遗产的激活，是他关注所在。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出版之后，于今年又出版了20世纪的三部曲的第一部《世纪的诞生》，他要面对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遗产，而这些方面是我的知识结构的短板，跨体系社会，实际上也是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以后的作品，汪晖老师写作的领域比较广阔，知识背景尤其比较广博，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大的挑战。

我在这里先行渲染他对于齐物平等和跨体系社会的天下想像，我主要想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切入。第一，如何诠释中国及其现代？主要是讨论汪晖老师的问题意识。第二，来自西方的帝国-民族国家的叙事架构，对于中国理解的局限性。第三就是汪晖老师反思的京都学派的中国解释及其东洋近世说的不足。而后我们探讨他所建构的跨体系社会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齐物平等」的思想。

▍ 如何诠释中国及其现代：汪晖的问题意识

**首先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这是汪晖先生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从他关于鲁迅，关于章太炎，以及现代思想、现代革命的写作，都是贯穿始终的这样一个问题意识。**在理解中国及其现代的问题上，我们往往遇到两个比较大的困境，这主要是由西方的介入使得对中国的理解产生了巨大变化。**我这里梳理出两个与我们讨论相关的维度，一个是海洋与内陆的二元化，这个是汪晖在写作《现代思想》之后呈现的新框架；还有一个就是帝国与国家的二元论，这是他写作现代思想兴起时所检讨的西方的叙事架构。先看第一个问题，自从1582年也就是利玛窦来华，今天通行全球的格里高利历批准颁行到今天的这四百多年来，正是世界历史的西方化时刻。西方文明从地中海时代进入大西洋时代，又进入太平洋时代，形成了以全球为范围的「空间革命」，空间革命就表现为一个海洋时代的到来。**在汪晖看来，1600年成立的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和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是海权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海洋势力的到来意味着内陆和海洋两种空间秩序的斗争，两个西北欧的公司，它在某种意义上都具有若干国家的特征，它们的诞生、发展与转折以及宗旨都与近代主权的形态有关。汪晖引用拉铁摩尔的话，认为英国实际上就开始了从陆地转向海洋的空间革命，它也是一场行星的空间革命。

我们知道古典中国的天下和中国叙述当中，往往用「四海之内」、「四海之外」这样一种叙述，四海的是作为「王化之地」的天下的一种边界，而在西方，比如说伪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论》当中，所谓的“人居领地”，也就是所谓普世秩序，是以海洋为边界的。所以人类居住的天下世界分为岛屿和大陆，但是他们都被大洋环绕，这与中国人也用四海来想象秩序的边界类似。四海实际上就是地平线，位于这种地平线之内的，是立足于水之中脱颖而出的大地经验、陆地经验，海洋意味着一种边界的经验，甚至是沃格林所谓的不可穿透的神性边界的经验。但是海洋时代的到来使得海洋成为内海，而且它神性奥秘的边界意义被袪魅了，这就使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一个变化，大航海与地理大发现，使得海洋统统变成了内海，由此开始了一个全球律则时代。欧洲资本主义的政经规则就是海洋的内海化，它消解海洋的边界，以理性建构方式运用和强加于世界一套统一的规则体系。海洋时代就意味着以海洋为中心而已，内陆变成了一个边缘，这跟以前的「中国中心─海洋边缘」的自我理解的框架就形成了巨大反差。

**第二就是帝国和国家的二元论。**在汪晖看来，空间革命彻底重构了整个地球秩序，海洋时代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力量，机械工业的力量，带动了城市乡村关系的重组，带动了国家形势的变迁。如果要为十九世纪的世界历史确定一个最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民族国家。在汪晖看来，民族国家实际上构成了十九世纪以降的世界历史跟之前世界历史的叙事的巨大差别，之前的主体往往是帝国，而之后的则是民族国家。

汪晖认为，民族国家被看作是一个现代的因素，帝国被归结为是一种过去的、传统的因素。二十世纪几乎所有被视为前现代的历史，都以不同的方式被追溯到现代世界与帝国的关联之中。也就是说，前现代的东西都跟帝国相连，现代都是由民族、国家范畴构架下来解释，这样一来就造成理解中国的一个困难。如果中国是一个帝国的话，或者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的话，那么前者等于说中国没有现代，后者等于说中国没有历史，没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具有现代性的历史主体。但这样一种没有历史的中国乃至停滞的文明，正是十九世纪欧洲世界历史叙述中的中国形象的核心。

位于二十世纪人类意识结构里层的是普遍与特殊的对峙，二者共享了一套建筑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人类进化的信念和前提，这就是所谓全球律则，如果不符合律则，就被看作是特殊或例外的型态。以上两可以讲都对中国叙述构成了困难，对于很多西方学者而言，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宗教，而且多文明的跨体系社会，跟现代的民族-国家体系构成了一种对反。汪晖曾举例说，有一本西方的历史教科书，将中国视为伪装成现代国家的帝国，“帝国”的表述意味着它是前现代的，它是伪装成民族-国家的一个帝国。既然它本质是帝国它又生存在现代，所以说它的统一，并不是内在的，只是靠集权力量的维持，所以是不合法的，因为中国超出了族裔原则与政治原则的欧洲版本的一致性。就连白鲁恂（Lucian Pye）也断言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汪晖引用加州学派王国斌的如下观点「儒家思想是把文化边界和政治边界融合在单一而又复杂的综合体中」，而这种融合实际上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或者民族国家的一个独立的特征，在这个方面好像中国又很现代，但是中国里面恰恰又有多种多样的民族、宗教和文明，所以它又更传统。

一旦考虑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面临将中华帝国的政治建构策略视为现代的窘境。好像古典的中国也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不是现代国家，所以如果说基督教界定了文化的欧洲，但无法形成文化与政治的统一，那么在民族主义的时代，文化边界与政治边界才被综合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之下，中国就成了例外。中国似乎又成了像欧盟所要达到的目标──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将文明和政治的边界重新统一，但是对于欧盟来说，如果你要统一，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西德东德无法统一，南意大利和北意大利都无法统一，欧盟又怎么能够统一？所以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为什么中国可以把多民族、多宗教、多文明如此不同的多元社会，统合在一个现代国家的架构之下。

在苏联解体以后，西方人经常追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会成为在苏联解体之后，全球唯一一个保持着帝国规模的现代国家，是什么使得它保持着地缘、人口、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统一国家，就好像将前现代的帝国内嵌在一个现代国家当中，这一点让西方难以理解。对此的回应，构成了汪晖问题意识的一个方面。

其实在中国内部，关于所谓中国的讨论，这些年来不断的出现，比如说考古学家许宏的《何以中国》、思想史学者葛兆光的《宅兹中国》，哲学家赵汀阳的《惠此中国》等，都在追问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跟西方面临解释中国的困惑是相关的。对西方来说无法理解现代的中国，更无法理解中国的崛起，特别是他们在若干年前一直强调中国崩溃论的视野下，中国的崛起就变得更加难以解释。

在汪晖看来，这实际上挑战了西方现有的知识构架，同时也是对中国学者的挑战，能否以现代学术方式来表述中国、理解中国，它是一个重要的世界历史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自我理解问题。

▍ 西方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叙事架构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和亚洲，都不再是出自自身的概念。日本学者竹内好就已经讲过「理解东洋，使东洋得以实现的是存在于欧洲的欧洲式的要素。东洋之为东洋，借助的是欧洲的脉络。」无论是福泽谕吉的《脱亚论》，还是东洋的近世学说、亚洲的论述等，在汪晖看来，实际上里面都渗透着近代欧洲历史意识的投射。

18、19世纪启蒙运动与殖民扩张，通过种种学科建立了欧洲的亚洲想象，这种亚洲是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欧洲的前史，比如同时性的亚洲被放在历时性的欧洲之前的阶段。与欧洲近代国家或君主国家形成对照的是多民族帝国，与欧洲近代法律和政治体制构成对立的是政治专制主义，与欧洲的城邦和贸易生活完全不同的是游牧和农耕的生产方式等等，由此构成的中国与亚洲叙事，便是以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欧洲为归宿的，欧洲由此被作为准则或原理，被视为世界历史的高级阶段和目的，从而中国、亚洲及其上述“特征“被贬抑为世界历史的低级阶段。

在这语境当中，亚洲不仅是一个地理范畴，也是一种文明的形式，它代表着一种与欧洲民族国家对立的政治形式，与欧洲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型态，一种从无历史状态向历史状态的一个过渡形式。所以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亚洲话语内嵌着欧洲现代性的普遍主义叙述，并为殖民者和革命者制定他们截然相反的历史蓝图，提供了相近的叙述框架。不管是反西方的还是近西方的，都沿用了这一普遍叙述框架，其三个中心主题和关键概念：帝国、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等。而亚洲、中国的理解，就被放在这样一个框架之内。

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下，黑格尔把中国视为世界历史的开端，谢林把中国视为世界历史的例外，从孟德斯鸠开始，中国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历史感的停滞的民族，一种没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仅仅归属于人类历史之“过去”的文明。本来极具有历史意识的中国，也被剥夺了历史意识，比如说现代的沃格林、普勒姆等人仍认为真正的历史意义是西方的特产，中国、印度达不到批判的历史意识，甚至对人的理解，在胡塞尔那里还可以看到如下的观点，不管是中国还是印度，都还达不到先验的或形而上的维度，只能停留在一个经验人类学的层面，还不配享有人这个符号。这是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它不是出现在西方那些边缘的学者，而是那些中心、主流的大学者那里，比如像胡塞尔、黑格尔、沃格林等这些学者。**汪晖对此进行了分析，亚洲作为世界历史的起点，作为西方的天下起点有两个条件：一是，「亚洲、欧洲是相互关联的同一历史进程的有机部分」，这里的关键是同一历史，否则就不存在所谓起点和终点的问题，所以这里有一个同一性的东西。第二，亚洲与欧洲处于这一历史发展的截然不同的阶段，而构成这一阶段判断的依据主要是“国家”，即亚洲所以处于起点或缺乏历史的时期，是因为它还不是国家，还没有构成历史的主体。在这个意义上，当亚洲地区从传统型帝国转变为国家，从农业或游牧业变成工业或商业，从村社组织转变为城市及其市民社会的时候，亚洲也就不再是亚洲了」，亚洲就变成了西方的一部分，所以未来的历史将没有亚洲，亚洲、中国不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不具有未来的意义，只具有过去的意义，**而且把过去作为历史已经扬弃的一个阶段的构思，这种意义上历史的“过去”的诞生，实际上正是在孟德斯鸠那里得到了全面充分的表达，而黑格尔所谓「东方、希腊、罗马、日耳曼」四个阶段，与亚当斯密在「狩猎─游牧─农耕─商业」之间形成的人类社会阶段的对照，实际上就是以欧洲的当下为起点，回溯世界历史的“过去”这样一种“史源论”，或者称之为「历史创生论」，「历史创生论」具有千年的形态，沃格林在他的《记忆》这本书当中，在他的《秩序与历史》第四卷《天下时代》当中，给出了《历史创生论》的主题，任何一种历史创生论的叙述，实际上都是为当下的合法性张目。所以这样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叙述之核心，是为欧洲扩张、殖民与霸权的正当性进行辩护。

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当中，对这一套叙事进行了一种否定，对黑格尔的所谓的围绕着耶稣基督的历史轴心之有效性进行了限定，他认为这只适用于基督教世界，而不适用于其他，但同时他也认为由于欧洲把人类历史带到了共存共生的世界历史共同平台之下，因此欧洲的历史中心又有它的一个现实基础。

汪晖对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提供的市场运动的模式进行了一个分析。发现其核心就是把共时性的，同时代的时间纳入到一个历时性的时间序列当中。比如说中国被纳入到了古代，而商业社会则被纳入到现代，这样一种叙述，是跟整个西方近代的目的论之历史叙述相关。汪晖注意到，Perry Anderson曾经讲近代欧洲对亚洲国家结构的观察，产生于欧洲国家与土耳其势力的长期冲突，它实际上是把奥斯曼国家作为欧洲君主国的对立物，将土耳其的君主官僚制，作为与所有欧洲国家分道扬镳的制度，把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东西投射到亚洲、中国，然后就产生了东方专制主义的政治叙事，就形成了专制亚洲与民主欧洲的对峙。世界历史进程的亚洲被归结为前现代，被剥夺了当下与未来意义。总而言之，亚洲的东西被放在古代文化当中，而欧洲的东西则被安置于现代，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韦伯，还仍然以前现代的「君父制」来理解中国「家天下」的政治文化，但这远未能真实的呈现作为一个跨体系社会的中国面貌。

**所以在汪晖论述里，需要重新理解中国，特别是中国的现代，因为即使古典中国再有意义，构成我们今天中国人生存之土壤的，构成今天世界的重要变革力量的，只能是现代中国，而古典思想只能通过现代中国才能发挥其世界历史的意义。**中国作为西方所认为的唯一他者，或者说西方众多他者当中唯一可能提供西方之外的另类可能性方向的唯一他者，由于其规模、构架、道路的与众不同，对它的理解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秩序展开的环节。而在西方目前的架构下中国难以理解，如西方那样将其强硬的塞入帝国、传统型支配、没有历史的国家等说辞之中，只能是理解上的遁词。

**另一方面，中国恰恰又是有可能对西方的现代世界秩序进行变革的区域，任何一种国家间的平等秩序的建构，都将是对霸权者既得利益的挑战，这就决定了中国叙述本身的语境复杂性。**这就是说中国的叙述，具有政治相关性，并要求一个政治的语境，而不是去政治化的语境。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 京都学派的中国解释及其东洋近世说批判

第三个问题，我们有了对以上的一个理解，我们来看汪晖对京都学派的中国解释及其东洋近世说的批评。京都学派特别是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在中国论述中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就是以唐宋变革论为始点的东洋近世说，也就在唐宋之际，他们看的是中国历史的大转折，或者讲是东洋近世的开始。唐代主要是贵族制，唐代的宰相都是有门第的，除了个别人如张九龄以外。但是到了宋代以后，整个科举制度与文官制度更加正规化，主要的大官都是考试出来的，一个平民的时代随之出现，用钱穆先生的观察，「一王孤立于上，而万民散处于下」的格局出现，士大夫就变成沟通一王和万民之间的重要中介力量，这使得理学成为新的一个政治认同的主要依据，一个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它跟民族国家已经有点接近，而民族国家是欧洲近代性的一个标志。另外，宋代周边有很多大小不同的王朝，相互之间的竞争盟约等，促进了民族之间通过贸易和战争形成的交往，外贸也开始用白银，有了硬通货币，好像一个国际性的市场交往体系出现了，南宋时代的海洋贸易也发达起来了。唐宋转变论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研究几乎无法绕过的基本性的命题，而在美国学界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核心的东西，加州学派的很多东西，也跟它有关。它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从唐到宋的变迁，实际上开始了以运河为中心的时代。因为北宋迁都从洛阳到开封，是国家发展从黄河中心向运河中心的过渡，由运河再通向沿海，内陆和沿海贸易，促进了内陆的分工，形成了宋代的铜钱经济。而唐宋的转型在制度体制上是贵族体系的解体，区域性转变则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从内陆黄河到运河、再到沿海的转变。所以明清之际江南的兴起就跟唐宋转型建立了联系，唐以前的历史被看作是以长安为中心的历史，宋以后的历史就变成了以运河为中心的历史。

**汪晖敏锐地看到，京都学派的目的不在解释中国，而是要把中国放在东洋的范畴中。因为在传统的时代，日本一直处于中国王朝的边缘，它现在要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逆转「中国中心─日本边缘」的传统叙事。**这些历史学家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带有帝国主义者的痕迹，其观察非常有洞察力，视野非常有启发性，提出了东洋的近世问题，但实际上是想在东亚建立对抗西方现代性的、有所不同的东洋现代性。当然最后它也落入了西方帝国主义的窠臼。实际上从明治维新到二十世纪前期，日本都在跟西方竞争，在军事工业、历史观上竞争，非常强调多元平行的现代过程。日本现代过程怎么建立？单从日本没法叙述，不得不从中国开始，中国有一个早期现代开端──宋朝，东洋的近世从十世纪的北宋开始，到十四世纪的时候，李氏朝鲜也进入了早期现代的过程，最后这个中心转移到德川的日本，十一世纪进入到海洋时代。从空间革命的意义上来讲，东洋的近世就是从中国到朝鲜半岛，再到日本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所以它至少是以东洋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叙事，对抗的是欧洲的世界历史叙事，它建立的是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共同体，这一叙事，实际上是论证东亚文明权力中心的逐次的转移。在此叙述中，汪晖指出很少有人意识到其中渗透着日本帝国意识形态在史学领域的一种投射，尽管它的政治含义今天已经消失，变成一种纯粹学术的观点。关于这点，实际上宫崎市定也说得非常清楚，因为中国历史第一阶段是黄河中心的时代，是一个长安和黄河为起点的一个文明，这时黄土高原和内陆中原地区是中国的中心，但是到了十世纪的时候，从宋代开始，运河沿海和内地就被运河连接起来，所以到了海洋时代以后，日本自然而然就成了东洋的重心。这一目的论的历史叙事中，从中国的长安到开封、洛阳绕到朝鲜半岛，最后抵达东京，德川时代就是与欧洲的哥伦布时代相对应的一个亚洲版的海洋时代。这个海洋时代建构了「儒教文明圈」的文明，而「儒教文明圈」也跟汪晖的跨体系社会不同，因为对汪晖来说，哪怕是中国的一个区域，都很难用「儒教文明圈」来刻画。

在汪晖看来，日本的京都学派虽然逆转亚洲历史里中国与日本「中心─边缘」关系，但是又与西方历史观共享世界历史秩序当中边缘和中心的结构。由于没有突破西方的结构，所以它没法对现有以欧洲为中心或者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秩序进行一种根本性的革命。所以最后它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融入到西方，但是从西方的角度来讲，日本则是独立的文明，无论是汤恩比，还是科耶夫都把日本作为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文明体。

但是对于汪晖来讲，日本并没有突破西方的海洋时代的历史叙事架构。它对东洋历史、东洋现代性的刻画，与欧洲比较地理学叙述的河流、内海、海洋的空间革命叙述相呼应，它的结论只能是作为现代国家出现的德川日本；京都学派把宋代视为近世开端，视为准民族国家，把理学视为国民主义或近代思想的发端，却没法理解清代的经学和史学的作用，及其与清王朝的政治合法性的关系，好像清朝又退回去了，好像历史又进行一个倒退，怎么来理解？京都学派难以自洽解释。

汪晖认为，京都学派仍然包含着欧洲的亚洲论述里内蕴的帝国与国家的二元论，它没有走出殖民与霸权的帝国逻辑。日本的脱亚论与侵亚论，其背后都是欧洲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逻辑，所以日本的现代化最后加入的是西方文明圈，以文明等级论的方式侵略被认为落后的文明。所以章太炎提出的文野之变，实际上就是对当时欧洲，包括在日本盛行的比如说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意味着一种解构。西方的海洋-中国叙事在京都学派那里仍然作为深层的参照背景被运用，仍然是无以脱离海洋中心论，这正是其无法真正突破欧洲中心的世界秩序叙事的关键。它提高海洋的地位，贬低内陆地位，由此内陆的边缘性实际上就是由海洋历史观主导的历史叙述的结果。对中国的意义而言，这样的一种解释加剧了中国国家内部，海洋与内陆的张力，因此它的消极意义并不少于积极意义。

汪晖也看到滨下武志对朝贡体系的重新思考，它的新亚洲论述，虽试图突破西方的欧洲中心论，但是仍然依赖以海洋为纽带的贸易，仍然建立在海洋时代的前提上，并且对战争、革命和其他事件没有予以关注。这是作为左翼学者的汪晖质疑、批评的部分，就是说中国的革命、亚洲的革命，其世界历史意义没有被呈现出来。滨下武志基本上是在经济的贸易体系当中，不是在一个文化的、政治的、革命的、战争的，更大的脉络来解构西方中心论的。针对京都学派以及西方海洋时代，汪晖重新阐发「一带一路」的倡议，「一带一路」的倡议实际上就是继承了科耶夫与施密特对海洋时代终结的论述。到了今天海洋与陆地的关系已经完全发生逆转，也就是说海洋与陆地的区分，已经不再具有那么大的意义，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时代，海洋、陆地的分界正在消失，「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的倡议，实际上是要重新思考内陆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汪晖他有很多论述，这个论述涉及到亚洲作为一个世界历史理解的重要切入口，涉及到对现代海洋秩序的实质突破。

汪晖回到竹内好「亚洲作为方法」的思路上，「亚洲作为方法」在竹内好那里，实际上就是「中国作为方法」，这个「中国」不是一个本质主义的中国，而是一个抵抗西方现代叙事的中国。竹内好化用鲁迅《故乡》结尾的叙述强调：中国没有选择西方的现成的路，所以他还有一种自己的新的路，但是日本最后走了西方的路，最后它可能就没路可走。这个路当然关联着世界历史，日本的选择使其在世界历史中的意义被降低。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说到底是中国在面对内外压迫时所表现出的抵抗精神，这抵抗性能够激发民众性与大众性，激唤并生成了主体，由此生发出针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不平等秩序的抵抗与革命的意志与行动。汪晖在后革命时代氛围中所讲的革命，按我的理解，很大的程度上就在于世界秩序的革命，特别是不平等的霸权性世界秩序，仍然是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对他来说，革命实际上是没完成，所以他应该不同意李泽厚「告别革命」的论述。

**作为方法的亚洲不是静态的用以区隔西方与中国、欧洲与亚洲的方法，那仍然无以脱离西方图像里的中国、西方的东方主义。**汪晖强调，方法是主体形成的过程，广义的中国革命正是主体形成的过程，竹内好发现日本严重缺失主体性，虽然也很现代，但是却没有自身的主体的位置，它的主体只是西方注视下形成的没有自身主体性的“被动”主体。所以竹内好从毛泽东、鲁迅、赵树理那里看到了生成主体的方法，不是要回到东方主义，不是要回到亚欧二元论的分野，也不是要回到传统的中国中心主义，而是重新把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奋斗、抵抗的过程，即中国人主体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过程，作为理解历史与自身的方法。在亚洲区域内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形成区域性的主体，这就是亚洲作为方法的意义。

**对中国而言，重要的就是摆脱那种通过中国─西方的二元论形成的单面的自我认知。**比如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等，都是孕育了丰富文明的地区，与中国有着深厚的联系，缺乏这一视野我们的理解就难免单一化。而东洋叙事就没有意识到这些，更重要的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和大众意识形态内里的美国化，我们对这些地区的人们的斗争、牺牲，历史命运都缺乏感同身受的理解，而是心安理得地站在美帝国的周边，这是现代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的一个命运，如今很多人都是站在其中心区域看待中国，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道路，既不能理解这些进程的伟大意义，也难以对这一进程中的悲剧作出有深度的理解。

汪晖写《齐物平等》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是前特朗普时代。如今，中美的整个格局已经发生了改变，而之前在那样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系统当中，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利比亚诸多的亚非拉故事的悲剧故事已经不能拨动我们的心弦，我们难以设身处地地同情地理解社会内部的分裂、困境和不同人的命运，以及他们为探究解决之道而做的巨大努力。在汪晖看来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我们今天都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意识形态塑造的是非价值逻辑支配了我们，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对血肉之躯的挣扎、奋斗与眼泪等等的敏感，而变成了共情上的麻木不仁。而在一些发达国家，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正确的问题，已经从政治场域进入社会场域，对具体生命的同情共感已经大大被削弱了。汪晖不能不为此感慨系之。

十八世纪以来形成并不断强化的意识形态，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最中心地带被升级被强化，而竹内好的抵抗概念与主体的概念，之所以还是不免抽象，正在于其解意识形态的深度与广度，他缺乏对战争与革命、地缘竞争与民族解放之间的清晰区分，他用侵略与抵抗的范畴对大东亚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加以分疏，未能将日本的对外战争和扩张置于近代化道路内部予以全面的政治经济解释，所以抵抗的去政治化导致了抵抗自身的贬值。这正是汪晖对竹内好的批评，在这里关键的是竹内好所讲的主体的形成，规范的主体并不是主体，它只是一个范畴，没有真正的政治合法性。亚洲与中国的论述，存在着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的分裂，它要么由菁英主导，要么由民族国家发动，却没有大众运动的参与。难怪竹内好所讲的主体性，很容易被虚幻成后现代的主体性，尤其是在后革命的语境中，不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反观中国，正在进行世界秩序的革命，它需要建构新的主体。而亚洲不可能像欧盟那样建立欧盟式的超级国家，因为亚洲并不共享一个共同的文化-文明，多样性不仅指向文化，还有另一个方面，在汪晖看来只有从跨社会体系与跨体系社会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多样性亚洲的基础。

在这个脉络中，汪晖讲「一带一路」的倡议，实际上目的不是建立军事联盟、建立超级国家、建立帝国；也不当仅仅是以资本、经济、利益、生产、消费这样一个环节，否则就很难超越西方的现代性；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所提供的是「路（丝绸之路）、带（海上丝绸之路）、廊（中巴经济走廊）、桥（亚欧大陆桥）」的概念，这是联系，也是交互性的概念，是互联互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而不是支配统治，不是单一的个人主体与权力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中心─边缘」关系，而是交错关联中的共生并作的哲学，这才是「一带一路」的理念。

所以「一带一路」的发动本身就需要有政治形式和文化层面的参与，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产能问题，否则它就变成一个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活动。只有在改变全球地缘政治与霸权构造的跨区域努力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才能够获得正当性，才是现代世界历史秩序革命的环节。在汪晖看来，「一带一路」能够形成一种多元主体、多样化的世界关系，它是连接的、沟通的、互渗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一个跨社会体系。于是我们就进入到了汪晖的下面一个内容：跨体系社会与跨社会体系。这既是理解中国的一个进路，也是理解世界、重新想象「天下」的方式。

▍ 跨体系社会与跨社会体系

跨体系社会本来是用来描述中国的区域社会与国家及其关系，它意味着是由一系列的文化、习俗、政治、礼仪的力量为中心的，就是要跨越这些东西，经济关系只是镶嵌在这些复杂的社会关联中的交往活动之一，如果说现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家、跨民族、跨区域活动，是一种将各种文化和政治要素统摄于经济，统摄于资本的活动，那么跨体系社会恰恰是要突出文化、族群、区域的不同，积极交往传播共生并存的社会和文化的形态。

汪晖这个概念受到莫斯（Marcel Mauss）超社会体系（supra─societal）的启发，体系可以是语言、宗教、族群，甚至是文明，比如说伊斯兰文明，汪晖也把跨体系社会称作“跨文明的文明”，因为「天下」不是一个文明，而是多文明的文明。哪怕是我们对文明的通常理解，也是一个包含多种文化，多种生活方式，多种信仰习俗，多种政治形式多元复构，如果再加上跨文明的文明的话，它的多样性就会更加突出。之所以用来描述中国社会，因为中国文明的独特性，恰恰在于它包含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是内在的包含，而不是外在的综合，不是依靠一个外在的结构强加在一起，而是各种文明、文化、各种要素通过交往渗透，形成一个在交往当中又保持其自身的独特性的复合化存在。

跨体系社会在汪晖看来甚至可以讲是说一个村庄一个家庭，甚至在每一个人身上也可以是跨体系的。汪晖曾经到西藏、新疆、云南等地去调研，在那些地方，一个家庭里面就是跨体系的，因为有不同的民族之间通婚所形成的家庭就是案例。跨体系社会跟认同的政治完全不一样，认同强调的是同一性，而跨体系强调的是独特性和多样性，而一个好的社会不会强制性地将多样认同单一化，而是最大限度包含多样性。跨体系社会的混杂性和多样性，并不否定共同性，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统一性。**汪晖区分共同性和单一性，他拒绝的恰恰就是欧洲民族国家非常核心的观点与想象：一个民族就只能是一个主权国家，一个族群就是一个国家。**比如说西方的西藏叙事，就一直不是放在中国叙事里面，而是纳入单独的藏学，它不是放在中国学内部来处理的，这都是由于西方对民族与政治单位的理解架构所决定。这样的理解架构无法触碰中国的现实。比如汪晖提供的喀什地区的例子，后者不仅有汉文化的系统，也有维吾尔文化系统，还有很多其他文化的系统，这些系统交织在一起，它有内在的多样性，不是向单一方向发展，而这多样性又是和而不同的。

这就是为什么民族国家的架构逻辑，无法理解中国乃至无法理解具体社会的原因。汪晖用「跨体系社会」来反对认同社会，重点是要在多样性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主体性。如果说跨体系社会强调的是一个社会内部的多样性与独特性的因素，那么，汪晖用「跨社会体系」强调的则是很多社会之间的这种复构关系，也就是不同社会之间相涵相摄、交织交错的复杂逻辑，他们彼此之间有共享的，有各自不同的东西，也有冲突的、矛盾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并不阻碍他们可以并行不碍的存在。

这两个概念，看似把一种复杂的社会，针对民族国家的叙事而被组建。但是对于汪晖来讲，跨体系社会不仅仅是中国社会的特征，而是所有社会的共同的特征。所谓民族国家的叙事，它只是一种简化、删减、夸大，对社会多样性的扭曲。这个扭曲、删减、夸大，起到一种政治动员的作用，就像章太炎讲的通过一套民族和国家的秩序，建立起一种动员的体制，动员的体制在相互竞争的国际格局当中，才能够调动组织更大的力量，而「认同」实际上也是以这种方式来调动可以运用的力量，但是这些认同，实际上会对「跨体系社会」或者「跨社会体系」造成扭曲与简化。

汪晖提出了几个非常具体的例子，高句丽、元代、清代都是跨体系社会的典型的案例，其重要核心就是社会内部体系的交错、互渗、相蕴，同时跨社会体系又强调不同社会的相即相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这是基于差异与多样性的多体系与多社会的交织复构。这样一来以“儒家文明”，以“汉化”指称中国的主体，便不再准确。多样化的纵向的多重时间，被带入横向时间中，这是跨社会体系与跨体系社会的核心。欧洲的世界历史书写其实质就是要把横向的同时性的时间编织到纵向的时间当中，成为历史当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汪晖的跨社会体系、跨体系社会，要实行的是对时间观念的一种扭转，也就是说，所有的纵向时间都以某种不同的速率流到横向的时间当中，成为同一个社会或者讲同一个世界不同的独特的因素。这样一来重叠性、模糊性、流动性并行并置，才能够被置于历史思考的核心。这样一种横向的时间点，超越时间结构上的统一性与差异性的对立前提，是一种能与区域的重叠性、流动性、稳定性并存的时间概念，也与一切单一叙事视角下的神学的时间没有关系。

在汪晖看来，这种横向时间接近于中国古代的时势概念，因为时间过程自然形成某种趋势与动能，它会作用到我们当下，所以我们所有的过去都是以作用于当下的方式，进入横向的时间。汪晖还打了一个比喻，好像泰勒在《世俗时代》中所讲的世俗时代业已瓦解了更高的时间──神圣时间——以后的世俗时间，这种时间他把所有的过去时间，或者不同时间都纳入到当下时间。其实汪晖所讲的横向时间，大致相当于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讲的“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Gleichzeitigkeit des Ungleichzeitigen），这是一种将历时性与共识性融合在一起，过去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流入现在，未来也流入现在的复杂时间构架，它是历史中不可重复性与重复性的一种综合，而人们就生活在这种多层次“地质时间”共存的状态当中，生活在这种复合的体系与社会交织的组构当中。这样的社会差异，就不再是一个边缘性的东西，而是中心性的东西，它被转化为一种弥漫性的关系。在这里形成的不是一组组并置的相互隔绝的主体，相反的强调的是多族群性、弥漫性，关系的混杂性、重叠性。所以这样的一个社会基底就不能够为一个认同性的框架所组构、不能够为某一种特定的名相性的认同形式所排斥和遮蔽。横向时间其实并没有取消纵向的历史联系，只不过它作为横向时间轴线上的差异因素，而不是独立自存的实体和主体历史被看待。这是汪晖所讲的这种跨体系社会与跨社会体系。

▍ 作为共生之哲学基础的“齐物平等”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齐物平等，齐物平等就是汪晖的跨体系社会与跨社会体系这样一种共生哲学的本体论基础，或者讲是跨体系的哲学基础，总而言之这涉及到哲学根基的问题。关于「齐物平等」，汪晖是借助于章太炎的〈齐物论〉式平等，并做了一定意义上的改造，汪晖早期理解跟后来理解似乎也有略有差异，齐物平等的关键，是一种超出政治社会秩序的宇宙论秩序层面的平等，与多元平等不同。因为多元平等（沃尔泽称为“复合平等”）扩展了分配平等的领域，但其焦点则集中于由分配内容的多样性而产生的分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更重要的是，复合平等及其对物的多样性论述建立在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框架下，从而物只能在效用的意义上被界定。这样的物，实际上就是客体，而自身不是一个有能力的主体。这样一来，在不同的人对物的使用过程中，物和物之间的等级，同时也会造成人和人之间的等级。而通过人对物的使用，造成人和人的等级化，最终也造成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因为人对物的那种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最后又投射到主体跟主体的关系上，它使人和人的关系也变成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所以汪晖要扭转平等的基础，平等仅仅是从政治社会的架构下，不能够得到充分的理解，不平等的现实也不可能得到真正实质的解决。「齐物平等」，强调的是每个事物都有独特性，这发生在非人类中心的层次。**对人来说这要求的，不是以人观物，而是以物来观物，能够如其所是的观察物，否定且悬置人的设置对象意义上的主体性，突出物的能动主体性。这样一来就把政治社会的理解，放在自然范畴当中加以解释。毕竟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机会平等，能力平等、分配平等、多样平等，都是在一个社会内部并以自然与社会状态的分离为基础而展开的。但是讨论到最终，平等的主体本身很可能下降为一个作为客体性的对象化的物。汪晖引用章太炎关于「言说、名字、心缘」这三种相对于「齐物平等」的遮蔽，因为这三者构成了一种社会性、政治性的再现系统，它通过一套名相的秩序，建构一套不同于自然的人为秩序。而这一种人为秩序往往是将不平等，以平等的名义合法化。这不平等也就是说万物生来就差异、人生来就差异，但是他却要讲一种抽象的平等，所以最后这个平等只能回到形式上、名相上，而不能回到个体的一个独特性上，甚至是对个体独特性的一个否定。

章太炎认为世间法中，不过平等二字。庄子唤作齐物。但是庄子理解的平等，不是人类平等、众生平等或天赋人权意义上的平等，而是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平等。**平等是一种真如的状态，是一种宇宙论秩序下的自然、平等，但是在政治社会的价值体制当中，由于社会组织、国家动员的要求，它往往被名相所掩盖。**所以章太炎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体非形器，故自在而无对；理绝名言，故平等而咸适，非独等视有情，无所优劣，盖离言说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乃合〈齐物〉之义。」在《国学概论》当中，章太炎把他的意思讲得更清楚，为什么要提出绝对平等？为什么要等视有情？因为近人所谓自由和平等，都是在人和人底关系中发生的，我不侵犯人的自由，人亦不应侵犯我的自由，这就是逍遥的自由。但是根据《齐物论》，章太炎认为这不是真正的自由：「今人所谓平等，是指人和人的平等，人和禽兽草木之间，还是不平等的。佛法中所谓平等，已把人和禽兽平等。庄子却更进一步，与物都平等了。仅是平等，他还以为未足，他以为“是非之心存焉，尚是不平等”必要去是非之心才是平等。庄子临死有“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一语，是他平等的注脚。」这是章太炎对于仅仅在人际之间平等的限制的认识，他要突破的正是这样的限制。因为这限制恰恰就是近代的代议制国家的基础，他所说的“四惑”（公理、进化、惟物、自然）、“五无”（政府、聚落、人类、众生、世界）所赖以建构的基础就在于名相，而这个关系本身恰恰是解构了事物的独特性。所以章太炎认为《齐物》、《<逍遥>所讲的自由和平等，实际上讲的是绝对意义上的平等，而法律类的平等，政府之内的自由等等，都不是最终的自由平等。对于这样一种绝对自由，「最可畏的并不在相，只是在名」，所以要先破名言，是非善恶就不能立，名相不除就会有形器，有了形器，形和名之间相互作用就有分别和等级，然而「体非形器」所以拒绝将「体」理解为一切宇宙内的存在者，就是实体化的本体。拒绝在对待化架构下理解体，体非形器意味着无上无下、无大无小、无内无外、无善无恶、无爱无憎、无你无我，这就是自在而无对的绝对平等。理绝名言，就构成了对任何以公理名义出现的规则的拒绝。所以在齐物平等的条件下，不存在善者改造不善以归于善的理由。这里隐含着汪晖他在《现代》那本书当中，讲的「以道观之」的某种超越论视角，这是某种心观、某种道观，但到了《世纪的诞生》里面，他对此加以限定，认为章太炎的说法，本质上是一种「没有本体的本体论」。

「没有本体的本体论」这就跟现象学家胡塞尔所讲的「没有上帝的上帝」，跟唐纳德•德沃金（Ronald Myles Dworkin）所讲的“没有上帝的宗教“「religion without god」相通，类似的学者还有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马里翁（Jean-LucMarion）等等，他们在尼采1880年代宣称上帝之死的“虚无时代”（PeterWatson一本书就以此命名）寻求一种没有超越者的超越，维系了超越性的视角，但却避免了超越性的实体化。可以从这一视角来理解没有本体的本体论。这样一来绝对的自由和平等与一切自由的制度构成对立两极，一切体制化的制度、一切科层化的制度、制度化的建制，都在章太炎的批判之下，也就是说他们都具有凝固性、现成化的意义，而在这个变化不息的流动世界当中仅仅具有临时性的意义，所以这就要求一种变化的哲学。**在《庄子》里面宇宙是“化则无常”的，人则是“与化为人“的，人和宇宙都是变化之流中。但是可能汪晖和章太炎没有强调这种变化的首出性，但他强调了绝对自由和平等的解放的功能，即从名相及其体制化形式当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对多样性、歧义化、多元化、混杂性予以尊重。自由与平等最终落实的作用层面不再是集团、集体，不再是某种建制化的体制，而是个体层面。**对于章太炎而言，一切社会化与政治化的秩序和体制性秩序，如果不能够落实到个体上面，它都是非法的。关于这一点可能也是古典思想跟左翼运动很大的一个区别，左翼运动更加强调的是社会、国家、政治、文化的秩序；但是对古典思想，比如说像章太炎，庄子还要把秩序跟一个人的安身立命关联在一起。对于不平等自由的革命，最后只有到个人的独特性的充实和实践当中才有它的意义。

当然讲齐物平等将人与万物的平等或者将人纳入物的范畴，并非取消人物、物物之间的差异，而是将差异视为平等的前提。因为对汪晖来讲，人与物的不平等正是人与人不平等关系的倒影，这样的人与物稳定在一种等级性的关联式结构当中，同时意味着将人和人的关系控制在与之相应的不平等结构当中。

其次就是社会领域中的不平等的关系是由言说、命名和心缘构成的，一旦将这种关系本质化，也就等于将物抽离其独特性，而将其功能当成物的本质，也就是形成了一种功能主义的、效用主义的对物的理解，而这种对物的理解落实到人身上，也会把人有用化、效益化，所以人自身成了一个资产和资源，成了被使用的对象以及被开采的客体，或者说成为这种开采的活动本身，都会导致人的自我异化的实践。所以只要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效用观，人与物被建构于主体与客体，客体被编织在有用性的链条当中，形成价值、客观上的不平等，这样一来必然会关联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所以有用性的逻辑与关系性的逻辑的互构，它的一个可能前提就在于名相秩序，所以章太炎要求「理绝名言」，然后才能够重新提供事物自身的出场，才能为改变不平等的世界提供一种新的视野。这样一来就要超出一种目的性、有用性的逻辑。人也就不能够仅仅作为一个生产者、劳动者和消费者，来建立自己。「齐物平等」并不是假设的理想状态和推理过程，而是一种政治过程，它要求观物方式的改变，去除观者以主体性姿态对物的价值的强加，价值强加的结果一样是实质不平等的产生。

**与名相关联的种族主义、国家主义、政党政治、民族国家、历史规律，认同承认、普遍与特殊等一切意识形态的生成逻辑，扫除名相或者作为意识形态剩余物的宇宙，则是能够呈现大千世界中芸芸诸物的无限丰富的独特性。所以对于齐物平等的强调，与十八世纪以来的意识形态的泛化有关。因为意识形态拒绝提问、拒绝教养，构成一种强大的动员的力量，把所有人卷入某种系统性的架构之中。**正如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所说，一切意识形态都与终极关怀没有关系，它不能安顿个人的身心。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有一个观察，他讲一切意识形态都来自于西方，一切伟大的宗教都不是来自于西方；沃格林（Eric Voegelin）认为十八世纪以来的西方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兴起并形构现代人的灵性病理的时代，直到现当代仍然面临着意识形态的挑战，只要意识形态还以支配方式无所不在，那么教养、精神，真正意义上的文明都会受到挑战。从这个角度来看，意识形态所提供的人为设定的价值正是章太炎在名相当中所解构的东西，这一点也可以与施米特（Carl Schmitt）「价值的僭政」、云格尔「价值阙如之真理」关联起来。这些最后都导向对于政治与社会过度动员之解构，这个无所不在的动员，甚至采用了“非动员的动员”的内卷化机制，构成我们置身其间的组织化社会、动员社会中人的基本处境，它表面上强调个体，但实际上是把个体原子化，把个体抽空变成社会的成员。**最终我们发现表面上强调差异、强调个体的现代社会，制造的却是同质化、均质化、平均化的原子个体，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名相化了的个人。在认同和承认政治，独特性只能作为差异性的、同一性的反面被建构、被忽略，这样一来，最后就没法摆脱这种同质化、均质化的危险。**比如说精神分析学家荣格就曾讲，我们整个现代社会无法抵抗把个性化为平均人、化为社会和国家之单位的危险。这种危险，根源于通过建立一套名相秩序来征召人的现代体制。

**「齐物平等」引入自然，自然是一种名相所无法穿透的领域，所以通过自然的引入才能够克服平等内涵当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克服平等内涵当中人为价值化的倾向，不再将平等限制在政治社会内部，而是以物观方式提供对人的平等的反思性视角，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落入「齐其不齐」的窠臼，而是以「不齐为齐」，也就是把差异性作为平等的前提和基础。**这样的平等才回到事物自身，而各种基于名相的平等，最后只能回到概念化、名相化的人，他不能为个人所想，只是对个人进行征召。于齐物多样平等在生态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层面的运用，就是尊重物，包括人和社群的多样性与独特性作为平等内容，同时任何与「群」相关的政治过程，只有在各个不同「独」的肯定上，才能获得正当性，所谓“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小群，大群之贼；大独，大群之母”，这就如同郭象讲的独化和互有、对生一样，所有的事物都是独化的，但所有的事物又是相涵相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固定的界限，所有固定的界限都来于意识对形体的执着、名对形的固着。

对于齐物平等的意义，汪晖主要讲了两点，我看由于时间关系就先忽略了。**从齐物平等处理跨体系社会的最佳例子——民族区域自治，这是中国对待少数民族的制度。这个制度在很大意义上跟清代处理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具有继承性，具有历史连续性。**简言之，在汪晖看来可能只有以差异平等与齐物平等才能够解决跨体系社会的平等问题。另外就是跨国境的平等问题，这就是跨社会体系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现在所有对平等的讨论都限制在民族国家之内，所以就会导致一个问题：民族国家内的民主从未阻止西方民主国家对其他民族和国家进行殖民侵略和霸权，所以民主恰恰与殖民与入侵的动员机制有无法分割的关系。在全球化条件下，民主、平等与民族国家的循环逻辑，常常以剥夺其他国家的资源和劳动力为前提，所以这样一个民主国家内部的公共性反而成了梁漱溟所谓的“大范围的自私”，表面上是一种公共性，但是实际上是一种自私，章太炎所谓的“个体为真，团体为幻”与对这一点的认识不能说没有关系。

另外，汪晖则提到在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下，文化多元主义在西方的失败。汪晖似乎提示可以用「齐物平等」的方式来解决。

以上我讲的很大的程度上在于呈现汪晖老师的叙述，我想把它的要点呈现出来，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中间或许有我的一些消化，错误之处当由笔者负责；至于以上所讲汪晖思想的引文出处等，不再注明。也感谢赖老师、莫老师给我一个重新学习汪晖的机会。

​

**本文原载《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原题为《汪晖“齐物平等与跨体系社会”的天下想象》。**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